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剧是以西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河州“花儿”、洮岷“花儿”为基调而创作演出的一个新的剧种，它的诞生，为我国的戏剧百花苑增添了一朵别样动人的艺术奇葩。“花儿”剧是在原生态“花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新型的、尚待成熟和完善的舞台艺术。它采用传统戏曲与民间舞蹈相结合的表演程式，剧本的唱词以“花儿”的格律为基调，以回族舞蹈为舞蹈语汇基础，并以“花儿”为基本唱腔，以“花儿”流行地的方言为道白，以“花儿”流行地的历史传说或人物事迹为题材，具有唱、念、做、舞的特性，是一种全新的地方性的少数民族剧种，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
“花儿”剧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花儿”歌舞、“花儿”小戏的初步摸索，再到“花儿”音乐成功运用到歌剧之中，最后在这一系列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以大型“花儿”剧《花海雪冤》的成功上演为标示，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花儿”剧正式形成。“花儿”歌舞和“花儿”小戏的创作实践历史久远，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誉满神州的“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的诞生。
1956年冬，为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花儿王”朱仲禄与作曲家吕冰、舞蹈编导章新民等联手创作了“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这是第一次把“花儿”以舞台化、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为世人所知，成为中国民族音乐舞蹈宝库中的精品而盛演不衰。这对“花儿”能登上大雅之堂做出了可贵、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之后，一系列的“花儿”歌舞、“花儿”小戏应运而生。1958年，当时甘肃“引洮水利工程”工地上，临洮工区民工中的“花儿”歌手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下，以“花儿”会上拦路对歌形式为滥觞，创作演出了“花儿”小戏《拦路》。剧情虽简单短小，但音乐是由传统“花儿”曲令组成。这一尝试，引起当时在工地上劳动的我国著名诗人、“花儿”剧的主要倡导者李季的关注。他曾指出：“只要我们的音乐家能把现在流行的几十种‘花儿’曲调和传唱在甘肃民间的几十种其他民歌收集、整理起来，在音乐上给予加工提高；只要我们的作家、戏曲家和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中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共同合作，创作出各种大大小小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剧本，并给予它具有甘肃地方特色的戏剧形式，我相信，一个有着强烈生命力并为甘肃人民喜闻乐见的新剧种——‘花曲’，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舞台上。”之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剧作家、音乐家们开始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他们创作和编写了一些富有浓郁“花儿”特色的“花儿”对唱、“花儿”联唱、“花儿”弹唱、“花儿”坐唱、“花儿”小演唱、“花儿”小歌剧”等一批小型“花儿”艺术的文艺作品。如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修改上演的《试刀面》、和政县文工队编演的《四月八》，东乡县文工队演出的《咪咪情》，永靖县剧团改编上演的《怀念周总理》《赛麦赶集》《张古董借妻》《当兵的阿哥回来了》等，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诸多不足，但这些作品是开拓性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花儿”剧的雏形出现在文艺创作中。
1987年7月，《花海雪冤》进京汇报演出获得成功，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剧团(甘肃花儿剧院)和一批“花儿”创作队伍，立足于本地特色，在不断吸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间艺术，搜集各种素材的基础上，创作演出了诸如《花海雪冤》《牡丹月里来》《雪原情》《雾茫茫》《春暖》《迎春花儿开》等较为成熟或正在趋向成熟的“花儿”剧剧目，同时也涌现出了康尚义、夏玉林、丁少汤、杨克英、鲁拓、李海魂、孙铁民、包学良、李西莲、张靖原等一批“花儿”剧主创人员。这些作品的创作和演出，使临夏自治州民族歌舞剧团成为甘肃“花儿”剧的摇篮，“花儿”剧创演基地。为“花儿”的继承与创新，为地方特色剧种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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