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汉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甘肃不仅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第三次赴中亚考察，在敦煌、酒泉长城沿线挖掘了3000多枚汉代简牍，揭开了上世纪初简牍大量出土的序幕。上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的居延一线包括今天的酒泉金塔和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汉简10000多枚，是当时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大成果之一。

　　1959年，武威磨咀子《仪礼》简和“王杖十简”发现，是古代典籍第一次成册出土。1972年到1974年，居延考古又以新出20000多枚汉简而引起世人的再度注目。1979年，离敦煌95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00多枚，为我们研究玉门关位置、西域诸国以及丝绸之路提供了新材料。上世纪90年代初发掘悬泉置遗址，在一个遗址上一次就出土23000多枚汉简，被评为当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汉简73600多枚，而甘肃就出土60000多枚。除了汉简外，甘肃还有天水放马滩的秦简，以及河西一些地方出土的魏晋十六国简和唐、宋吐蕃简;除汉文简外，还有佉卢文简、吐蕃藏文简等。

　　甘肃汉简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丝路贸易、文字书法、科学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汉简中大量郡县官职的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中官职资料的不足;诏书律令的出土为研究秦汉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经济资料的出土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地租、赋税形态提供了新证据;汉简中保留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典籍有的为我们提供了汉人与今不同的新版本，有的则是亡佚了几千年的古书;汉简中西北障塞防御体系、屯兵戍守、军队布防的详细记录是当年国家统一强盛的反映，是研究军事史的珍贵史料;汉简中关于西域各国的详细情况以及对中亚、西南亚、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记载不仅是研究西域各国早就归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古代中国同中亚、印度、伊朗、罗马等商贸往来、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汉简中对月氏、乌孙、匈奴、羌等少数民族的记载，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国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才开拓建设了我们美好的家园;有关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用方面的翔实记录，提供了两汉时期西北社会生活及民俗风情的方方面面;大量的邮驿资料、交通车马方面的记录，为我们显示了汉代邮驿交通方面的生动景象;文字书法的再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小篆、隶书、草、行、楷各种书体的产生和流变，同时还是今人研习书法艺术的实物范本。关于历法、算术、医学等方面的古籍，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

　　甘肃的汉简是我省古代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以最生动、最具体的实物形态记载了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使人们在可见可感中体味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文字载体和书写材料，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促进了各学科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在中国文字发展和书法史上，它代表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文字以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重大的艺术价值和文字学意义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作为行政和军事文书的原始档案，它的出土地大多是当年的边防要地、军事要塞和重要的行政机构，而这些地方作为文化遗址又成为吸引海内外人士参观、凭吊、寻古、探险的旅游胜地，汉简和遗址相得益彰，为之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成为激发、吸引中外人士向往甘肃的文化原典;甘肃汉简以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从整体上展示了古代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进取、勤劳、智慧的文化品格，挖掘和弘扬其中的精神品格，是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的精义所在;在对外开放的今天，甘肃汉简以巨大魅力吸引着海内外人士，是我们可以走出国门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特色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