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77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任副院长，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并先后在兰州大学、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数十年坚守敦煌，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石窟考古研究
上个世纪60年代，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即奔赴敦煌，开始了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一是对所有的洞窟逐一编写出详尽的考古报告，二是要对洞窟进行分期排年，确认每一个洞窟的营建年代。由于“文革”动乱，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就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后，樊锦诗与同仁们振奋精神，重新整理过去调查的资料，争分夺秒地研究，先后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等论文。在对石窟内容深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参考相关的佛教与历史文献，准确把握佛教石窟中出现的样式与风格，并通过这些样式类型的特征，分析其年代问题，使北朝至隋唐时期数百座洞窟的营建年代系列清晰地呈现出来，为中国石窟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上个世纪90年代，在樊锦诗的主持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重新提上日程。樊锦诗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确定以洞窟开凿时代为脉络，兼顾洞窟排列布局现状为制订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规划的原则，编制了100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分卷规划。通过十余年不懈努力，《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2年正式出版。这是敦煌石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这一考古报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首先，确认了早期三窟既有来自西域的影响，又有本土汉文化传统的因素。其次，确认了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的三个时代：北凉、隋、五代，并揭示了不同时代壁画的起稿、敷色、晕染、线描全过程及其特点。这部考古报告的特色还在于采用多方面的科学新技术，如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塑像等值线图、壁画数码全景摄影拼图、碳14年代测定、无损多光谱分析、X射线分析技术等，极大地提升了考古报告的科技含量。考古报告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敦煌石窟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面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多年来，樊锦诗带领全院职工，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把敦煌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管理推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1997年，樊锦诗作为文物专家曾参与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制定工作，之后她结合敦煌石窟的具体情况，对莫高窟的保护和利用制定了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年）》。基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物保护上存在的差距，樊锦诗积极谋求国际合作，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多国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在敦煌壁画病害治理、莫高窟环境监测与评价、莫高窟风沙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曾被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针对今天旅游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樊锦诗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文物开放与游客管理之间的矛盾及其对策》等一系列文章，主张“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坚持保护和开放协调发展。她的《为了敦煌的久远长存》《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等论文，对如何科学地保护、管理敦煌石窟进行了理性思考。樊锦诗很多富有前瞻性的珍贵看法，为我国当前尚不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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