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受到了克莱门兹及斯坦因获及巨大成就的诱惑，另外推动格伦威德尔亲自到新疆吐鲁番考古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一些旧有的学科的理论受到了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人的反对，只有在遥远而充满危险的中亚及新疆地区，才能找到对这些疑问的真正答案。并且为了与斯坦因抗衡，格伦威德尔把目标锁定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天山南麓地域而具特色。
到中亚和新疆考古的决定已经做出，但是廹在眉睫的是组建考察队所需的庞大的经费问题。当时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对格伦威德尔的考察态度极为冷淡，只在精神上和口头上表示给予帮助，而不给予实际的经济上的帮助。经过格伦威德尔的多方奔走，从其他途径为考察队募得36000马克，其中25%是人种学博物馆的公共基金，其余都是德国艺术爱好者或资本家捐赠的。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德国军火大王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捐献的。
困绕考察队的经费一旦解决，格伦威德尔马不停蹄，一面办理各种审批手续和出国护照，一面就考察一事与欧洲其它国家的东方学家联系。俄国学者答应为格伦威德尔取道俄罗斯提供方便。斯坦因在1901年10月间，从伦敦返回印度旁遮普省途中，特意经柏林拜访了格伦威德尔，向他介绍了在新疆进行考察的经验和新疆当时的政治、民风及气候等状况。
由于格伦威德尔在佛教美术史方面的权威地位，也可能由于大部分考察经费是其四处筹措的缘故，受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委托，印度史专家格伦威德尔被任命为考察队的队长。这次考察队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吐鲁番，所以又将第一次考察命名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考察队由三人组成，除了队长格伦威德尔外，队员乔治·胡特（Georg Huth）博士和瑟奥多·巴图斯（Theodor Bartus）。胡特在参加考察队之前是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W?K?Müller）的助手。瑟奥多·巴图斯（Theoder Bartus）是德国人种学博物馆的杂工。他的被选中可能与他身怀绝技有关。
瑟奥多·巴图斯出身在一个穷困的纺织工人家庭，后来他在一艘海船上工作。几年后，凭着他的聪明肯干，取得了驾驶轮船的执照。又由于航海的需要，他对于航海、缝纫、装饰、锻造、木工等，凡是与轮船和航海有关的各种技术都有所掌握。瑟奥多?巴图斯后在奥地利购买了草地，当上了牧场主，练就了非凡的骑术。但不幸的是巴图斯在德国旅行期间，由于墨尔本银行宣布倒闭，使他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迫不得已，他在德国民俗学博物馆中找了一份杂工聊以维生。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才干使他得以入选，但他也确实在考古中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是后话。
考察队于1902年8月11日离开柏林，向亚洲进发。1902年11月下旬，格伦威德尔一行到达吐鲁番正式开始考察，1903年4月结束。考察队先后在哈拉和卓、高昌古城、胜金口、木头沟地区进行多次发掘，对高昌故城进行了重点发掘。精通绘画的格伦威德尔还为高昌故城绘制了平面图。德国吐鲁番在以上这些地方盗掘出梵、回鹘、蒙古、古突厥、汉、藏等语言写成的写本无数。其中尤以格伦威德尔所获写本最为珍贵。内容除佛典外，尚有不少摩尼教、景教、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泥塑、壁画、木板画、雕像以及刻本等，装满了44箱（一说为46箱，目前学界大多赞同44箱之说）。1903年4月第一次考察正式结束。格伦威得尔还写了考察报告，题名为《1902—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并于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
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的“丰富收获”震惊了德国东方学界。“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负责人皮歇尔（Pichard Pishel 1849―1908）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建议，尽可能早地再派新的考察队前往新疆地区。同时，担任过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长的格伦威德尔一回到柏林，就急不可耐地在向其上司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组织第二次考察队的建议：
我认为，组建新考察队是绝对必要的。我现在已十分清楚这一地区到处都有极重要的遗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木头沟，库车更应引起重视。我们应当先进行地形观察和石窟、寺庙的测量。在这方面我已尽力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发掘工作开始之前，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对于壁画来说，是到该进行大规模测量的时候了，因为当地农夫正在将壁画剥下施往田中。这些壁画对于中亚艺术史研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们无疑是古代中国美术和犍陀罗地区所谓希腊式佛教美术之间丢失的一个环节。
其实，即使没有皮歇尔、格伦威德尔的建议，在格伦威德尔所获吐鲁番文物运抵柏林后，就已经在德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上至德国皇室、下到小资产阶级、国内各学术团体、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大资本家，纷纷要求组织新的更大规模的考察，并纷纷解囊予以捐助。已经获得了考察活动最高领导权的皮斯开尔教授决定趁着民众对考察活动的热情支持，趁热打铁，在申请第二次考察队所需经费时连同第三次考察的经费也一并申请。德国国会甚至没有经过答辩就通过了教育和文化部提请的第三次考察的预算经费。
实际上，德国的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是连在一起的，并且由于第二次考察所需经费大部分由德皇提供，因此，德国第二次考察被命名为“皇家普鲁士考察队”。考察队队长本应由第一次担任过队长的格伦威德尔担任，但是由于格伦威德尔健康状况不佳，便由勒考克（Albert Von lecoq）暂时代理。并规定只要格伦威德尔身体康复，随时可以加入考察队并接替队长职务。阿尔伯特·冯·勒考克］是一位富有的胡格诺教派教徒的儿子，在他回到德国西南部城市达木士塔接管他父亲的家业前，曾生活在英国、美国。他从没把心思放在商业上。13年后，他就放弃了他父亲遗留给他的的商业而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即中亚历史和语言。首先他来到柏林，花几年时间学习了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梵文。1902年，当他42岁时，作为一名不付报酬的义务工作人员进入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工作，并在德国第二次进行吐鲁番考察时被选中。另一名队员是参加过第一次考察的巴图斯。德国第二次考察仍以吐鲁番为中心，于1904年9月12日离开柏林前往吐鲁番，经俄罗斯最后在巴克图进入中国境内，在拜访了新疆各级官员后，直接前往哈拉和卓,投入到了第二次考察当中。
他们先后发掘了哈拉和卓、亦都护城、胜金口、木头沟和七泉湖、哈密等古代遗址。收获品中除了在哈拉和卓的当地居民手中买到的一些古币、写本残片以及非常精致的上面画着带着犍陀罗艺术特点的佛像的灰陶罐和美丽的泥塑以外。盗窃文物主要包括大量的文献写本。这些写本分别属于用突厥语和粟特语的回鹘文、摩尼文文字、汉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婆罗谜文、梵文等17种语言24种文字书写的。除此之外，收集品中还有摩尼教和佛教许愿用的棉布条做的旗幡,表现宗教内容的布画，和其它一些美丽的纺织品、古币。除了大多绢画来自中原的唐代的以外，另有一些萨珊王朝或印度—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木雕、塑像、最令人气愤的是巴图斯把他用来在海上航行的技能用在了壁画的切割上，他们用切割法切割了许多遗址的壁画。共盗得200箱古代艺术品和出土文献,总重约达1300公斤。后来他们发表了一篇题为《皇家普鲁士第一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缘起、行程及收获》的简报。
当勒考克和他的同伴在哈密东北阿拉塔母的部分地方发掘时，从当地居民那里偶然听到了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此时的勒考克恨不得马上去敦煌大干一番，但又苦于他和格伦威德尔以前的约定：等格伦威德尔病好以后在喀什相会的承诺又不能违背。而这时候正好收到格伦威德尔的电报，要他在喀什同他相会。所以勒考克只好放弃了前往敦煌考察的计划，立即起身经过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巴楚前往喀什于格伦威德尔会合，24天以后到达了喀什。但不巧的是格伦威德尔在经过俄罗斯时其所带行李丢失，这样一直耽搁到1905年12月底才到喀什。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勒考克前往敦煌的计划搁浅，再加上后来两人在对待壁画方面的分歧，很可能是后来导致二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与勒考克会合，同时也标志皇家普鲁士第三次吐鲁番考察的正式开始。
第三次皇家普鲁士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任队长，勒考考克为副，队员除了参加过第一次考察的巴图斯以外，另外又加入了一名新队员波尔特（Referendar Pohrt），是格伦威德尔从德国带来的。
他们先在马拉尔巴什附近的图木舒克遗址进行发掘，由于听他们所雇当地仆人说，克孜尔有一大群石库，由于地形比较隐蔽，再加之有很多可怕的关于魔怪的传说，所以，当地人很少有人前往，外国人也很少涉足。所以格伦威德尔决定将库车作为第一个考察的重点地区。为了考察的方便，格伦威德尔根据窟内某些艺术品的特点和内容对洞窟进行了编号，但由于编号五花八门，所以给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由于格伦威德尔是佛教美术史专家，当他看到克孜尔精美绝伦的壁画时，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把它们全部临摹下来，其喜乐之情不言自溢，正如1906年4月12日他致友人的信中反映当时的兴奋心情时所说：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佛教艺术发展的可靠的依据，首先是寻找古代罗马帝国等地的美术传到远方的路线。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真使我大喜过望。但愿我有更多的手能将这些壁画全部临摹下来。
由于格伦威德尔痴迷于对壁画的临摹，也无法顾及勒考克的所作所为，所以勒考克就背着他肆无忌惮地剥离切割壁画,使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后来由于勒考克剥取壁画太多，对洞窟的破坏太大而受到中外学者的许多非议。
结束了将近四个月的克孜尔发掘后，格伦威德尔一行于1906年5月前往位于库尔勒和焉耆之间的舒尔楚克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一批写本和泥塑。6月下旬，勒考克经多方打听，探听到英国斯坦因正准备从罗布泊向吐鲁番进发，法国的伯希和也已经离开了巴黎正在向中亚挺进，便建议格伦威德尔应抢在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前面去吐鲁番。而他本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放弃了随同格伦威德尔去吐鲁番考察的计划，并打算经喀什噶尔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印度然后经海道返回法国。之后，格伦威德尔率领波尔特、巴图斯二人前往吐鲁番和哈密又进行了持续达九个月的考察，发现了大量的壁画、雕塑、绢布画以及古代写本文献。第三次皇家普鲁士考查队所获文物有128箱之多，总重达10000公斤。
第三次考查结束后不久，病愈不久的勒考克在中亚精美艺术品的诱惑下，于1912年准备再次前往新疆考察。但此时的中国满清王朝已被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所推翻，新疆处于混乱之中。1913年末，勒考克和巴图斯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方，开始了他们的中亚第四次探险。这次探险从1913年11月持续到1914年12月，大约12个月时间。他们先后发掘了克孜尔、苏巴什、塞姆森木等石窟或石窟群及苏巴什古城和东部的库木吐拉，又西行发掘了图木舒克。这次盗掘除获得大量梵文典籍之外，跟第三次一样，又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切割了大量壁画。获得各种文献和壁画总计156箱,总重约12000公斤。
从德国四次中亚探险所获文物的重量上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第三、第四次考查收获品的重量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勒考克和巴图斯一起切割了大量壁画的缘故，并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由于德国的四次探险活动都命名为“德国吐鲁番考查队”（Deutsohe Turfan-Expeditionen）或者“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查队”（后三次）（Koein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命名，所以后来的人们为了使这些收集品作为一个整体，从而笼统地把他们从吐鲁番以外的库车、喀什、哈密、木头沟、吐峪沟等地收集的遗物都被冠以“吐鲁番收藏品”之名。这些收集品包含了据称大约有3万份左右的文献、写本、刻本、。它们分别用汉、回鹘、藏、蒙古、于阗、粟特、安息、西夏、婆罗谜、突厥、摩尼、福音体等文字,或写于桦树皮、贝叶或纸张上,也有极少数写在竹简和皮革上，共用了17种语言、24种文字。此外，有用切割技术剥下的精美绝伦的壁画约600幅左右。其它的艺术品有不计其数的各种雕塑品（包含泥塑、木雕、铜雕）、绘画（有绢画、布画、木版画）、挂毯、刺绣、陶器、印玺、木乃伊等。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所 陈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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