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被称为“汉简之乡”，全国百分之八十多的汉简都出自于此。其发现数量之多，时间之早，都属罕见。以甘肃汉简为代表的西北汉简与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共同被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然而伴随着简牍大省的荣耀，也一直未能摆脱“百年惊世发现难进展，甘肃简牍学研究陷入冷寂”的尴尬。
近日，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整理编辑的《肩水金关汉简（贰）》、《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正式出版，希冀在打破简牍学冷寂尴尬的同时，也重新燃起各界对西北汉简的关注……
1 学术成果，结集出版
近日，《肩水金关汉简（贰）》、《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正式出版，这是继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壹）》之后，甘肃在汉简整理与研究上的又一大成果。
《肩水金关汉简（贰）》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共同整理，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收录金关汉简2334枚，为研究两汉时期河西四郡的军事防御、民族关系、屯垦戍边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资料。
肩水金关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一处出入关卡，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必经之地，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北部。早在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年轻的考古学家瑞典人贝格曼曾在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在二十九处遗址发掘出土汉简一万多枚，其中肩水金关出简850余枚。四十多年后，考古又有了新的进展，1972年至1974年，由甘肃文物部门主持发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第四燧以及肩水金关遗址再次取得重大收获，其中前两处所出汉简8400多枚，分别由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了释文简装本和图文精装本。而《肩水金关汉简》将收录的，就是第三个地点所出的汉简的全部简影和释文。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德芳介绍，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于1973年7月至9月，历时75天，获得的汉简仅有编号的就达10661枚。发掘结束后的初步整理和释文初稿是由初世宾主持，以此前甘肃省博物馆成立的简牍整理研究室为依托而于1975年完成。
此后，关于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2010年，在遗址发掘30多年后，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立合作关系，决心完成肩水金关汉简的最后整理和出版。
据参与整理工作的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肖从礼回忆，《肩水金关汉简（壹）》是在2011年4月开始扫描和进行拍照的，7月开始做释文。整理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拍摄照片，用最清晰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照片，把原简原貌和文字信息最大程度地呈现给读者，以及再度过滤和修订释文，力争把错释和漏释消减到最低程度。
2012年年底出版的第二卷。2012年5月28日开始，甘肃方面的张德芳、初世宾、何双全、张后民等9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刘绍刚、胡平生、李均明、杨小亮等人齐聚一堂，将红外图片投影到幕布上，与释文进行逐条核对，逐字释读，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便集体讨论，去伪存真，至6月3日，终于基本完成。此后，又由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核校。10月下旬，在最后一校后，《肩水金关汉简（贰）》终于付印，年底面世。
2 实地考察，感知边陲千年脉动
《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则是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2011年8月，在与首届相隔达20年后，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学者共提交论文100多篇，内容以西北汉简为主，清华简、楚简、秦简等都有所涉猎。肖从礼介绍，此次结集的论文都是原创首发，学术水准很高，大多是近些年简帛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基本能代表简牍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里面囊括了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等论文。
实地考察论文集是简牍学者们于2006年、2008年分别考察居延、敦煌两地汉塞烽燧汉简出土地的成果。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杨眉曾经参与居延实地考察。她说，2006年6月，一行十几人从兰州出发，转战嘉峪关至额济纳旗，踏戈壁、迎风沙，甚至曾经历了车轮陷于沙层之中只能趴下拿手往外挖的窘境，然而每到一个地方，大家仍然十分兴奋。
通过实地考察，他们对汉代的烽燧布局、组织系统有了现场感，对简文记载也就多了些直观的理解和感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完全明白那种感受。”她说。
肖从礼考察的是敦煌，他们顺着疏勒河，沿烽燧线一路向西，先后到了马迷兔、凌胡燧、广武燧等地。他清楚地记得，凌胡隧离罗布泊不远，遗存下来的烽燧还很高，台阶仍在，还很光滑，站在那里，仿佛几千年前戍卒登台瞭望、据关守边的场景纷至沓来。“现在是沙漠的地方，汉简中还有发过洪水、戍卒被淹死的记载，有个地方我见到还有一大片开着花的芦苇，可以想象到两千年前这里的生态环境和戍卒的生活。”他说，“有时候不能不说是奇迹。就裸露在地表的有些汉简，连封缄上的印泥也都还辨得清字迹，可能是因为气候干燥，但毕竟是几千年的岁月。”
实地考察结束后，他们将路途碰触出的灵感等凝聚在文字中。肖从礼写作的便是《敦煌汉简，〈风雨诗〉考》。
3 西北汉简，学途征程精英荟萃
张德芳在《西北汉简一百年》中记述：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开始在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时期，外国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千年古迹被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8年，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
1949年以后，西北汉简在陕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陆续发现，但较为重大的发现大都集中在甘肃。如武威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甘谷汉简、永昌水泉子汉简等。2008年8月在河西走廊的永昌水泉子汉墓中出土木简600多枚，内容主要是《仓颉篇》。其中的章法和句读与过去发现的同类识字教材多有不同，为研究《仓颉篇》的内容、流传和版本提供了新资料。
西北汉简是两汉时期的原始档案，它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很多科学领域。
肖从礼说，西北汉简研究，曾一度是简牍学研究的中心，囊括了众多的知名学者和大家。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在甘肃进行探险活动，把两次掘获的敦煌汉简运往伦敦，先后交由法国人沙畹、伯希和及马伯乐整理。自汉简发现以来，几代国学大师和卓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为之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深深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走向。罗振玉和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被视为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至今被学界奉为经典。“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从一开始就由当时国内外的知名学者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如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北大教授马衡和刘复、傅斯年等。他们几乎囊括了当时学界的所有精英。”肖从礼说。
居延旧简现藏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代表研究学者有劳榦、马先醒、陈直、陈槃、邢义田等；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等现收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甘肃本土代表学者有初世宾、何双全、张德芳等，还有国内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代表性学者于豪亮、陈梦家、李均明等等。
4 打破沉寂，甘肃简牍研究写新篇
张德芳说，自上世纪初到目前为止，甘肃先后出土的汉简就达6万多枚，占中国整个出土汉简7.3万多枚的82%，因此，说甘肃是汉简的泱泱大省可谓名副其实。
并居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之二的甘肃的敦煌藏经已广为人知，而西北汉简近些年却稍显寂寂无闻，甚至遭遇了“百年惊世发现难进展，甘肃简牍学研究陷入冷寂”的尴尬。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一批简牍学研究的老专家相继退休或辞世，而中青年专家又尚未成长起来，甘肃在西北汉简研究方面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出现了日趋萎缩的局面。
肖从礼说，在经久的衰颓后，西北汉简，作为甘肃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和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渐渐获得了相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2012年，成立简牍博物馆。在原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和人才优势，全面承担起甘肃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职能。“我们希望打破近些年甘肃简牍研究的僵局，重新唤起各界对西北汉简的关注和参与热情。”肖从礼说，“这次简牍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就是一个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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