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画家王骁勇工笔人物画：浓墨重彩西部风

王骁勇，1986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2002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主要课程班。现任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甘肃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工笔画协会副主席、甘肃画院特聘画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览并获奖，出版个人作品集多部。

在当代人物画的发展中，工笔人物画正处在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各种文化因素交织与汇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拓展工笔人物画的表现空间及其多层发展的可能性成为世纪初工笔人物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传统工笔画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绘画形式之一，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旧的程式化套路往往容易将绘画语汇愈趋单调，从而使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受到限制。而随着现代文明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艺术和艺术表现方式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自然地发生着形态的转变，现代工笔重彩画的兴起和繁荣，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观念的革新要求。

王骁勇的绘画创作的开展以及风格样式的确立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凸现出来的。他的绘画作品以其面貌个性独特，视觉效果新颖而在当代工笔人物画界享有盛誉，作为实力型的中青年工笔人物画家，他的绘画创作主要是以西部这个特定的地域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视觉资源，同时形成了他在创作中的西部情节。作品大多以反映西部藏族牧民的生活为主，存在于这些人生活中的淳朴、豪放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他着力挖掘的元素，王骁勇用赞美和颂扬的态度、充满感情地描绘着这些毫不时尚却具有永恒意义的生活中的美好形象。在“第五届全国工笔画展”获铜奖的作品《阳光》等一系列作品就表现了新时期藏族人民欢乐祥和、幸福安康的生活。

王骁勇早期绘画以水墨写意与传统工笔人物画研究为主。成功地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的艺术家都在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中完成的，这一过程为后来他在寻找独特的人物画图式和地域文化的结合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2000年他进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胡勃工作室研究生班研修以来，长期痴迷于传统绘画的王骁勇开始在艺术创作上寻找观念的突破和语言的变革，转向新的艺术语言、表现材质与西部地域文化结合的探索上，陆续创作了《红原人》系列、《阳光》、《康巴汉子》、《草原吉祥》、《大夏河》等一批在人物画坛很有影响的力作，以新的视角和审美感受初步确立了自己富有个性化的艺术样式。这些作品选用重彩的表现方式，主要以西部藏民生活为他叙事的对象。重彩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和西部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关系，祁连山岩画，马家窑彩陶，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许多石窟壁画，河西画像石、画像砖，这些出现在西部的艺术作品，都是我国古典重彩画的典范。可以说王骁勇对这一表现方式的选择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以及对地域文化中工笔重彩这一唐以后逐渐式微艺术样式的复兴。他将西方科学造型方法，色彩学融入传统的意象造型和色彩表现中，从传统造型美学理念中突破出来，强调当代重彩画的个性表现，并注重借鉴现代抽象艺术中的点、线、面等形式语言来构成画面，造成全新的视觉张力和审美感受。他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心向圣地》、《雪融香巴拉》等作品中，以其准确的造型达到对画面人物个性精神、气质的准确表现，康巴汉子的粗犷豪放、朝圣者中不同年龄人物虔诚的状态都在画家的笔下跃然纸上。在色彩语言的表现上，天然矿物色与粗颗粒颜料的应用，使画面既有东方神韵，又具备现代绘画语言的冲击力，和藏民族的服饰特点相得益彰，丰富的肌理制作为画面营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意趣，入选十届、十一届全国美展的《高原红》、《大夏河》等作品创作的完成，彰显出他建立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和表现语汇，这种吸收西方造型表现及现代构成的现代艺术造型方法，在创造性地应用以往写实性传统工笔造型方法的同时，重视制作过程和画面视觉效果，使重彩的表现方式与西部地域文化中藏民题材完美地结合起来。

王骁勇是在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发现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摆脱了大部分西部画家对地域文化偏极狭隘的理解，抛弃那种用表现西部落后、荒蛮、愚昧来迎合一些都市人乃至国际对中国西部的想象，去除那种以“他者的眼光”来描述、叙说西部的文化艺术的殖民和自我殖民的陷阱，王骁勇站在当代艺术发展的高度，对西部的历史、地理、文化因素在新的现实语境中进行了新的“发现”，形成了他新的审美取向，诚如贾德江先生所言：“王骁勇表现西藏题材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苍凉、深重和苦涩，有的是朴实、纯真、刚毅的精神气质和绚丽灿烂充满阳光的生活色彩。”他的作品《雪融香巴拉》、《大夏河》均表现了藏族人民现实生活的美好及他们对生活的向往，这一点是和画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世界一脉相承的。

无可置疑，王骁勇艺术创作以宏阔的境界，传神的意象，精心的布局以及淳朴浓丽的色彩显示出他对传统范式的突破和对现代形式感、色彩语言多样化的追求，在当代工笔重彩人物画谱系上，他开拓了新的表现媒介和地域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表现方式，不仅为西部地域文化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重彩中国画创作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