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人民广播电台《960新闻故事》专访《荒原问道》作者徐兆寿（三），讲述徐兆寿先生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揭示《荒原问道》创作最真实的心路历程。
主持人:其实你通过这些事以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支撑点，在文学上。我们看到您当时在20岁就出版了一本诗歌集。
徐兆寿:没有，这可能是网上的一个误传，大概到28岁的时候，就是20岁的时候印过自己的诗集，只是铅印，没有出版，不是发行的。但当时的铅印也是往全国五百所高校也寄，那个时候就相当于现在的自费印，印刷一模一样。
主持人:当时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徐兆寿:当时就是诗歌，全部是诗歌，到我正式出版作品的时候是我28岁的时候，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一首长诗，叫《那古老大海的浪花》。
主持人:第一部诗集的出版的时候还记得那时的印象吗？
徐兆寿:当然，第一本诗集出版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因为到了2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西北师大，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当时是文学院的一个老师，他的真名叫张宇鸿，笔名叫叶知秋，我们两个发起了一场文学运动，当时是什么感觉，我们感觉文学已经失落了，全国的文学都是在向商品、在向市场低头，感觉精神衰落了，物质气息太浓了，所以当时我们就非常狂妄，觉得文学就得靠我们西部的这些人来支撑，后来我领着我的一个学生到北京去找谢冕、张承志、丛维熙、邵燕祥等很多大作家。回来以后也非常的苦闷，觉得北京的这些作家也逐渐地在放弃文学的梦想，所以回来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说可能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我们西部，就在我们这些落后省份的不发达的地方，当时这是非常强烈的想法。
主持人：就是说，也许经济的不发达反而会使我们创作的激情更加的强烈一些。
徐兆寿： 对，当时我们认为精神的高原就在西部。就是现在，我虽然已经没有那个时候那种简单的想法了，但是回过头来再想的话，精神的高原仍然在西部。
主持人：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您慢慢认识的一个过程。
徐兆寿：对，那个时候写诗，很疯狂。我们师大的很多人把我叫“疯子”、“狂人”、“不食人间烟火者”、“堂吉诃德”等等各种各样的称呼。可能也就是那部诗集出版以后，我猛然间觉得，好像我的生活太形而上了，太有些诗人气质，文人气质了。所以从28岁以后，就开始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主持人：那么28岁之前，您说的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徐兆寿：就是每天在写诗，几乎每天都朗诵诗。可能恰恰也是大学里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因为每天都有学生在追捧你，在跟随你，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有一个场景使得你不断地演绎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到28岁时，我突然清醒了，觉得不能再这样生活了，应该脚踏实地的生活。这就从诗人的这样一种梦想和虚幻的情境中挣脱出来了。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了。
主持人：就是说，二十八岁之前，您的生活里只有诗歌，除了诗歌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徐兆寿：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诗歌成为我们的宗教，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可能最为准确。
主持人：所以您不容别人对诗歌有一点点的怠慢。
徐兆寿：对，那时候甚至非常狂妄，觉得天底下很多的诗都不值一提，而自己写的诗很了不起。可能很多诗人都有这样的一种错觉。
主持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对于诗人，文学创作者，包括艺术工作者来讲，有时候本身是比较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孤独，另一方面则是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来更好地施展才华。
徐兆寿：对，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艺术家没有完成他自我形象的完善之前，应该都是一种精神病患者，就像刚才所说的我的那种状态一样。他不容许别人来进入他的生活，来打碎他的这样一种梦想。甚至他就认为，天底下就属他的生活是唯一的，正确的，高尚的，其他人的生活都是不值一提的。他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不太愿意让我的亲人们，我的学生们走这样一条路，但是我又很清楚，对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来说，可能这是必经之路。
主持人：对，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徐兆寿：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离疯狂就差那么一点点。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的讲述非常深刻。其实呢，不管是做艺术的人，还是做文学的人，最后还是要像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生活本质的一些东西。
徐兆寿：是，是。
主持人：您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徐兆寿：大学毕业以后，有两个选择：第一是留校。第二个，我当时想当记者，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从教育里面出来非常难，因为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不能出来。我找到了另外一份与教育不相关的工作，到了兰州的一个创作中心，我当时记得好像是跟剧院有关的一个单位。我去过几天，觉得不太适应，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留校了。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在学校里边，刚开始被分配到团委，后来，我们的宣传部长陈部长，觉得我有点文采，非要把我要到宣传部去，最后就又到了宣传部，做起了宣传干事。到了九五年的时候，学校又把我派到新华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但是后来我仍然发现，自己最适合的环境还是大学。因为我的梦想还是文学，所以，又回到了大学里边当老师。
主持人：在大学里有使您的这个梦想实现的基础。
徐兆寿：对，大学，我现在仍然觉得还是比较宽松，比较自由的，尤其西北师大，我始终觉得它给了我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
主持人：那么，最后又相当于是回归了。
徐兆寿：是，是。我有过很多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的机会，去做行政工作和别的一些工作，甚至从商。我曾经做过策划的一个公司，一直想聘我去做总经理，年薪六十万，但是，我好像也没怎么心动。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些事，还是想专心做自己的文学。所以即便是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最后都很快地放弃了。
主持人：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对您没有构成诱惑。
徐兆寿：刚开始有一点点，但是很快我就觉得这些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是觉得可能创作才是我的的兴趣点所在。
主持人：在那个时候您觉得最自在？
徐兆寿：对，因为只有这一点你能把握。比如说经商，我感觉我做不好，为什么？我做过一点，我总是想着别人，老是害怕给人家弄赔了。做行政工作呢，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每天都在做重复的工作，这样时间长了就很容易把自我消磨掉，所以，仍然不太喜欢，最终就还是选择做了老师。
主持人：那么，在您写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您最推崇的是哪一部？
徐兆寿：当然，现在看起来，我仍然喜欢我现在的《荒原问道》。因为这部小说是我倾二十年所思所想，所积累的很多的东西写成的。我写《非常日记》，很快，七天就写完了。《生于1980》，大概也就二十天左右时间写完了。到《幻爱》的时候，本来是一个中篇， 大概也是六七天写完，后来也将它拓展成一个长篇，这个小说现在看起来，尽管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能满足我的一种愿望，我最大的心愿还是想写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历程，那么这本书应该算是我初步完成了这样一种理想。
主持人：徐老师，在您谈写作过程中，我总觉着您有一种使命感。
徐兆寿：对，这也是很多人对我的一种判断，觉着我有很浓的理想主义情结，身上担负的东西很多，我觉着可能也和我是家里老大，和我后来当老师，和我的祖母有关系，他的一些信仰的东西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我总觉着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而不是说简单的做我自己，应该是为更多地人去做一些事情，包括我现在做传媒学院院长，我总是在想，我到底能做什么，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到底能带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的东西，这是我想的。这些东西无时无刻在影响着我，使我的作品也就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
主持人：这种东西和您的作品，和您的处世的态度都是相辅相成的。
徐兆寿：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主持人：说到您的这个作品，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刚才说到的“非常系列”，比如《非常日记》、《非常情爱》和《非常对话》这三部作品，因为它们在网络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呢？
徐兆寿：这个和我上大学有关系，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8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到80年代末的时候仍然是禁止谈恋爱，好像也允许放松环境，但是在我毕业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的一位女同学，她本来在恋爱，但是她不小心掉入了另外一个陷阱，她在身体上收到了伤害，我觉着那是她是无知的，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经常看到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因为恋爱而精神失常的人，我就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恋爱呢？因为我们已经二十三四了，大学毕业经常都在二十四岁左右，按照我们老家的人的习俗，我们早都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另外我后来一查，法律上规定，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早都已经是结婚的年龄了，但是你不能谈恋爱。
主持人：当时在学校就是这样规定的。
徐兆寿：对啊，那么大学为什么就会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会和我们的法律相抵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第二就是这样一种规定，这样一种教育，它导致我们很多的青年会走上精神失常，精神变态，自杀，这样一些歧路甚至是绝路，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这种现状，这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是我工作之后，因为开始做报纸的编辑，我就开始和很多人探讨这一问题，当时遇到了很多学心理学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我又发现，人在这个年龄阶段如果不做这个年龄阶段的事情，到另外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就发生了变化，这就说明人他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主持人：我们在什么年龄段做什么年龄段做什么样的事情。
徐兆寿：对，那个年龄段没有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从三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到最后我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诗人海子的自杀一直在我的生命中间是一个坎，因为我过去也取过一个笔名叫海子，后来甘肃的诗人叶舟告诉我海子自杀了，你不能再用这个笔名了，也是我就不再用这个笔名。但是那个时候我跟着海子写诗，跟着海子写诗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生命和绝望，也染上了自杀的这样一种情结，后来我用了很多的办法摆脱了这样一种情结，但是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断地在你的声明中间影响着你，所以我的小说中间总是会有一个自杀的人，这样一个主人公，这就导致我必须要想这些事情，我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安排在了一个人身上，这就是《非常日记》这部小说的所有的东西。但是这部小说当时被出版商看中的不是我写的这些精神的历程，而是前面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恋爱？明明心里有喜欢的人，但是不能去恋爱，同时，可能你想去恋爱，可能对方又不愿意，种种的阴差阳错导致了他的精神失常，最后走向了自杀，是这样一个故事。
主持人：最终还是希望回归自然，尊重人的本性。
徐兆寿：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古人是非常尊重人性的，比如我们说女子年方二八，十六岁，就是结婚的时候，那么到男子的时候，十八岁，他完全成熟了，这是人很尊重人的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古人说天人合一，他是尊重人的本性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从西方来的条条框框，拿来的东西就不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很好地续借，为什么对人性会如此的束缚？这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对，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作品。那么您现在主要从事行政工作，还继续写东西吗？
徐兆寿：写，这部小说就是我在做旅游学院副院长，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写的，现在我写的东西少了，因为行政工作太多了，在我的一年时间里我觉得更应该为我的一些学生牺牲我自己的一些时间，但是仍然会抽出时间，我经常是晚上写，基本上我拒绝去吃饭，拒绝出去活动，现在好在饭局少了，一般我晚上在家里写东西，现在仍然在写。
主持人：我们也特别期待徐教授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聊到，但是我想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我们一起来讲讲徐教授的经历和您的一些故事，好，谢谢。
徐兆寿：好，谢谢，谢谢。
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960新闻故事》就结束了，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本期节目的编辑心鸣，总监常晓丹，监制王小枢，总监制康坚，感谢您的收听。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