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桂珍刺绣作品二
红谷刺绣传承人尹桂珍
尹桂珍刺绣作品一
民国时期留下的枕顶
昔日，刺绣作为红古姑娘“摆嫁妆”的必学手艺，备受闺中女儿家的青睐；如今，新潮的物件逐渐取代了手工绣品的需求，绣嫁妆的风俗不再流行。
传承人站立在两难的境地，面对代代相传的刺绣，她们倍感无力，却也在渴望着“红古刺绣”能在市场的竞争中以一个地方品牌的形象逆袭。
“摆嫁妆”
“雪浪起峡谷，湟水绕平塬，百里红古川，却似小江南。”阳春三月，这个位于兰州西南部，素有“瓜果之乡”和“冶金谷”美称的小城红古，果树枝头花意正浓，放眼望去田间地垄，白粉焦灼，春意盎然。
钱运芬自打家里草莓棚搭起来，就再也没有做过刺绣的活儿了。但她从10岁就开始接触刺绣的经历，让“刺绣”二字早已融进她的血液，甚至在某个失落的时候，乐观的她常常聊以自慰。
红古姑娘出嫁，一直以来就有个“摆嫁妆”（也称“抬针线”）的习俗。姑娘出嫁之日，其刺绣作品一并带入婆家，大婚当日拿出来展示，以针脚的疏密以及色彩的搭配来衡量新媳妇是否心灵手巧。“我奶奶特别聪明，她那会教我做鞋、做衣服的时候，我才10岁。16岁，我开始刺绣。”有着扎实绣功的钱运芬，原本想着能让自己刺绣的嫁妆成为全家人的荣耀，不料想，她正好赶上“破四旧”。于是，“摆嫁妆”的心愿在这个出阁女子的心中成了永久的遗憾。
但是，在事隔十几年后，已为人母的钱运芬重拾嫁妆梦。只是，这一次，她是为自己当时11岁的女儿准备的。“如果姑娘将来结婚婆婆家的亲戚多，给每人送一副的话，就得三十副（枕顶）。你早点不做就做不够。”结果，等到女儿结婚时，这份精心准备的嫁妆再一次遭受时代冲击：当时的年轻人中间不再时兴抬枕顶，而是开始流行抬洋枕头、抬羊毛衫了。
命运再一次捉弄了钱运芬。
拥有更多“幸运”的杜美兰，即便是在年近七旬之际，讲述起自己与老伴当年的爱情故事时，堆满皱纹的沧桑的脸庞上依旧掩饰不住少女般的羞涩。
15岁时，作为杜家最小的女儿，父母就给她早早说了亲事。虽然男孩子和家长到杜美兰家中来过两次，但杜美兰始终不敢见她未来的丈夫。直到第三次，男孩子又来了，杜美兰顶着头巾拿个筐子说是割草去，结果，男孩子追上来抓住她，往她手里挤进去几块钱，杜美兰赶紧用头巾把脸也遮住，怯怯地从兜里摸出一个荷包来，塞到男孩子手里，赶紧飞奔出去。
对于父母许的这桩婚事，杜美兰是喜欢的。打从塞给男孩子那个荷包后，杜美兰就开始准备自己的嫁妆。“我给自己准备了四十几副（枕顶），还绣了两个肚兜，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未来的孩子的，这儿的家户大，来了抬着（送人）剩下的就那些，我是我妈的尕女儿，我妈把剩下的给我了。我生下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出嫁的时候洋枕头就时兴了，这就没抬。再剩下的就给别人了。”
抬着什么东西送人，实际就是我们说的“摆嫁妆”。而作为婚礼上最常见的枕顶，就是枕头的两顶。旧时枕头两端顶为方形，多有绣花作为装饰。
在红古刺绣艺人中留存最早的两对枕顶，现今收藏在农民画家王贺庆家中。据他介绍，这是他母亲的奶奶留下来的，母亲去世后，又把枕顶留给了他。
这两对枕顶，均以红色绸布为底。其中一对的图案下端是黑边花瓶，瓶中一条跃起的鱼儿，将水花翻溅至瓶口处，这恰好给了瓶外绽放的莲花最好的滋润，一个着中式服装的男娃左手向上托起仙桃，右手向下握住一个风火轮状的物体。
另一对图案中，一棵苍劲有力的松树上，停落一只回眸的白鹤；振翅飞翔的蝴蝶，触角几乎贴上了翠绿的松枝；松树下，一只迈开步子前行的鹿，也将头朝向了白鹤所视的方向，生动的构图，绚丽的色彩，展示了艺人不俗的绣功。
此外，枕顶刺绣的经典图案还有“三娘教子”、“家和人兴”、“清白执家”、“蛐蛐吃白菜”等。
“传习所”
当采访车从兰州出发，行驶在原兰海高速路段时，GPS在几分钟前刚语音提示，“您已行驶至临夏永靖境内”，几分钟后便又穿越了青海境内。红古，这个汉族、回族、土族、藏族杂居的地区，曾在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历史的传承与变迁。不同民族的人们丰富了传统工艺，其中，刺绣荣列其中。据当地老人们回忆，解放初期乃至上世纪末，红古刺绣一直是红古婚姻礼仪方面相当关键的一项。
尹桂珍目前是“红古刺绣”这项民间美术的主要传承人。
46岁的尹桂珍，像许多本地妇女一样，从12岁开始跟着母亲学习刺绣。只是她学刺绣，不仅仅与爱好相关。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她要和母亲一起绣鞋垫子，帮人绣枕顶，换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家用。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幼丧父使得尹桂珍在初中毕业后，就要辍学供哥哥读书。在这份不得不承受的辛苦中，尹桂珍渐渐地感受到了刺绣的乐趣。
2004年，红古刺绣作品参加兰州市首届农民艺术节。在甘肃省首届民俗民间文化艺术节的展览中，李青英绣的莲花和马获得二等奖。而这位获奖的李青英就是尹秀珍的婆婆。
因为自小非常严格的刺绣底子，尹桂珍与同样擅长刺绣的婆婆，很快就打成一片，婆婆也更加喜欢这个针线好，茶饭也好的媳妇。用尹秀珍的话来讲，“（如果说）我母亲是我学刺绣的领路人，我婆婆（就）是使我技巧取得更大进步的人。”
正是李青英的言传身教，让尹桂珍常常成为乡亲们“央给”（“央求”的意思）做些刺绣活儿的对象。
“许多年轻人不会做这个活儿了，但是有些习俗上还要绣的东西呢，比如端午节给小孩绣个荷包，重阳节给老人做双鞋垫，晚辈结婚时送一副被苫，给上了岁数的老人准备老衣（寿衣），寿鞋上绣祥云、仙鹤、莲花之类的图案等。”一件好的刺绣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是街坊邻居的情面总是要给的，所以，尹桂珍常常放下自己家中的事情，抽空做些人情活儿。
最近，尹桂珍又在着手做“红古刺绣传习所”的事情。关于这个传习所，区文化馆年初就确立为全年非遗工作的重点之一。但是，基于启动资金方面的限制，这个传习所的地址就选择在了尹桂珍自家空出来的两间封闭式屋子里。
白墙已经粉刷完毕，等房子干透了，就开始着手布置。
一幅直径近50厘米的“喜鹊登枝”绣品，尹桂珍断断续续绣了3个月的时间。“这种大一些的作品绣开了很慢，但往传习所的墙上挂的又不能太小，所以，我只能叼时间（抽时间）绣。”
婆婆留下来的刺绣作品，以及自己早些年积累下来的枕顶、荷包、马等刺绣作品将在不久就被移入传习所作为展品的一部分。同时，在一份“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征集实物资料登记表类别：红古刺绣”表中，详细记录着“窑街，邵能彩，狮子2对，鞋垫5副……”届时，这些传承人的作品将一并收录。
“一个梦想”
邵能彩的失联，令王元海有些耿耿于怀。7年前，那个充满香草气息的遇见，至今让当时参与了申报非遗工作的王云海记忆犹新。
在邵能彩的眼里，小孩子在端午节“胛子（肩）上抬老虎，脊背背着蛇，胸前挂荷包，这才漂亮。”按照这个审美的标准，邵能彩会给自己的孩子每年做一套端午绣品，但随着时间的久远，她在自家能寻得到的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你闻闻，我这荷包里还有香草味呢。这里面放香草，都二十年了。”似乎是为了弥补绣品遗失的缺憾，邵能彩又刻意将王元海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嗅觉的安抚上。
“这（是）我从庆阳老家带过来的，这边药铺寺（子）的草草子不香。”可也许就是这份对家乡的眷恋，邵能彩在老伴因工伤退休后，一同离开了红古，自此音讯全无。
而此时，邵能彩的名字已经被确定在了“红古刺绣”这个省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一栏中。她的“消失”多少令人有些惋惜。但好在，红古擅长刺绣之人并不在少数，寻找一个可以替换的传承人难度也并不是太大。
但是许多精于刺绣的民间艺人，大多年事已高，于是，从传承的角度来讲，似乎又增加了一些难度。
建立红古刺绣传习所的初衷，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刺绣，有地方一起切磋刺绣技艺。但如果能争取到一部分资金，给传习所购买刺绣图案、技法方面的书籍，添置花线、绸布等刺绣材料，并且能将传习所绣成的作品利用文化馆的平台，进行高价回收，那么这就既刺激了艺人们刺绣的积极性，也会丰富馆藏的刺绣作品，一个良性循环就会开始周而复始。
但这个美好的初衷，会不会在梨花殆尽梨子挂枝之时，变为现实，成为压在尹桂珍等从事红古刺绣的人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
尹桂珍的“喜鹊登枝”绣品，作为先期完成的作品，已经按照要求装裱在相框中，这个框架花了她150元。而像这样的作品，逐一被装裱的话，下来也不下几千元。这笔经费，至今没有着落。
“能把我母亲和我婆婆教给我的手艺传下去，我就高兴得很。”正是这样淳朴的一腔热情，鼓励着尹桂珍愿意一直走下去。
“如果‘红古刺绣’能够像‘庆阳香包’那样，成为一个被更多人认可的地方品牌，并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那该有多好。”这是萦绕在每个红古刺绣艺人心中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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