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根》：一种长满烟火的底层叙述
——我省天水青年作家王选访谈录
王选
王选，1987年生，青年作家、诗人，甘肃天水人。 先后在《星星》、《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延河》、《中国诗歌》、《诗歌月刊》、《青年作家》、《北方文学》、《飞天》、《文学界》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部分曾被刊物以头条形式重点推介。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并获奖。著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葵花之远》。
王选出生在秦岭山脉西端余脉处的一个山村。从五岁开始，直到十五岁，他整整放了十年牛。在他放牧的日子里，因为牛马是不会说话的，所以很多时候，他就自己跟自己说话聊天，在大脑里编故事玩，来打发漫长的时光。他觉得这无意识里就启动了一个人想象能力的阀门，而写作正好是不能缺少想象的。
这期间，生活对于父母来说是苦楚的，但作为孩子，无知懵懂，打架、摸鱼、偷瓜、烤洋芋等等，整天童年都塞满了很多好玩的事。十五岁，王选考上了师范，真正踏入了城市。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车、那么高的楼、那么鲜亮的刺眼的人群。在师范五年，环境是相对宽松，没有参加高考的压力，学校又开设着比较丰富的艺术课，在校几年，养成了他现在自由随意的性格，也打下了文学创作的基础。
关于为何喜欢写作，王选认为最初那是一种表达需要，而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最后便上升到了一种自我觉醒和社会承担。
2014年年初，王选的新作《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一经出版，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近日，记者专访了作家王选。
记者：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你呢？这些作品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王选：跟一些真正读书的人比，我所读之书是少的非常可怜的。不过还好，以后能慢慢弥补。
我想，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应该从阅读他开始的。我上师范时读了一些文学作品，那时候主要是先锋文学，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在叙事时那种对文本的探索和创新，对汉语语言自由而任性的使用，由此所散发出来的一些迷人的气息。2006年，莫言的《丰乳肥臀》出版不久，放假前，我在书店借了一本。因为害怕假期在家被父母瞅见书名——《丰乳肥臀》——被当做是黄书，我用报纸包了好几层。也正是那时候对于先锋文学的阅读，让我开始意识到文学写作的趣味性和写作方式的可能性。
后来读到的作家里，刘亮程和汪曾祺，是我喜欢的两个。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里的那种乡土生活跟我有时候很相似，他贴着地皮叙述的方式和替草木思考说话的善意，让人感动和着迷。汪曾祺的是另一种方式，简单、清静，像一壶茶，只有微微的苦，这苦，就是生活。汪曾祺对于生活信手拈来，都成了很有趣味的文章。所以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也不小，但更多的是语言。
当然还少不了鲁迅。小时候读鲁迅，觉得艰涩，觉得这老头子冷漠、古怪，后来大些了，读鲁迅，才开始慢慢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才发现先生不是一个冷漠古怪的人，而是充满着极大地人情味。当然，还有他作为文人的担当和勇气，无时无刻都是让人佩服和感动的，而佩服和感动之余就是对自己的反观，便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真是胆小自私、面目可憎。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应该三年就需要重读一次鲁迅，这样，就不至于得上严重的软骨病。
另外还有国内的一些古典文学，西方的一些世界名著等，都是喜欢的，也影响着我的写作，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记者：学校毕业至今的媒体经历对你的人生有何影响？
王选：我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媒体，我以前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干这玩意。干媒体，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广，面广一是接触的社会面、看到的社会现状多，另一个就是接触到的人杂。一天时间，我上午或许坐在高档的商场采访，下午就得去农村破烂贫苦的低保户家，晚上或许就是一场惨不忍睹的车祸，这样的现状或许一般的职业是很难经历。而对于接触的人群，有时是一些大老伴、大领导，有时是普通的老百姓，有时是残疾人，还有时是杀人犯。我看到有的人一顿饭消费成千上万，追求奢靡之风让人咋舌。而有的人为了一把菠菜伸手借钱只差上街乞讨，寒酸生活让人心惊肉跳。这样的接触，自然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反差，于是我便很自然的站在大多数穷人的队伍里，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条路上的，我跟他们是天然亲近的。
这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让我脱掉了学校时期虚幻的抒情的外衣，我觉得我应该走进烟火深处，站在低处，写我们平凡的、广大的底层人民，就写他们的生活，就写他们生活里翻滚的喜怒哀乐甚至鸡毛蒜皮。那些虚伪的抒情和造作的书写，只是一部分肥胖的寄生虫酒足饭饱之后剔牙用的一根牙签。
最后，就有了我所写的《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一书。
记者：你认为《南城根》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王选：一本书的评价最好是读者给出的，我说就是矫情。不过可以简单说说我写这本书前期的一点想法。一是之前说到的，我自己意识到我应该走进烟火深处，写低处的光阴，因为真正的生活是这里发生并酝酿的，这里呈现出来的生活本相远比高楼大厦里发生的事繁杂、精彩，甚至刻骨铭心。二是关于城中村，书上说南城根是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这些年，我们关于城中村的评价几乎就是脏乱差，但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激荡的现实标本，它为落脚城市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它缓解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它蕴含一个城市的记忆和最初的体温，然而这些，却被外界忽略，所以，我写《南城根》就是要呈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所看不到的真相，展现中国城中村内部的温度，或者说，为中国城中村正名。三是关于消失，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然，而要城市化，城中村被拆除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天中国所有城中村都会消失掉的，包括小小的南城根，而同这些地方消失掉的还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骚动、我们的记忆、我们的针头线脑，我们最苦逼但又很简单的日日夜夜，当这些都消失了时，有一天，我们翻开这本书，还能找到自己过去的影子，这就是《南城根》存在的意义。
记者：简单介绍一下《南城根》的写作过程。
王选：这本书写的时间不长，一年左右，因为它毕竟不是鸿篇巨制。刚开始写时，我只写了身边很熟悉的几个人和事，也就不多几篇。后来朋友看了，喜欢，说可以多写些。我就开始谋划着有节奏的去写。写了不到一半时，我觉得我把该写的都写了，我无话可说了，就这么一张邮票大的地方，我能有多少事儿去写。于是搁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思考，跟朋友聊，慢慢开窍了，思路也打开了，因为我意识到了南城根是整个中国的南城根，是城中村里的一个标本。这么一想，一个个人和事就接二连三出现了。
记者：《南城根》中人物的包含了你怎样的情绪？
王选：我一直把《南城根》里的每一个人当做我的亲戚朋友来写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我们都共同生活在低处的光阴里，一起呼吸、说话、咀嚼生活，直到最后我们拥有了共同的脾气和性格。
当然，为了表达，我有时像一只青蛙，需要时跳进水，不需要时跳上岸。但这并不影响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那个南城根的老人去世了，我就觉得自己生活中缺少了一个人，虽然我从未见过他。比如那个让我帮忙打架的少年我没有去帮他，我一直都心怀歉意。比如那个失恋了的写诗的牦牛，我也惦记着他的爱情，等等。
记者：《南城根》中的人物描绘了一幅生活在城中村的众生相，在刻画这些人物类型时带着什么想法？
王选：其实不光南城根，整个中国的城中村都生活着两类人，一类出租房的人，一类租房的人，也就是房东和房客。在这两者之间，也就存在着房东跟房客的关系、房客跟房客的故事、房东跟房东的纠葛这么几类。而这几类中，房客跟房客、房东跟房客之间的故事是最复杂的。理顺了这么一层关系，也就能大致了解城中村的生活群体了。
为什么说是众生相，因为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里成了最能呈现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舞台。在这里上演爱恨情仇、吵架厮打、家长里短、烟熏火燎，甚至还有私情赌博、涉黄涉案等。只是这些被低矮的院落和流动的人群包裹着，不走进，是难以发现的。
在我写出的几十个人物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者，比如房东老贾，大学毕业生小马师，供孩子上学的女人，写诗的牦牛，单位公务员的安海等等。他们用不同的性情和方式展现着各自的命运，这样的命运交织起来，就是五味杂陈的南城根。
记者：你初次见到南城根是什么情景？有什么感受？
王选：在决定住到南城根之前，我是一个晃荡者，游走在高楼投下的巨大阴影里，浑身写着不知所去，因为，我毕业了。当我第一次钻进南城根，迷路了，长长的、长长的巷道七拐八弯，两侧的民房你推我桑，留下了两米宽的路。房子是统一的红漆铁大门，院内是统一的黑漆漆，黑漆漆里起伏着统一的说话炒菜甚至打骂声。屋顶大多挂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黑袜子、白衬衣、蓝裤子，当然还少不了红胸罩和紫裤衩，齐刷刷迎风飘啊飘。窄窄的路上，走着来来往往的人，提马扎的老太、骑摩托的少年、等三轮的男人、还有踩着高跟鞋红嘴白牙提蒜苗的姑娘。
我以前从未设想过有一天我会住进南城根，当我走进那繁杂的巷子时，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二逼青年，我觉得自己多少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泥沼呢。看着这些鸡毛蒜皮、烟熏火燎，就让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绝望。然而，现实无法抗拒，我是个刚毕业的穷光蛋，我没钱，再怎么着我腰杆子是软的，我最终还是扎进了南城根。
记者：能否说说南城根的温情部分？
王选：现实给城中村贴上了太多负面消极的标签，然而贴这种标签的人们，是高高在上的，是俯视整个中国的低处的。然而，当你抱着一颗平和的心态，真正走进那些歪歪曲曲、低矮狭窄的巷道时，甚至提着自己的铺盖，敲开红漆剥落的大门准备生活一段时间时，你才能真正用善意而客观的眼睛看清这片地方，你才能感受到这里原来是真正充满人间烟火的地方，这里有太多我们不曾体会过的温情。
在南城根，或许生活的方式都相差无几，一个拥拥挤挤的院子，就能装下几十号人的酸甜苦辣，而这些，彼此抬个眼皮又都是能看见的。很多时候，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语气、眼神、走路的架势。在南城根，大家都是那么低，没有谁比谁优越多少，人和人之间没有多少攀比和利害冲突，南城根的温情首先表现在这个地方。其次，南城根还是包容的，它就是一块那么破破烂烂的地方，打工的人满身油腻来了、进城端盘子洗碗的乡下姑娘来了、一毕业就立马失业的大学生来了、小区里感情不和离婚的男人来了、那些打架斗殴惹是生非已被派出所挂上名的人也来了，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人，无处落脚的人，一股脑全涌进了南城根，南城根，毫不嫌贫爱富，都一一接纳了。有一天，他们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时，南城根，也没有多说一句抱怨的话。第三，南城根的温情还在于，那些生活中琐碎的细枝末节，比如，中午时，有人递过来的一把韭菜，晚饭时，有人端上来的一叠煎饼，早晨时，有人拿进来的一件旧衣服，甚至，互相端着饭碗串门时，夹的一筷子咸菜，讲的一个荤段子，等等，都足以让人感到温暖。
等等这些，都是充满了温度的，这温度，只有生活其中的人，才能感知到。
记者：能列举一段书中你最喜欢的内容吗？
王选：其实整本书我觉得还是能对得起翻开她的每一个人的，因为我用心了，就像自己生的娃，再丑再顽劣，都是喜欢的，毕竟是身上掉下的一疙瘩肉，或许这样的比喻显得迂腐而矫情，不过也无所谓了。非要说最喜欢，那就挑《一个人的南城根》里的这段，因为它平静、闲淡，没有一丝怨气，但又是一个真实的城中村的切面，像一张照片。
正对面，是一户人家的民房顶子。有铁丝绑成的晾衣绳，拴在焊于楼顶的钢管上。有长满碎花的米黄色被子，搭着，晾晒，沾满了阳光的味道。还有一条玫瑰红裤衩，女式的，挂了两天了，没人取，风吹过，摆了摆，又摆了摆。是忘了？还是人不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租房的女子，这么粗心，想不来。
突然又听见细细的哭声，从右边的民房窗口里，细细的飘过来，在干燥的空气里，哭声很快就干了，化了。怎么回事？也没听见吵架声，莫名其妙，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抬头，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穿着碎花裙，捂着红红的脸，倚在窗台上。倚着倚着，就不见了。
记者：《南城根》一书与其他散文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王选：《南城根》跟我的其它散文没有多少不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去写的，好多人一看那笔法用词，就知道是王选的。唯一多了的就是一层更浓的烟火味。
跟其它散文作品的区别，这个不好说，因为面太宽，没有可参照的作品，所以就不存在对比。
这里我说一下《南城根》里面散文小说化的问题。我一开始就把《南城根》当做长篇散文来写的，现在我也不认为它是小说。《南城根》里面有很多篇目像小说，但像并不代表它就是。生活在南城根里的人，在他们身上确实发生着那样的故事，我只是一个记录者。而在记录的过程中里，我只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写作技巧罢了。这样就让故事更曲折、更能吸引人一点，谁说散文就一定要四平八稳，谁说散文就一样要抒情，谁说散文就不能用技巧讲故事，何况所谓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只是人们给出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标准，因为文学的文本是无限可能的，用一个框架去套，只会死路一条。
记者：《南城根》一书面世后获得了广泛好评，你如何看待？
王选：我刚开始没有设想《南城根》出版后会是怎样的结果，但从目前来看，大家都很肯定，也受到了一些关注，诸如入选“凤凰好书榜”、入围“2014年度最值得期待30本图书”、进入万卷图书发布的推荐书目名录，同时《人民日报》的《环球人物》杂志也做了专访。
当然，对这样的肯定和关注，我是高兴的，不高兴才是假的。
记者：对自己下一部作品有无规划和想法，对自己和作品有怎样的期待？
王选：我之前说了，我是一个散漫的人，目标少，动力差，有时候给我一个方向，时间久了，也就忘了。下一步我写什么，目前还不是太明确。
关于对自己以后的作品的期待，我想还是写的好点，再好点，能对得起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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