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

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崇道为本的统治思想

赵佶(1082-1135年)出生于元丰五年的宋宫里，其生日正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其母在怀他之前，其父神宗曾去秘书省赏阅南唐李后主的肖像，生赵佶时，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使后来的宋徽宗“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这虽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但却暗示了赵佶的命运与李煜何其相似。赵佶是宋代第八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五代孙，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哲宗赵煦的弟弟。元丰八年(1085年)，三岁的赵佶被封为宁国公，后又被封为遂宁郡王。元祐八年(1093年)，赵佶被封为端王，时年十一岁。《宋史》贬斥他为人“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为政“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为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从政治到艺术，给予彻底否定。

事实上，宋徽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客观地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这时的宫廷绘画获得了空前的业绩，妥善保存、著录了一大批历代先贤的法书名画。作为一个宫廷文化的管理者和一个艺术家，他充满了睿智和才情，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艺术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宋徽宗重在管理宫廷文化机构而忽略掌管国家社稷，以宫廷艺术的进展代替民族兴旺，必定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而这正是宋朝长达一个半世纪片面“文治”的结果，“文治”的极端化必然会出现弊端，即“艺治”削弱了政治。

徽宗登基伊始，在物质享受方面，找到了“丰亨豫大”的理论，曲意引用《周易》之句“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鼓吹当今已是太平盛世，君王应心安理得地尽情享受天地物华。他采取崇道抑佛的国策，特别是在政和末至宣和初，他听信林灵素妖言，诋毁佛教，“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赵佶的治国思想主要来自于道教，深信崇仰道教将会给国运带来转机，他常常身着紫道袍，被奉为“教主道君皇帝”和“道君太上皇帝”。他编撰道教历史书籍，如一部《仙史》收录五万名道，刘混康、王老志、林灵素等道士相继受到他的恩宠。他的治国之策大多来自于妖道们的呓语和妄言，如政和七年(1117年)，一位道士向他献计：将宫墙外东北部的地面增高，必有多子之福。于是，赵佶在那里堆成一座万岁山，完全按照道教八卦所列的艮方叠土数仞而成，故更名艮岳，耗时六年之久，靡费国资不计其数。艮岳占地方圆十余里，其间除营建了许多亭台楼阁之外，还命童贯、朱勔等奸佞之臣操办花石纲。童贯早在崇宁元年(1102年)就已奉诏在苏杭置造作局，拥有千余名各类艺匠为宫廷制作器用，取材十分昂贵，如象牙、珠玉、犀角、金银等皆为寻常之料。四年后朱勔又奉旨领苏杭应奉局。他们专事花石纲之职，将从苏杭等江南名胜之地掳掠来的奇花异草、怪石巨木等用纲船运至京师，故称花石纲，有些花石体积庞大，朱勔责令搬运夫们毁墙上路、拆桥过河，引起受害地区人民怨声载道，由此引发了浙西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大量的花石在艮岳里浓缩了庐山、天台、雁荡、三峡和云梦等地的自然景观，景观中豢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徽宗曾作《艮岳记》赞赏不已：“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除此之外，他还营造、修建了规模与之相当的延福宫、宝真宫、龙德宫、九成宫和五岳观等道教宫观，用石累以万计。这些巨大的营造工程为宋徽宗提供了行乐、赏玩和搜寻创作灵感的场所。

为崇道服务的艺术观念

徽宗的绘画活动不是孤立的，与道教、儒教建立了密切关系，要把他的绘画活动与他所进行的道教活动联系起来。他处心积虑地寻找花石纲和各种祥瑞之物，其目的有三：首先是出于满足帝王的占有欲;其二是为了寻求国家的祥瑞所在，以此稳定朝廷、安抚民心，恰如邓椿所云“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其三是为他的绘画创作提供素材。

徽宗的大部分“政绩”就是他精心绘制的诸多祥禽瑞草。徽宗在赐宴时，常常向群臣宣示新作，昭示国运将临，如政和五年(1115年)，他向赴宴者展示《龙翔池鸂鶒图》，群臣“皆起立环视，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足以震慑群臣。在充满了道教神仙思想的徽宗看来，描绘祥瑞之物的工笔花鸟画不但是艺术创作，而且是祈祷国家和民族福祉的独特形式，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对此，他迷信至极。他要在大自然中发现那些预示国家运兆的祥禽瑞草，并把他们图绘下来，集腋成裘，永世珍藏。这些被精心描绘下来的祥瑞将会给他的统治带来信心，从中自我陶醉。如端门上空的白鹤、玲珑石上的瑞草、芙蓉枝头的锦鸡、杏花枝上的鹦鹉，等等，使徽宗和臣子们沉浸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国运”幻境里而贻误了多少战机!

徽宗是一个具有一定创意的师古主义者，他的艺术观念统治了北宋后期的宫廷画坛，影响了八百多年的花鸟画写实手法，其绘画观念集中在《宣和画谱》中。他认为构思要能够引起观者的遐想，余韵无限，强调绘画传自然之神。他对艺匠的绘画要求是写实至真、细节毕肖，对宗室成员的绘画则更加注重笔墨意趣。他将道释绘画尊为十门之首，尤其是在《宣和画谱》里将道教绘画排在佛教绘画之前。他认为，有志于“道”者，不能忘却“游于艺”，但《宣和画谱》著录最多的是花鸟画，录有2786幅花鸟画轴，为各画科之冠。画谱中洋溢着作者对花鸟画的极度热情，把花鸟作为天地之间的精粹，称赞花鸟画有着“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的特殊功用，“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徽宗的花鸟画，可称之为“仙境绘画”，如他在政和(1111-1118年)初期，完成了巨幅宏制《筠庄纵鹤图》，画了二十只仙禽，邓椿评赏它们“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惊露舞凤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寥寥数语，如观其画。徽宗把仙鹤的动物特性拟人化，展现了典雅高洁的自然品格。

徽宗认为要强化自然物像的审美特性，如牡丹芍药与鸾凤孔翠使之富贵，松竹梅菊与鸥鹭雁鹜必见幽闲，“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他推崇的画家是：“(唐代)薛鹤郭鹞，边鸾之花，至(五代)黄筌、徐熙、(北宋)赵昌、崔白等，其俱以是名家者”，他竭力反对当朝工巧有余而殊高韵、设色轻薄却多浮艳、曲尽其态但无骨气的花鸟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