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代邮驿遗址：汉代悬泉置遗址推进我国简牍研究

在敦煌市以东64公里的戈壁荒漠中，坐落着一处被废弃千年的古代邮驿遗址——汉代悬泉置遗址。20世纪90年代初，数以万计的汉简在这里出土，令它声名远播。记者日前获悉，悬泉汉简的整理与研究的步伐将加快，可为破解汉代历史乃至中西交通史等领域的历史疑团提供宝贵材料。

汉代历史记录的“档案馆”

悬泉置地处古代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丝绸之路上最大的邮驿机构，后几经变迁，宋代以后逐渐废弃。

悬泉置遗址于1987年被发现。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该遗址共出土有字汉简23000余枚，其中整理编号者17900余枚，被誉为保留汉代历史记录的档案馆。与汉简一同出土的还有帛书、纸书、墙壁题记等一批珍贵文献。

1991年，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3年，悬泉置遗址入选“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跨国申遗名单。

学者认为，悬泉汉简无论在数量、内容还是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方面，均堪称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这批汉简的最早纪年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其整体内容以中亚西域、邮驿交通、民族关系、丝绸之路、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为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邬文玲表示，“根据发掘者和整理者的介绍以及公布的部分资料，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汉代邮驿制度、边防军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律令司法制度、汉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史、中西交通史、西北地方史、西北民族史、西北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史以及简牍制度等众多领域，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证史”+“补史”解开历史谜团

在研究者眼中，悬泉汉简不仅具有“证史”作用，更有“补史”意义，多个历史谜团因之破解，推进了对汉代历史的认识与复原。已公布的悬泉汉简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形成了一批研究热点，如汉代传舍制度、军事管理制度、汉代对西域的经营等。

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的史料丰富。悬泉汉简西域问题的研究始于代表性简册的研究，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而转向对乌孙、康居、车师、楼兰等西域诸国与汉朝交往关系的研究。

悬泉汉简不仅记录了军事、外交等大事件，还记录了河西地区的生态变化、日常消费等历史细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曾利用悬泉汉简研究汉代西北的沙尘暴。他认为，悬泉汉简的发表拉开了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序幕。

不过，学者也有遗憾。邮驿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传世资料和考古发现的缺乏，邮驿制度研究的很多方面还很薄弱。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认为，悬泉汉简目前尚未全面公布，已发表并能见到的材料也只有1/10左右，在这些材料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局限。基于这一现实，甘肃简牍博物馆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并于3月22日召开开题评审会，学者对悬泉汉简全面公布的期待有望变为现实。

悬泉汉简研究与简牍文书学互动

悬泉汉简中保存了数量颇多的各类簿籍文书，涉及政治、财经、军事、资产、事务劳作、后勤供给及消费等各个方面。其中的各类邮件公文、诏书律令、奏报移文，是官府机构正常运转的生动记载。

据张德芳介绍，简牍文书学是基于西北汉简各类文书而产生的研究文书性质特征的新兴学科。整理研究这些文书，可以探知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项目就计划对各类文书进行分析研究，揭示文书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总结文书特点，揭示文书体例，进一步推进简牍文书学向前发展。

曾经参加过悬泉汉简释文审定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是最早进入简牍文书学研究领域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向记者表示，悬泉汉简的简牍类型与内容丰富多样，将推进简牍文书学的研究。他个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通行证”。汉代“通行证”因颁发对象不同而分为各种级别，保存在悬泉汉简中的均为过录本（抄录通行证上信息的简牍），这类简牍的级别高于肩水金关、居延汉简中的同类简牍。他认为，将这类简牍汇集起来加以对比，将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

对于悬泉汉简，邬文玲比较关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官府文书与行政制度研究。这批简牍资料包含的文书类型多样，既有诏书，也有郡、县、乡、置、亭之间的文书，基本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文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书序列。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揭示汉代行政制度的实践形态。二是简牍制度研究。这批简牍资料包含的形制类型多样，既有多件完整的册书，也有简、牍、觚、封检、签牌、削衣等多种载体形态，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的简牍形制。系统研究这些载体形态及书写内容，有助于厘清汉代简牍制度的实态，尤其是载体形态与适用功能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