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最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所以四次考察队所获文献文物最初入藏于该馆。但这批文物命运多桀，流散十分严重。
1943年11月—1945年1月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民俗学博物馆遭受了盟军轰炸机的袭击不下七次，博物馆的主建筑，其地点，现正位于柏林墙附近，被炸成了一片瓦砾场。其实，早在柏林民俗博物馆被袭之前，为防止这批文物遭到战争破坏，那些比较容易移动的收集品就已被搬出了博物馆，并被放入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堡和矿井中，甚至有一些被沉入护城河中。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文物的撤退工作刚开始不久,柏林被攻陷了，文物的搬运工作也随之停止了。据估计，丝路收集品中的大约有60%在博物馆遭受轰炸前被搬出保护起来，那些大型的壁画，因为已经用水泥牢牢地固定在了墙上，根本无法取下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他们用铁皮罩子或沙袋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以期能起到保护作用，但这一切纯属徒劳。就这样，勒考克和巴图斯从中国切割下来又历经千辛万苦带到这儿的28幅壁画，其中大部分是从伯孜克里克带来的公元9世纪的杰作，全部化为灰烬。德国中亚文物收集品在二战期间最少损失达40%。即使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搬运转移中也有所散轶。据彼得·霍普科克讲：苏联红军在攻陷柏林后，曾在护城河中打捞出五箱文物，并在动物园一个地堡中搜出至少有10箱中亚文物，这些文物一并被运往苏联，从此杳无音信，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德国收集品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以至于具体数目根本无法精确计算，后人只有根据以后的情况，做出大概的估计。
其实，这也不是德国收集品的最早流散。1928—1933年间，德国民俗学博物馆就邀请精通回鹘文的土耳其学者阿合买提·阿拉特（Resid Rahmeti）拉特（Resid Rahmeti）对考察队所获回鹘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工作，他由此而获得了一批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回鹘文文献资料。后来，他将以汉文为主的文献资料卖给同样在柏林从事德国收集品汉文研究的日本学者山口常顺，而将以回鹘文为主的文献资料带回了土耳其，不久即入藏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后该批资料经该馆馆员奥斯曼·谢特卡亚（Osman Serkaya）与日本回鹘文专家百济康义曾经编纂成《伊斯坦布尔大学所藏中亚出土残卷目录初稿》。
日本学者山口常顺从土尔其学者阿合买提·阿拉特处购得的一百多件（片）吐鲁番出土文献，连同他在德国研究时所得德国的一些吐鲁番收集品，入藏于日本四天王寺，寺址在日本大阪。由此我们得知，德国吐鲁吐鲁番收集品，除德国吐鲁以外，有一部分已流散到前苏联、日本、土尔其，并且，其具体数目已经很难再搞清楚。
二战结束后，在美苏大国意志的主宰之下，德国被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由于原藏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文物和文献在二战期间被转移分藏在了各地，所以伴随着德国的分裂，原来的文物也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东德所藏文献以写本为主，后全部归东德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Zentralinstitut für Alte Geschichte und Archaologie）收藏。格伦威德尔、勒考克所获美术品主要藏在位于西德的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SMPK）随着1989年的东欧巨变，东西德的统一，原东德收藏的包括梵文、粟特文、吐火罗语、突厥语、回鹘文、蒙古文、藏文、波斯文、帕提亚文，叙利亚文等多种胡语文献和约7000件汉文文书，全部入藏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gthek Preussischer Kulkurbsitz），又名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馆址在柏林。美术品资料仍然藏于印度艺术博物馆，其中，最早的艺术品为沮渠氏北凉时期（公元401—439年）宋庆及其妻张氏所造石塔。除艺术品外，也存有少量汉文文献，最早为段氏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张施写《正法华经·光世音品》残卷。
除以上两个最主要的收藏单位外，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所获文物，还有一部分旧藏德国民族学博物馆，一部分新藏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组”。民族学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承平三年（公元455年）凉王大沮渠安周造寺公德碑、鞠氏王国重光二年（公元621年）前后主客长史阴尚阿宿造寺碑。可惜现在都已下落不明，很可能这些文物文献连同民族学博物馆一同在二战中被战火所毁坏。此外，还有一些梵文、吐火罗文和伊朗文资料由于研究者的原因，也即在原东德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吐鲁番研究组”，由于“吐鲁番研究组”研究者的需要而藏有一些这类资料，一旦工作完毕，这些文献材料还是要归还德国国家图书馆的。
关于德国收集品的研究，早在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所获文物运送到柏林以后，就已经引起德国东方学家的高度重视，研究工作随之展开。在皮斯开尔教授的主持下于柏林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委员会，主要由沙宙（Sachau）、哈尔纳克（Harnack）、缪勒·哈特曼、弗伊、格伦威德尔等学者组成，着手对这批文献进行研究。缪勒教授从中释读出一些用福音体文字书写的很早以前就已灭绝的古代摩尼教文献。皮斯开尔发现了一部分由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揭开了德藏吐鲁番文献研究工作的序幕。
总起来说，德国国家图书馆现藏的吐鲁番文献材料以回鹘语、伊朗语、梵文和汉语为主。回鹘文为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留下的文献，主要是从属于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高昌回鹘或称亚洲回鹘，直到13世纪初畏吾尔王国的文献遗存。既有反映回鹘族佛教、摩尼教、景教等信仰的典籍，也有说明当时政府与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该文书的发现填补了高昌回鹘到畏吾尔王国时期吐鲁番当地史料的空白。
回鹘文研究方面，缪勒教授连续发表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福音体写本残卷》（一）、《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福音体写本残卷》（二）、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些中古伊朗语文献做了初步的解读，《新疆界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汉文大藏经中的波斯历法残片》。缪勒在《摩尼教的<赫马牧人书>段落》，《摩尼教赞美诗集的双抄页》中，刊出一、二件重要文献，最值得一提的也是为研究者所珍视的是《摩尼教赞美诗双抄页》，因为该文献序跋中有明确的纪年和供养人名而极具史料价值。
缪勒的研究开创了系统地刊布回鹘文写本的先例。同时，勒考克也是最早开始对突厥和回鹘文献进行整理工作者中的其中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刊布了《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徒忏罪悔过书》，又分三次发表了《高昌突厥语摩尼教文献集》。
继缪勒之后，负责回鹘文写本整理工作的是帮格（Wilhelm Bang1869—1934）及其弟子葛玛丽(A·von Gabain)。他们扩大了研究范围，除了继续以回鹘文本的研究作为重点以外，还对佛典、佛典注疏以及译自中原汉族文献的占卜书、密教文献等进行了研究。他们二人合作先后合编了《吐鲁番突厥语文献》，前五集至第六集是英国图书馆收藏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研究，第七集是拉合买提在汉学家艾伯哈特（Wolfram Eberhard 909—1989的协助下，刊布了回鹘文汉式占卜类文献，附有艾伯哈特对相关汉文写本的考释，1936年在柏林出版。
在缪勒教授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的双抄页》刊布后不久，又有瓦尔德施密特（E.Waldschmidt）和楞茨（Wolfgang Lentz）在研究敦煌汉文摩尼教《下部赞》的奠基性著作《耶酥在摩尼教中的地位》和《汉语和伊朗语文献中的摩尼教教义》二文中，利用德国藏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以及个别粟特语文献来判定汉文本的依据和某些汉语移民的来源。1932—1934年期间，恒宁（Walter Bruno Henning）编辑整理了安德列斯（F .C. Andreas）的遗著《新疆出土中亚伊朗语摩尼教文献》，分三部分发表，这篇长文系统地刊布了德国所藏中古波斯和帕提亚语的重要文献，包括转写、翻译和详细的注释，使此文成为后人研究此类文献的最可靠的基础。此后，恒宁一直担任德藏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在二战结束前，连续发表了《摩尼教的天地起源赞歌》、《摩尼教以诺书》、《摩尼教祈祷忏悔书》、《〈大力士经〉考》等重要文章，刊布研究了许多这两种语言的写本，并整理了当时德藏文献中所能见到的大部分词汇，其中有一些为未刊写本中的材料。
二战前，德国东方学者研究的另一阵地是粟特语文献。吐鲁番地区是粟特人的一个很大的聚居地，因而在吐鲁番的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数量不等的粟特语写本，令人不解的是其出土总量竟然比粟特人的本土的出土还要多。粟特语本来属于东支伊朗语，由于同样操粟特语的粟特人组成的部落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由此造成了它们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故此粟特语所用的文字共分三种：一是摩尼文，主要见于摩尼教文献中；二是景教系统的叙利亚文，专门用于写基督教文献；三是粟特文，其使用范围最为广泛，包括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及世俗文书、碑铭等。
粟特语摩尼教文献的研究方面，除上面已介绍的缪勒、瓦尔德施密特与楞茨、恒宁等人的早期中古伊朗语研究中，就已经包含有部分粟特语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恒宁，除上面介绍的作品外,另有《粟特语文献杂考》（其第四篇是《粟特语摩尼教忏悔词残卷》）、《穆护的谋杀》、《粟特语故事》、《摩尼教的斋戒》、《一件粟特语摩尼教创世纪残片》。
粟特语佛教文献的研究工作相对来说起步较晚，直到1940年，楞茨整理了缪勒遗稿、辑成《粟特语文献》第二集，其中收录了《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经》、《大般涅槃经》等写本残卷。同年，恒宁在其出版的《粟特语文献杂考》中，刊出了一件译自龟兹的粟特语佛典，此后一直处于少人问津的状况。
德国考察队在今天吐鲁番葡萄沟的一座废弃的寺院中，曾发掘出了大批用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新波斯文、粟特文、回鹘文所写的有关基督教的文献，它们内容广泛，主要包括有：《新约圣经》选文集、圣书诗集、赞美诗、祈祷文、圣徒传记、箴言、布道书及注释书等，大部分文献从叙利亚文翻译而来，也有少部分是粟特人自己编篡的。这批文献由于其发现数量大，内容庞杂，受到德国东方学者的注意较早，在二战前从事研究的主要有：1905年，萨豪（E.Sachau）发表《新疆发现的文献残片》一文，刊布了4叶叙利亚文所写粟特语景教礼拜文书。大量地刊布这批文献的是缪勒的《粟特语文献》第一集，其中包括《新约福音书》、信仰告白等到20余篇残卷。缪勒之后，承担这类写本整理工作的主要是韩森（O.Hansen），1941年他出版了《柏林藏粟特语文献》第一集，刊布了《圣乔治受难记》写本。后来，邦旺尼斯特、格施威彻对韩森的《柏林藏粟特语文献》进行了批评，为订正其错误，邦旺尼斯特还连续发表几篇《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一）（二），纠正了韩森所犯的错误。
德国国家图书馆中，还收藏了一些图木舒克语文书残卷。最完整的有八件，其中六件是世俗文书、一件是摩尼教文书、一件是佛典由柯诺夫（Sten Konow 1867-1948）释读出来。
吐鲁番的梵文写本是研究佛教的传播、流布的重要石料。在德藏梵文写本中，勒考克在吐鲁番等地发现的三件梵文剧本通常被认为是时间最早的梵文文字写本，这三件梵文写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佛教诗人马鸣菩萨用150个残叶的贵霜文字书写的作品《舍利佛缘》共九幕。学者们推定其年代当为公元一世纪左右的遗物，但授记所用文字为早期中亚婆罗谜文字，时代较晚，系新疆古代人收藏时所添加。这个梵文剧本比学界所认为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还要早800年左右，也比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要早数十个世纪，这些写本发现时已显得十分零乱，后经吕斯德排比、整理、编定，发表于他的名作《梵文戏剧残片》一文中。全仰吕斯德的勤恳和博学，才使后人得观其全貌。这一重大发现的主要功绩在于改写了梵文戏剧的历史。该文书所用的连字符与间隔号都与印度发现的公元4世纪阿育王铭文中的那些十分相似，体现了二者文字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吕斯德的成果引起了学界的震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见于他在梵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特授权他研究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梵文写本，在其妻E·吕斯德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们把德国吐鲁番文献中的残片作了全面的审查，随着对梵文内容了解的逐步深入，他们还编定了被后来人们惯称的“吕德斯目录”。
德国收藏品中的吐火罗语也十分丰富，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卓有建树，吐火罗研究方面重要的著作有西格（Eemile SIEG）、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两氏合著的《吐火罗语残卷》。此书分甲、乙两种方言卷，甲种方言卷（焉耆语）的转写和释义，共刊布467件文书，已于1921年出版。乙种方言卷分第一、第二分册，分别于二战后1949年和1953年出版，刊布文书633件。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在美苏大国意志的主宰下，被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由于原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为防止馆藏吐鲁番文献文物被毁于战火，将文物转移多处分藏，所以，除了战火毁坏和苏联拿去的部分以外，二战后，文物也被分藏在了东西德，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虽然如此，学者们还是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东德所藏以文献为主，故相对来说，东德在吐鲁番文献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较大。二战后，葛玛利继续《吐鲁番回鹘语文献》丛刊的工作，1954年她在该丛刊第八集中，刊布了用婆罗谜文字拼写的回鹘文写本。1958年，又与吐火罗语专家温特（Werner Winter）合编成第九卷，内容包含吐火罗语B和突厥语译本摩尼教赞美诗。丛刊的第十集是由葛玛利本人刊布的回鹘文佛教譬喻故事。除了以上的贡献外，葛玛利有关德国吐鲁番回鹘文写本的主要论著有《弥勒会见记 —— 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古突厥文本》、《高昌回鹘王国：850—1250年》、《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回鹘文印本》、《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
在回鹘文献的整理中成绩最大的当数茨默（Peter Zieme），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回鹘文的各个方面。有关于景教文献的《吐鲁番突厥语景教文献》、《回鹘文基督教徒的婚礼祝福文》等。有关摩尼教文献的《摩尼教忏悔词研究之文献》、《古突厥文伊索寓言残卷》，《摩尼文所写摩尼教突厥语残卷》、《摩尼教的题记和国王》等，另有《吐厥文摩尼教文献》。他所刊布文献最多的当数佛教文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忏悔文》、《善恶二王子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药师经》等。除此之外，还著有《回鹘文佛教头韵诗》、《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头韵诗：古突厥语诗歌研究》。同时，他也发表了诸如租田地契、商业文书、奴隶买卖契约、借贷契约、户籍等等世俗文书多件。
茨默还与哈扎伊（Georg Hazai）合著《<梁朝傅大夫颂金刚经>回鹘文译本残卷》，与卡拉（George Kara）合著《密教文献的回鹘文本残卷》、《回鹘文译萨迦班智达玄道和文残所说最胜名义经》两书，此外还合刊伪经《佛顶心大陀罗尼》。与拉什曼（Simone Rashmann）合作发表《入菩提行蔬》，与特赞（Semih Tezcan）合撰了《回鹘文书信残卷》一文。
除回鹘文研究建树最丰的茨默以外,东德还有吕尔伯恩（Klaus R?hrborn）的《回鹘文本<慈悲道场忏法>》、特赞《回鹘文赞经》、特肯《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回鹘文译本》和《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卷》、拉克（Larry V.clark）《突厥文摩尼教贝叶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理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残卷的主要论著有茅埃（Dieter Maue）《柏林吐鲁番发现品中的梵文回鹘文双语文献》、劳特（Jens Peter Laut）《早期突厥佛教及其文献遗存、,埃乐斯（Gerhard Ehlers）《古代突厥语写本》第二卷。
二战后担负起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工作重任的是恒宁的弟子博伊斯（Mary Boyce）。恒宁在战后发表了《两件摩尼教法术文献》一文，而博伊斯把属于《胡威达曼》和《安格罗南》两大赞美诗的许多断片经过严密的比定、缀合而整理成《帕提亚语摩尼教赞美诗集》一书。此后她又调查了收藏在东西德国的中古伊朗语写本原件，编写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摩尼文字所写伊朗语写本目录》，详细地著录了每一件属于摩尼教系统的中古伊朗语文献及其研究情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具。博伊斯还编写了《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读本》，并转写、注释了这两种语言所写的主要文献《摩尼教中古波食语和帕提亚语词汇表》，汇集了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便于查找的词汇，属工具类书籍，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东德伊朗语专家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博士主要承担了系统整理刊布伊朗语文献的工作。他陆续发表了《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传统中的基督教福音书》、《摩尼从事大早期传教事业》、《再论摩尼从事的早期传教事业》、《中古波斯语摩尼教代人祈祷布道书残卷》、《摩尼<大力士经.>的新残卷》、《伊朗语摩尼教散文体 》、《有关“生灵的十四个伤口”的残卷》、《伊朗语摩尼教教史文献研究》等论文及专著《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的摩尼教创造宇宙与譬喻文献》、《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教史文献》两部，文中对前人已刊文献多有订正，同时发表了大量前人未发表的文献。
粟特语摩尼教文献研究方面，二战后，恒宁的弟子格施威彻（Ilya Gershevitch）编撰的《摩尼文粟特语语法》中，刊出了许多未刊的德国藏粟特语写本，而德国所藏粟特语文献的刊布工作主要由宗德曼来进行。二战后，宗德曼出版了专著《摩尼教粟特语譬喻书》和论文《摩尼文粟特语信札解读问题》、《摩尼教查拉图士特拉传说残片等》。在粟特语佛教文献方面，二战后，有乌兹（W·A·Utz）博士的论文《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一件未刊的粟特语译本<大乘大般涅槃经》,可惜未正式出版。
二战后，韩森出版了《柏林藏粟特语文献》第二集，但其中的错误也是很多的。为此,邦旺斯尼特连续发表《几篇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一）、（二）纠正了其错误。施瓦茨（M.Schwartz）在其博士论文《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中，详细地研究了其中的几篇文献。1973年以后，辛姆斯—威廉姆斯又对韩森发表的写本进行了重新整理研究，出版了《基督教粟特语写本C2号研究》，此书不但含盖了韩森已刊出的C2号写本，还将新比定出的64件未刊的写本也收录里边。这本书最明显的特点是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文献又作了精心的转写、翻译和详尽的注释,并且在书后附有图版。宗德曼也发表了《中亚发现的粟特语教史残片》和《学生向老师提问：粟特语圣经文献的谜语》。
二战后，图木舒克语文残卷的解读和研究工作由贝利（Harod W.Bailey）和恩默瑞克（Ronald E.Emmerick）承担，他们又刊布过一些文书的图版。可惜的是由于材料太少，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的进展步伐很慢。目前，属于这种古语所写的文书由茅埃和施杰我（Prods O.SKjaerv）合作整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揭开其神秘面纱，改变其目前被称为“死语言”的状况。
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写本的整理研究方面，吕斯德是开创者和奠基人，吕斯德本人整理梵文佛典的其它成果，大都收入他的《印度语文论集》一书中，该书在他死后的1937年被结集出版。二战后，这一工作由吕斯德的弟子瓦尔德斯密特承担。《从锡兰到吐鲁番》是他校订梵文断片的论文集。他的最主要成果是被《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列为德国东方学会主编的大型丛书《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V）的第十卷的《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到上世纪的1996年陆续出版《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共七卷，包括1—1599号梵文写本目录，也含有对于许多残卷的转写、翻译、注释及词汇索引等。除此之外，《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以补编等辅助性刊物，用于发表对某一种文献的整理结果或某种与《丛刊》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
德国所藏吐火罗语研究方面，二战后，托玛斯（Werner Thomas）在西格和西格林合著的《吐火罗残卷》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些校订和补充工作，发表了1—116号的转写。以下各卷尚未出版。
藏文资料由陶贝（Manfred Taube）负责整理研究。1980年，的研究专著《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献合集》，主要包含了元代的一些材料。1989年,随着东欧巨变，东西德国的统一，将原来分散藏的在几个博物馆馆中的德国吐鲁番收集品进行了集中，其中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绝大部分的文献写本、少数美术品，而同样位于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着德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的美术品及少量的文献。文献的集中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1990年，宗德曼在《帕提亚语摩尼教赞美诗集》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迄今所知这两部重要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的所有残片。最近，宗教史家克林凯特从摩尼教研究的角度，翻译了中国伊朗语和回鹘语摩尼教赞美诗及其它相关的一些文献。著成《丝绸之路上的诺斯替教——中亚发现的诺斯替教文献》一书。
此外，曾参加了德国几次吐鲁番考古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都有很多的考古报告，是研究德国中亚探险史不可或缺的资料。第一次考察格伦威德尔的报告《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6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第二次勒考克的考察报告，用英文写成，《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号上。另外，勒考克还有第二次考察的个人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址——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该书由巴威尔翻译成英文，取名为《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1928年在伦敦出版，1934年，在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版了郑宝善根据英文翻译的《新疆之文化宝藏》。格伦威德尔在第三次考察结束后，分别于1912年和1920年在柏林整理出版了两部正式的考古报告《新疆古代佛教胜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和《古代龟兹》。1940年，勒考克出版了他的第四次新疆吐鲁番考古报告，命名为《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
除了考古报告以外，勒考克还和瓦尔德施密特合编了七卷本的《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于1922——1933年间于柏林陆续出版，这本书主要刊布的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所获美术品的图版，共分七卷，第一卷为雕塑，第二卷为摩尼教细密画，第三到第七卷为壁画，是研究中亚艺术史、摩尼教经典和壁画榜题的必备参考文献。此外，勒考克还著有《中亚艺术史图》一书。这些报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吐鲁番文献的第一手资料。
德国汉学研究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尤其是文书写本，大多为非汉文的文献典籍。所以，德国汉学研究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对回鹘文、伊朗语、梵语的研究，并且，在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方面，成果也最多最丰富，相对来说，汉文的研究方面的成果最少。但这并不是说德国收藏的汉文文献典籍不重要，相反，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吐鲁番汉文文献大约有7000余件之多，写本、印本都有。东德学者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之下，编制过目录，迄今只出版了两卷《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著录了两千多号的佛典断片，按《大正藏》的顺序排列。此外，东德的梯娄博士还发表了一些户籍残片及相关的文书，《学郎题记》以及据称是《摩尼教下部赞》的另一抄本。据荣新江先生的考证，德国所藏如道德（CH.2010）某年典周建贴（Ch.2403）、帐目（ch.2404）、入破历（ch.608）、占卜书（ch.1649,ch.468）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可惜目前这一工作仍然进展缓慢。
其次，德国东方学研究在早期就已开辟了国际化合作的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就邀请精通回鹘文的土尔其专家阿合买提·阿拉特、日本学者山口常顺从事德国收藏品中回鹘文的研究工作。二战以后，东德方面在匈牙利、美国、日本学者的大力协助之下，对回鹘文献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这种国际合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德藏吐鲁番文献的研究会取得更大成就。
第三，德国收集品的编号也比较混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在最初入藏柏林民俗博物馆时给每件材料编过号，这种编号以T开头，指吐鲁番考察队所获资料，后用空格Ⅰ、Ⅱ、Ⅲ、Ⅳ表示是哪一次考察所获。再后面用空格写出土地的缩写词，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型：B代表布拉依克（B）废寺，D为高昌古城，K为库车地区，M为木头沟石窟，S为胜金口，S为三堡，S为硕尔楚克，T为吐峪沟，TB为吐鲁番山（？）、TV为吐鲁番山前坡地，X为出土地不详，Y为雅尔湖（交河古城），地不详，Y为雅尔湖（交河古城），后空格写数字编号，这种编号既不科学，又很混乱。甚至会使一些东西相互混淆。如同样年代以S代替的既有胜金口，又有三堡。但是，这种代号至少可以透露出一些文物的出土地。如果将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的几次考察报告和民俗学博物馆的编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那样会更容易搞清文物的出土地，从而有助于研究。
第四，德国所藏吐鲁番文献十分丰富多彩，但由于受到二战的破坏和战后的分割，给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对于这批文献最感兴趣的中国学者，造成更大的不便。目前，英、法、俄国都已将所藏文献或影印或制成缩微胶卷发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又出版了俄藏、法藏、英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型图书后，更方便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希望德国也能将其所藏公之于众，以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综合的和多种语言残卷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所 陈双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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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宝：《敦煌学通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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