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的这次敦煌之行之后张大千的画风大变，出现了艺术上新的升华。这段经历、这份情缘，在以后的岁月中，伴随了张大千的一生。
另外，张大千在敦煌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包括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汉简……
这些宝贵的敦煌文物，他在离开时，都交给了来筹建“艺研所”的常书鸿。他还把两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研究和考证资料也留了下来，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
从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萌发了敦煌之梦开始，到达敦煌之路经历了千辛万苦。但张大千第一眼远远地看到莫高窟山崖时，就被那种苍凉震撼了:山崖上数不胜数的洞窟，分明就是一幅神奇的巨幅长卷。
刚刚安顿停当，张大千就急不可耐地去踏看壁画。莫高窟共有480多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和近5万平方米精美的壁画。他和范振绪攀悬崖，穿洞道，一连5天，沉醉在洞窟里的壁画和彩塑间，仿佛来到了真正的佛国艺术天堂，激动不已。
令他吃惊的是，莫高窟的壁画比他想象的要多上许多，佛像、佛教故事画、神话和经变画、飞天、装饰图案、供养人画像以及众多的彩塑尊像等等，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让他眼花缭乱。但由于洞窟年久失修，崖壁许多地方都坍塌了，不少洞窟被沙埋和风蚀，破损严重……
在带人做了清理和补修加固，并为洞窟做了编号后，正式的临摹工作开始了。张大千亲手先行勾临素稿和画面的主要部位，其他人描绘细部和敷色。他们用的材料主要是宣纸、白布和绢，其中白棉布是青海喇嘛们画唐卡的材料，热贡画师做了特殊处理，特别好用。喇嘛们带去的印度和尼泊尔矿物颜料，也出现了令张大千惊喜的敷色效果。夏吾才让还为大千画素稿重新烧制了极为精细好用的小炭条。张大千发现，请来的这几位喇嘛画师还真“神通广大”。
莫高窟因为在沙漠戈壁之中，天气多变，日夜温差很大，白天酷热难当，入夜却冷得让人发抖。而且，洞内洞外温差十几摄氏度，在里面作画阴冷潮暗，待一会儿就得出来晒太阳恢复体温。但面对瑰丽宏阔的敦煌壁画，大千狂喜不已，恨不得把它们全都临摹下来，所以每天带着学生们早出晚归，在洞窟里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而且没有一天停下来。在选临完成了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马上寄回成都举办了一个《西行纪游画展》，并写信给亲友，大加赞扬敦煌石窟艺术和这里丰富珍贵的文物。
转眼间夏去秋来，10月的一天，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敦煌视察，见到因劳累和营养不良而形容散乱、面色憔悴的张大千，说:“大千先生受苦了，你和李丁陇的话周伯敏已经告诉我了，我这次亲自来考察，看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张大千忙说:“有劳于老长途跋涉，莫高窟保护有望矣!”他陪于右任在莫高窟踏看了整整一天，并在汇报中再次恳请于右任早上提案，建立机构进行管护。果然，两个月后，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又经一段酝酿和筹备，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功不可没。
入冬，莫高窟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他们仍然不肯停下临摹工作，每天要在洞窟里工作上几个小时，颜料冻得不能上色，他们就用炭精棒突击画素稿，待天暖了再去敷色……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还三去附近的榆林窟，那是敦煌艺术窟群的另一个大石窟，有北魏时期的大量精美壁画、唐代的经变图巨幅杰作和西夏时期的壁画代表作……是敦煌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第二次去时，用12天时间临摹了第25窟(大千编号为17号)的巨幅经变图;离开敦煌前第三次去榆林窟，他们在一个半月内临摹到60多幅原大临作，成果卓著。
在敦煌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和他的学生们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共临摹各个时代的代表性壁画作品近300幅，幅幅为呕心沥血之作，并获得大量白描素稿和图案装饰资料。回川后，大千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敦煌临摹白描画》3集出版。1944年1至3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轰动一时。他的临摹作品，为后人敦煌壁画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参照。1963年，莫高窟在进行大规模维修时，就曾借取张大千近200幅临摹壁画作为参考之用。
1948年12月，张大千在香港举办大型画展，就选了不少自己感到得意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入展，引起人们特别的兴趣。他的意图很明显，要让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人见识敦煌艺术。
次年9月，印度方面从香港画展得知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和丰厚临摹成果，特邀他去办画展。这正合大千之愿，因为还是在敦煌时，他就想弄清敦煌壁画与佛教源头印度绘画艺术的关系，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印度。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要求，带了多达56件敦煌临摹壁画去印度。敦煌壁画的第一次出国展览，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出国前，大千叮嘱其妻曾庆蓉和儿子张心智，如他此去回不来，就将家里所剩的200多幅敦煌壁画交给政府。其实，此前不止一次有人向大千高价收购，但他都没舍得出手。后来，这批壁画由曾庆蓉与张心智交给了四川博物馆，圆了张大千的一个心愿。
在新德里办展后，大千在印度巡游了3个月时间，对印度的壁画和其他绘画进行了深入考究。他发现，石窟这种佛教寺庙形式起源于印度，莫高窟引进了这种形式和佛经故事的内容，但敦煌壁画的绘画技法基本仍是中国的传统画法，后经千余年历代中国优秀画师和工匠的创作积累，才形成了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敦煌艺术。他的这种诠释，对后来认识敦煌艺术的价值和开展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62年，张大千重游日本，在居地横滨“偕乐园”结识了秘书小姐山田。初次见到山田小姐时，山田身着和服安静地坐在地板上，大千仿佛看到了20年前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仕女，那雍容华丽的衣裙，那高贵娴雅的气韵，一下子触动了大千内心深处的那个敦煌情结，他心游万仞想到了敦煌，仿佛又回到了敦煌……
张大千后半生行游世界，去过二三十个国家，举办过近两百次画展，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每次办展时，他都不会忘了展示他珍爱的敦煌壁画，因此可以说，张大千是在国外展示和宣传敦煌最早的人。
在国外，张大千还十分注意搜求流失的中国文物，对心仪之物哪怕花重金也要把它买下来。1952年，他偶遇流失在国外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便毫不犹豫地用重金买下来，之后转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珍贵的敦煌文物，在北京进行“特展”之后，重又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1963年，他又托人把从国外费尽心血花重金购得的3幅中国稀世之宝:五代南唐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和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送回祖国，并分文不要。大千身在域外，心在祖国，情在敦煌。
张大千久居异域，思乡心切，于1977年5月偕后来的夫人徐雯波等家眷回到台北定居。1982年，一位深知大千心愿的美国朋友从四川回来，送给他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令他潸然泪下……大千这时忽然产生了重回一趟故乡之念，而且有愿再去一次敦煌，可惜他次年溘然长逝于台北，这一大愿未能实现，成为终生至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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