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为汉唐时代中西交通道路上一大都会。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也因此成为佛教传人我国的最早落脚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以佛经文献最为丰富，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语种，约占约占整个敦煌文献的 90 ％左右，仅从数量而言，敦煌遗书亦可称为“佛教遗书”。其中有确切纪年且年代最造者为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残卷，为曹魏甘露元年（公元 256年，一说系前秦甘露元年，公元 359 年。荣新江对此说提出了疑义，他认为确切属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早写经是 S797 《十诵比丘戒本》，题“建初元年岁在乙巳 十二月五日 戌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这里的建初只能时西凉年号，即公元 406 年）。认为年代最迟者为俄国所藏 32 《敦煌王曹 宗寿与 夫人施帙写经记》，为北宋咸平五年（ 1002 ）。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前 565 ～前 485 ），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太子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的生父为该国的国王净饭王，属刹帝利种姓。“悉答多”是名，意为事业成就者（亦译一切义成、吉祥），“乔答摩”是姓，意为最好的牛。由于他是释迦族的圣人，觉悟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称佛陀（意为觉悟者）、佛、如来、世尊、释尊等。
释迦牟尼在幼年时接受传统的婆罗门教的教育，成年以后逐渐表现出非婆罗门的思想。据说他 29 岁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起初释迦牟尼师从数论派修习禅定，即静坐思惟，专注一境（禅为禅那的略称，意为静虑，指寂静端坐，思惟审虑；定，又译为三摩地、三昧等，指止息杂念，专注一境）。后来因感到禅定境界并非是究竟之道，便改从苦行外道，用严格的绝食苦行进行修炼，以期得到灵魂的升华。他以食用野生果实为生，并且逐渐减少进食的数量，以至每天只吃一麻一麦。这样苦修了六年，使得他形容枯槁，也仍然没有得到解脱。于是他决定放弃苦行。他在尼连禅河里洗了澡，又喝了牧羊女供献的乳糜，恢复了体力。然后独自来到菩提伽耶（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约 十公里 处，阿育王曾在此建有大菩提寺）一颗毕钵罗树（释迦牟尼成佛后改称菩提树）下，铺上吉祥草，在草上结跏趺坐。发誓：如果不得无上菩提（智慧）宁可粉身碎骨，也终不起座。经过七天七夜得冥思苦索，终于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觉”。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发现了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找到了解救众生苦难的途径。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把悟到的道理在恒河流域到处宣传，争取信众，形成教义，组成僧伽教团，建立了佛教。
释迦牟尼所传的佛法主要是四圣谛（有关人生的四种真理，即苦、集、灭、道）、八正道（八种正确的修行方法，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三门必修科目，即戒、定、慧）五蕴（构成众生的五项要素，即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构成众生生死流转的十二个因素或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三法印（三项根本佛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
公元前 321 年孔雀王朝建立，到阿育王在位时（前 273 ～前 232 ）国势极强，几乎统一了印度全境。后来阿育王信奉佛教，派遣使臣高僧出国弘传佛法，佛教已传人我国西域地区。
至于佛教何时传人我国内地的问题学术界不无争论。一般将《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注引《魏略》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之事，确定为佛教正式传人我国内地之始。
佛教在敦煌的传布可能稍晚于祖国内地，但可以确定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已有佛教的活动了。最明显的就是“世居敦煌”号称“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的译经活动。竺法护在敦煌出家，他先后游历西域诸国，取回许多佛经，通晓梵文及西域诸国文字，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译佛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早期知名的译经大师。
上文已经提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有 90 ％都是佛教文献，在这众多的佛典中，佛教所称的经、律、论三藏都有，而且还保存有不少久佚的经典。这些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少量是刻本，从写本的题记看，始自东晋，终于宋代，共五百七十多年，其中以隋唐时期的写本最多。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敦煌佛教的盛况。姜亮夫对重要经典的写本做了如下的统计：
《维摩经义记》 500 —— 958 年 凡 7 见
《胜鬘经义记》 504 —— 515 年 凡 2 见
《大般涅槃经》 506 —— 627 年 凡 10 见
《妙法莲华经》 550 —— 930 年 凡 19 见
《大方广佛华严经》 513 —— 597 年 凡 4 见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530 —— 809 年 凡 9 见
《大智度论》 532 —— 607 年 凡 3 见
《金光明经》 541 —— 848 年 凡 4 见
《大比丘尼羯磨经》 543 年 凡 1 见
《十地义疏》 565 年 凡 1 见
《大集经》 583 年 凡 1 见
《摄论疏》 601 年 凡 1 见
以上为北魏及隋的写本
《大方便佛数恩经》 641 年 凡 1 见
《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 652 年 凡 1 见
《阿毗昙毗婆沙论》 662 年 凡 1 见
《金真玉光八景飞经》 692 年 凡 1 见
《观世音经》 696 年 凡 1 见
《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注境经》 707 年 凡 1 见
《佛说阿弥陀》 709 —— 728 年 凡 2 见
《陀罗尼经论》 716 —— 739 年 凡 2 见
《大乘起信论略解》 763 年 凡 1 见
《药师经》 764 年 凡 1 见
《瑜伽师地论》 857 年 凡 1 见
《大般波罗密多经》 868 年 凡 1 见
《大佛陀罗尼经》 885 年 凡 1 见
《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开戒品》 906 年 凡 1 见
以上为唐代写本
《佛说佛名经》 920 —— 934 年 凡 4 见
《佛说无量大慈教经》 924 年 凡 1 见
《佛说延寿命经》 959 年 凡 1 见
以上为五代写本
佛经写本数量最多者为《妙法莲华经》，其他依次为《大般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四分律》、
《开元录·入藏录》共收经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分作四百八十帙。由于
放入藏经洞中的佛典不是一部完整的正藏，而是已经作废无用的残经破卷，所以现在敦煌 遗书中的佛典显得紊乱不齐，不成系统。有些经典所存特别多，如鸠摩罗什译《金刚经》， 总数约在一千八百号以上。《妙法莲华经》也至少有二千多号，它的卷一、卷二都超过五 百号，卷七则有七百多号。相反，不少经则一号也没有。据粗略统计，在一千零七十六部 经中，一号也没有的经典至少要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的经典虽有留存，但零卷碎帙， 已经凑不完整。例如《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卷。在敦煌遗书中虽有留存，均不完整。有些经典，如《大毗婆娑论》一部二百卷，在敦煌遗书中仅剩数号。虽然如此，敦煌佛教文献中所存的正藏仍有较大的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比较突出。
1 ．校勘价值：
敦煌遗书大抵为千年以前的古抄本，比起现代流通的各种藏经，它们更接近诸经之原 貌，因此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敦煌佛教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唐代官府的写经，是经过京城各寺的高僧大德反复校对过的，格式严谨，没有任何错字，是可以信赖的善本。有些佛经有许多副本可供比勘，有些写本本身已经用朱笔或墨笔校勘过。因此，这些古写本在校勘后世的《大藏经》刻本方面价值很高。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编辑《大正新修大藏经》时就利用了部分敦煌写本来校勘《高丽藏》本。
2. 研究价值
敦煌佛教文献中所存正藏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些写经末尾所附的题记上。例如在北图藏雨字三十九《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末尾有这样一段题记：“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巳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於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正字；
翻经沙门婆罗门三藏宝思惟正梵义；
翻经沙门婆罗门尸利未读梵文；
翻经沙门七宝台上座法宝证义；
翻经沙门荆州玉泉寺弘景证义；
翻经沙门大福先寺寺主法明证义；
翻经沙门崇光寺神英证义；
翻经沙门大兴善寺复礼证义；
翻经沙门大福光寺上座波仑笔受；
翻经沙门清禅寺寺主德感证义；
翻经沙门大周西寺仁亮证义；
翻经沙门大总持寺上座大仪证义；
翻经沙门大周西寺寺主法藏证义；
翻经沙门佛授记寺都维那惠表笔受；
翻经沙门大福先寺都维那慈训证义；
请翻经沙门天宫寺明晓，
转经沙门北庭龙兴寺都维那法海．
弘建勘定。 ”
上面题记中出现的不少人都在中国佛教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如宝恩惟翻译过好几部经典。弘景、复礼、法藏等都参加过《八十华严》的翻译。法藏更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著名僧人。可见上述题记对于我们研究这些僧人的活动以及当时僧人隶寺制度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还有北图藏新字 657 号义净《新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末尾除了参与译经的僧人名录外，还有：
“中大夫检校兵部侍郎臣崔提润文；
太中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臣卢祭润文、正字；
太中大夫宗正寺少卿臣沈务本润文；
中大夫前吉州长史上柱国臣李无敬正字；
秘书省楷书令史臣杜元礼写；
典秘书省楷书令史臣杨乾僧；
判官朝义郎著作佐郎臣刘令植；
使秘书监驸马都尉上柱国观国公臣杨慎交。 ”
从这些题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周时期译场的组织，工作方法，与朝廷的关系，僧俗人等在译场中的作用等等。正因为有这样的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规则，朝廷的大力支持，才能保证译经的质量。这种用集体力量来完成重要典籍翻译的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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