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敦煌壁画428窟(北周)《独角仙人》、85窟(晚唐)《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珠》中亦有龙的形象出现。《宣和画谱》卷一云曰：“张僧繇尝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目睛，谓点即腾骧而去。人以为诞，固请点之。因为落墨，极而龙，果雷点波壁。徐视画，人失去矣。”这是破壁而出最早记载的典籍，此时，笔者很想借助引伸这个典故，来谈谈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创作思路问题：我们当代人是否也可以穿越时空，在古人的壁画上点笔龙睛，让它动起来、舞起来、响起来、奏起来、并使之好整以暇，，震耳欲聋，夺魂摄魄，极富活力呢?新时期33年以来，甘肃省歌舞剧院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较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公元4世纪(前秦建元2年)一直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佛教信徒与地方官僚，豪强等先后在鸣沙山东西断崖造像，到唐代已多达1000多个窑龛，于是莫高窟的千佛洞形成了。1700多年漫长而热闹的岁月过去了，紧接而来的是从明代开始的数百年的荒凉冷寂，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接踵来到这里。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文化掠夺。他们把保存在这里的许多剩卷，文书，佛画以至壁画、彩塑盗走，敦煌又迅速地驰名于全世界，国际上出现了一门专门研究敦煌文物的学问——“敦煌学。在旧中国，敦煌即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一种耻辱。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的敦煌艺术开掘、整理、搜集、研究工作真正受到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探讨敦煌艺术，在新的大背景、大视野中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以时代趋势相一致。如何珍视这个问题，其来有自，这对于保护抢救民族民间文化、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我们甘肃的文艺传承、发展、创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监守根基 慧观舞翩
敦煌壁画是丝绸之路文化重要根基。甘肃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从东到西绵延数千里，是丝绸之路沉淀最厚重、最丰富的地方。我过古代自佛教传入以后，便出现了佛教题材的绘画。佛教画的形式除了画在绢帛上的卷轴形式而外，更大量是画在寺庙，石窟墙壁上的壁画。保存到今天的几乎是石窟壁画。而我们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则是我们驰誉全球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地处沙漠，气候干燥，保存到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千年开窟的洞窟490余个，其中壁画面积有4.5万多平方米，若以一般人的高度把它们一一联接起来，长度可达30公里，若要仔细浏览观赏，那得须近年累月的功夫!
每个洞窟就是一个庄严华丽的艺术净土，窟项题材虽然大都出自佛经，但作者却是在中国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根据自己对观察生活的感受，适应广大群众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要求，经过再创造而成。因此，莫高窟的佛教洞窟壁画，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明显的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气息。时代风貌和民族特色，从而构成了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在西北地区千年间发展的“编年史”，是研究我国绘画发展的以及中外艺术交流的一套无比宝贵的标本。
壁画中很多群像组成的“说法图”或佛“本生故事”画，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就是佛教经典中把印度民间流传的种种舍已利他的善行故事，附会成佛祖前生的事迹，如《尸毗王割肉贸鸽》、《萨捶那王子舍身喂虎图》、《九色鹿王涉水救溺人》，这些北朝时期故事画主题，大都是宣扬绝对慷慨地牺牲自己以满足凶恶，贪婪，不义的对象的需要，集中反映了在那战乱频繁，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空前严酷的年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消极，悲观情绪，对慈悲善良，舍已为人的精神的向往赞物，也是对暴虐贪婪的统治阶级的间接批判。用绘画手段把佛经中文字描述的乐土景象的故事演变为可视的艺术形象，称“佛经变相”也简称“经变”。经变画除了立佛、坐佛、圣众眷属，前景依例是一天女反弹琵琶而舞，或两天女对舞，两边两排伎乐天伴奏，祥云密布，花雨纷呈优雅清净，俨然一派艺术家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可能想像出来的最为理想美好的境界。壁画中亦有从多世俗人物，即供养人像。供养人中不乏达官显贵，他们让画工把自己和家人的像也画在佛像的旁边或洞口两侧壁，并题上自己的官衔、爵位、姓名。比如《张仪潮出行图》，把唐节度使大人浩浩荡荡的出行队伍也画在洞窟的墙壁上。这些作品，除了艺术价值之外，对于考察唐代社会历史情况也是一个佐证。
近些年来，国内外形成的“敦煌学”和“丝绸之路文化学”非常盛行，而千佛洞的壁画正是这些学科的奠基石，无疑也是对甘肃音乐舞蹈大发展，大繁荣的巨大助推力。
《丝路化雨》开启了中国民族舞剧的一部新的里程碑，成为我引以为自豪的甘肃名片，全体编创、演职人员，不愧是敦煌文化的的记录者，承戴者和传播者。经典舞剧《丝路花雨》是以中国大唐盛世为历史背景，以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编织了一曲古丝绸之路上的友谊之歌。它的主题积极，歌颂友谊，赞颂开放，鞭斥邪恶，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且题材新颖，浓墨重彩，巨幅画卷式地展现了敦煌艺术的特殊魅力，由此引发了“敦煌舞派”的兴起，丰富、拓展了中国古典舞的园地。在1979年编创初期，甘肃省歌舞团的编创人员不辞劳苦，数次进入敦煌莫高窟，背着干粮袋，手执电筒，跑遍了400多个洞窟，考察了诸多有关壁画、雕塑、摹绘了百余幅线描图，仔细研究琢磨各种舞姿，全力使这些静止的造型式舞姿复活成为有生命，有情感的舞蹈动作。遵循着一个信念，就是用具有独特风格的“敦煌式”舞蹈，让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动起来，舞起来，奏起来，用以表达舞剧的主题思想，情节和人物。甘肃歌舞剧院的编创者通过观察，琢磨壁画中展现的各种优美、矫健、丰富、多姿的舞式，从中体会其韵律，风格，研究如何动，是向上、向下，是向前还是向后，是旋转的准备动作，还是正在旋转过程之中，根据壁画静止的姿态，寻求其动的趋向，追求舞姿形成之前的动态或所能变化的动向等等，从而编创出各种舞蹈语汇的组合。如英娘的“反弹琵琶”就吸收了敦煌壁画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五代多幅经变画伎乐天反弹琵琶，琵琶半遮面等舞蹈造型。尤其可贵的是，在从敦煌壁画舞姿中溶化其内在的韵律的同时，摸拟，实验并创造了一套塑造舞蹈人物整个身体——头部、变化多姿的手形、双臂、胸、腰、胯、腿、脚形的运动规律，从而发现了敦煌舞蹈“S”型的舞蹈动作。从而产生了《丝》剧中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以及富于表现了的造型、组合、舞技，使人耳目一新。甘肃歌舞剧院院长、省舞主席陆金龙同志，在讲述他们的创作体会时，深有感触地说，坚守敦煌这个文化根底，说穿了就是慧观。慧观而活，它的前提是挚爱、坚守的恒心。“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末知，而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之慧观”。慧观就是熟读、精读，慧观之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观一画，专取一个注意点，再观之，另一个注意点也冒出来。创作舞剧《大梦敦煌》的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兰州市歌舞剧院长苏孝林同志亦有同样的感悟，他们共同的经验之谈，堪称是创作中的睿语珍言。
作为敦煌文化的记录者，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前仆后继，不断吸纳、改编、创新。省、市歌舞剧院数十年的创作经验，给人以非常深的启示：继承和创新是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不是相互对立，而是 相辅相成的，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继承。重于师承前辈的传统谓之继称，而传统继承下转化为更新演进称之创新。他们没有把敦煌壁画完全看成的僵化的“化石”，而是从其窥探出令人神往的丰富内涵和特征，这个内涵和特征就寓含着“活态”的东西，要保持这个“活态”，就必须创新。试想，如果没有30多年前的那些编创人员对敦煌文化的发展创新，《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它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不可能发生的。
破壁而出 不同凡响
历史让敦煌壁画凝固为一个文化符号——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永恒象征。成为丝绸之路的绚烂史诗。作为甘肃艺术宝库的珍贵资源，舞剧《丝路花雨》享益中外，久演不衰。甘肃省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又将目光投入到敦煌音乐的深度开掘上，对莫高窟遗存下来的敦煌古谱进行破译，复活壁画上的古乐器，对它们从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音乐学等多方面价值尺度的准确拿捏把握，30多年来一直持之以恒在“逐梦”敦煌音乐。而今年三月四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登台亮相的大型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则是一部开掘研究敦煌音乐，丝绸之路和民族音乐基础的甘肃原创音乐。它的旋律就很有色彩性，充分运用了敦煌壁画中浓彩艳墨，充分再现了壁画中宫庭乐舞的华彩，艺术家们的借助于敦煌古乐谱，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音乐和民间音乐，音乐素材都源自“敦煌壁画”和丝路传说。第一乐章《西凉乐舞》取材于莫高窟220窟，第二乐章《月牙泉》取材于敦煌名胜古迹，第三乐章《将军出行》取材于莫高窟156窟，河西节度使《张仪潮统军出行图》，第四乐章《集市》取材于榆林窟25窟，第五乐章《飞天》取材于莫高窟161窟。乐由《莫高风铃》和最后一个乐章《敦煌赋》则是对赃藏壁画宝窟所在地，及其九间楼的风铃的诗意的，神性的捕捉。壁画上所有的乐器、所有的蒙尘已久的古乐谱，所有演奏的伎乐，都在我们艺术家的开掘下，破壁而出，交响礼赞。笔者十分荣地曾受邀专程观看了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敦煌音画》的盛大演出，谢幕后百名国乐演奏家们被观众雷鸣般激烈地掌声三度要求返场，加演乐音中经典段落，其震撼力可见一般。应该赞念交响乐策划者组织者们的博大的艺术胸襟，采取强强联合，特邀了四位我国著名的音乐家赵季平、景建树、张坚、韩兰魁先生担纲创作任务。这四位在中国民乐乐坛举足轻重的巨擘对敦煌壁画与敦煌音乐早就情有独钟，先前也都创作过反映敦煌的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可以说，敦煌文化对他们的熏陶已值根于心，这一次，四位著名作家受聘创作任务以后，又在敦煌深入生活一个多月时间，他们以听觉艺术特有的想像画面全景式展示敦煌艺术，他们与我们甘肃歌舞剧院的艺家的合作可谓是珠联壁合，完美至极。甘肃省歌舞剧院组织主创演奏的《敦煌音画》民乐门类俱全，二胡、高胡、平胡作为主体协奏，品臻极乘，低音部也又有贝司大提琴等西洋乐器的吸收，且有许多早以失传的古乐器的开掘恢复,又以法号等宗教乐器加以烘托，不仅主题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而且内涵丰富，气势磅礴，古朴的音乐语言中不乏新颖之声.这个大选题的创演积累的成熟经验应是值得重现的，至少，它给传统的创作观念方式，思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再度引起人们对民族乐队作品创作的整体思考和启迪，促使我们甘肃的艺术家们努力追溯它的更深邃的美学品质，致使我们民族管弦乐的创作演出走向世界，走向万邦仰目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音乐圣殿，如果说，敦煌壁画，已经滋养和磁引出敦煌舞派，敦煌乐派，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有望期待，只要我省文艺家们立足本土，把敦煌艺术仰之弥高，受之如玉、行之有效，也依然可以打造出敦煌画派、敦煌书派、敦煌文学派的一片春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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