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甘肃文艺论坛”：文艺评论面对艺术必须在场

2014年8月3日至8月6日，为了贯彻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联工作意见》精神，由甘肃省文联主办，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西北师大传媒学院承办的首届“甘肃文艺论坛”在兰州西北宾馆召开。省内外文艺评论家8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论坛特别邀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著名评论家雷达和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陈春文分别作了《关于文化自觉的若干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一点体会》《文学面对新关系——当前文学发展若干问题思考》《书写的大我、小我与无我——海德格尔人道主义书信读解》和《价值律与艺术律的对峙——〈荒原狼〉读解》重要讲座。参会的文艺评论家围绕论题分组进行了三个时段的研讨，研讨气氛热烈、活跃。

一、文艺评论以审美和求真为出发点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艺术的把握事件也就是审美的把握事件，它跟宗教的把握事件是相同的，都是共同作用于人类的精神家园。为了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必须要坚守这一条，但是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把人类把握艺术的事件从属于政治的把握事件，从属于政治思维。过去所谓“左”的倾向根源在于用政治思维冲击乃至取代了人类的艺术思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走向极致，一切附庸于政治。文艺在这种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独立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些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再是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而换成了用利润思维、经济思维取代人类的审美思维，把文化艺术附属于市场，这同样是极其危险的。

现在要提倡的是既要看到经济，也要看到意识形态，全面辩证地、兼容整合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是最高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去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你把这个前提丢了，肯定错了。为什么我们的党反复强调社会效益是最高标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看，离开中国道路是不行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自己的丰富源泉。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才能自强。只有文化才能强国，一个文化搞不好的国家，经济再富都没有出息，都要垮下来。

　　雷达(著名评论家)：理论批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理论批评有一个问题，理论批评有一点被工具化、实用化甚至政绩化。我们今天经常说理论批评缺席是真正的声音没到场，有一定道理。但大家要注意理论批评并不是孤绝在整个文学之外的。我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差不多，不是说文艺创作好得不得了，文艺批评糟糕得不得了，我觉着根本不是这样，我们这些年也出了很多理论人才，出了很多理论著作，在高校里面出现了很多新起的文艺评论家，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论文，同质化的东西，重复的东西，也有一些闪光点被发现，所以我们的理论批评不要太悲观，我们的理论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我们的学术高度还是很高的，但现在理论批评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我觉得就是理论批评的工具化和政绩化的问题比较突出，理论批评独立的园地、独立发言的场所和它的发表的园地和阵地比较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给现在的作品附加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一个作品出来以后要参加排行榜，要参加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还要参加书市、几大好书评选等，这就动用了书商、出版家，包括宣传部门，包括他们的政绩。如果一个作品能得到奖，围绕这个宣传的比较多，就很难办，遇到这些书的时候，如果我要研究书的缺点，里面有多少毛病，那就不行，这个东西写出来人就很不高兴，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来写，但它更多地需要作为宣传来写，这种宣传里面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你是把你的文章作为一个宣传呢，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它和政绩联系在一起，它和实用联系在一起。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理论批评中，我们虚化了我们自己的审美价值系统、审美价值标准，这一点上我觉着是比较明显的，没有建构起中国现有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价值系统，我们当然对过去的那种一元化的东西是不同意的，现在各种看法都应该允许，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符合审美的。

文艺批评涉及的问题很多，文艺评论的标准问题，文艺评论的定义问题，文艺评论的语言等。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文学的生存空间受限，但是文学又是绝对不会被取消的，为什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要用语言来表情达意的，只要人类在，就需要文学，这是肯定的。而且文学这个问题最近大家也谈得比较多。文学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是文学可以作用于人，把人变得更美好，或者把人变得更健全，使得人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精美的精神产品。最近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文学是无用之用，但是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的魅力，对人性的发现，对社会独到的认识，就是文学自己的东西发展到极致，它会影响我们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价值。

张存学(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艺评论面对艺术必须在场。文艺评论在场的前提是它的独立性，它既不是文艺创作的附庸，也不是大众文化的附庸。独立性意味着它具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对艺术勘测的界限和自己的思想要求。失去这个独立性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评论，附庸性的吹捧和以某种价值标杆为准的砍杀都不是真正的在场。文艺评论的独立性是文艺评论对自身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下，文艺评论是以求真为出发点的，而求真是对思想的要求，也是对艺术的要求。求真就要不断地破除理念性和体系性的藩篱，破除固化的价值而让思想在思想中说话，让艺术在艺术中说话。在此求真的过程中，思想与艺术相遇。

面对社会，文艺评论应有它的责任。在独立的前提下，它担当着艺术作品与大众接受的桥梁作用。文艺评论在场就是要让艺术归位，让艺术的本真显现出来，就是要叫停不断的悬浮状态，并通过自己的力量建构起艺术通向大众的桥梁。

二、文学的现代性

李汶芮(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我们的生活现实是，智能手机充当了上帝的角色，智能手机和它里面装的应用，规定着我们的存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看手机，晚上最后一件事还是看手机。新闻？迅速地旧了；真实？多到疲劳。更多的可能性？短期套现的梦想，虚无缥缈的想象。也许只剩荒诞，一个明星出轨，微博转发上亿。一拨一拨新概念的制造掺杂了猎奇和利益之后会越来越走向恶俗，更荒诞的是并不认为这些是虚假，或者认识到了虚假，却逃无可逃。

文学与哲学共同被损害的命运就是：在存在面前失语的危险，而言说的失败甚至让存在无法存在。

文学家当然始终在试图承担这种改变的命运。真实、审美、存在之忧惧烦畏、善和伦理德性，应该有一个文学语言的共载，至少让我们来看一看优秀的哲思在文学中是怎么发生的：以昆德拉为例，昆德拉是十分有哲学气质的小说家，在他的讲座中哲学的名词信手拈来，他在《小说的艺术》开篇谈的是胡塞尔的欧洲危机，转而却谈到“人仅需要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重视现象学，但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在做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事业，他强调小说家在现象学之前就是现象学家，那么在我看来他表明这样一种态度：现代小说家应该自己勇敢地去面对上帝死了的困境，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替代。

这种无法替代，恰恰是作家的精神所在。我们永远需要作家，作家必须在场。我的想法是：卡夫卡在哪里倒下，哪里就是现代——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困惑远没有穷尽。

文学家卡夫卡要给你看现代人的无家可归，那就讲一个一个“K们”的故事，而终于到卡夫卡都走不下去的地方，卡夫卡在哪里倒下，哪里就是现代，卡夫卡没有出路，才是现代困境，是所有作家前赴后继，或建设或哀号的地方。尽自己的技艺气质，凭一口气以手写心，写世情写变局写失败，吁请出本真的存在，是所有高贵的灵魂义不容辞的命运。

三、悬浮时代的文学使命

　　陈春文(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每个人实际上都存在这种疑惑——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基于真问题来写作，还是虚张声势？还是杜撰问题？如果你基于真问题来写作，不管是时代的问题，还是基于你内心的困扰和你自己生死搏斗、挣扎攀爬的问题，如果你被这种问题推着走，你的作品不可能没有重量，不可能不吸引读者。

写作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带着真思想。譬如大家讨论中广泛提及的卡夫卡的写作，不光中国人，连西方人也觉得非常晦涩抽象，构造性太强。但是他恰恰是真思想写作，他在思想上的复合式的推进，是经过了透彻、清晰、精准的思考的。也许这种思考的、外溢式的作品，它的完成程度不够，但是这个思想本身的结构是对的，把意义的问题、消解意义的问题，秩序的问题、解脱秩序的问题，实体的问题、还原实体的问题，本质的问题、去本质的问题，清晰地考虑在作品结构里面。这样的作品它就富有沉思性，在西方受到欢迎。这其中还是隐约有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子，我讲西方人离开哲学是不会思想的，他要思想就要哲学地思想。那么现在海德格尔说哲学终结了，余下的是思的问题，剩下就是真思想的问题。

当然还有第三层次：是不是自觉地、清晰地带着探索真相的目标去写作。如果你的目标是清晰地，成熟地被思想过，那么那些伪思想的东西，黏附在其上的思想，价值的、意义的东西，都经过了有效的剥离，是实行非还原之还原，通过作品自身的力量就把文学下旋到一个文学自身该在的地方，而不是让文学追求一个外在的目标，完成一个外在的使命，那不是真正的文学。

我们作为作家，作为写者，我们拿出好的作品，本身就是康复我们的母体，康复我们的命运，康复我们的语言，它就会转换为我们的血气，我们的生命力，然后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可能越来越回到它的原生态。它自我更生的能力越强，更像语言，我们的感觉也就更加细腻敏锐，更有基于语言的创造，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的暗示。

四、新媒体时代的文学

　徐兆寿(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网络时代的文学显然面临这样一种重新选择的局面，即网络的没有门槛使人人都成为作家，使所有的书写都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时，我们便有必要发问，谁是文学？那些人类由来已久的经典自然不用分辨，但今天产生的大量文本，哪些才是文学？

今天的书写已经失去边界，在以往时代被文学的伦理禁锢着的魔鬼都被网络解放了。大量粗俗的语言充斥网络，被认为是文学语言；所有的行为都可进入书写的范畴，人类原有的经典被解构；审丑、阴谋、罪恶、残暴都成为书写者们愿意精心打造的美学立场，与此相对应的存在则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尤其是在一些超文本的书写中，网民们将所有的不满、愤怒、恶语都喷洒在网上。

但恰因为此，那些直抵存在之根、倡导人类至善大美的写作便显得格外珍贵，那些仍然埋首于书斋为人类今天的存在而号啕大哭的书写者便伟大了，而那些愿意用生命来为今天欲望时代的人们赎罪而书写的作者便不朽了。因此，在各种文本横行的今天，那些真正的文学不是多了，而是越来越少了。它们也许越来越趋近于最初的文学本质：解读真理、教化大众、以天下为己任，融文史哲于一体。

有人认为，网络全媒体时代解放了文学与人，因为人人都成为文学的受益者，成为作者。这样一种乐观的态度有其对的一面，因为它的确使很多有文学梦想的人开始踏上文学之路，也使文学成为文明时代人类的一种修养。但它其实是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人人都可以从事文学的时候，文学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书写出来的文本，而是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包含着人类终极价值追求、透示着人性之根的那些罕见的文本。它们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变得稀有。

五、学院评论的得与失

　　张懿红(兰州城市学院教授)：如果说学院评论就是身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或有学院背景的学者撰写的凸显学术性、理论性的评论文章，那它就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伴随中国现代教育和新文学的发生而出现的文学现象。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学院评论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荣的业绩。“五四”时期，以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学院评论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动者，既是文学创作的助产士，也是读者阅读的指南针。上世纪80年代，文艺观念发生大规模深刻变革时期，文学评论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文艺理论，探索文学和文学研究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来自科研院所的评论家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所以我想恐怕还要从评论模式及其病变倾向的角度去理解学院评论。有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评论的“学院化”倾向，它是一种以学院为基础的重视学理的话语方式。学院评论自身具有的重学理的独特品质自有其独特价值。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院评论虽然队伍扩大成果丰硕，其社会影响力却日趋衰落，沦为一种局限于小圈子的自说自话，以致招来颇多诘责之声，比如“晦涩难懂”“小圈子化”“缺乏原创性和公信力”“有失社会担当”等。这种变化令人悲哀。相对于新时期之前中国内地当代文学评论(主要是媒体评论)的政治化、一体化，上世纪80年代学院评论开始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学审美，发动了一次使文学评论回归文学主体，回归艺术本质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此文学研究走上重视方法论的客观化、科学化、学理化的过程。而这种学术化趋势在市场化转型的社会变革中，最终引领学院评论走上一条狭窄的道路。当下的状况是，由于非商业性的运作方式，真正独立的，具有批判意识、人文意义的学院评论局限于学术期刊和专著，无法广泛传播，无法在作家、读者群中产生影响，结果导致学院中那些犀利的先锋评论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当代评论中失语。这就构成了所谓评论家缺席、评论不在场的当代文学之怪现象。

　唐翰存(青年评论家)：今天的学院派为了适应体制，已经不关心文学评论本身的价值力问题，他们所关心的，乃是脱开艺术真理去追求某种职业行为带来的实际效用。和学院派一起聊天，很少有人去评价你哪篇文章到底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价值点何在，他们谈论更多的，是你的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获了什么奖，争取到什么项目。他们将人文化的研究变成了量化的“科研”，变成了工具理性。大学里每年度的考核，都要计算每个人的科研分，文章发表在什么档次，著作由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获得什么奖、什么项目，都有不同的分值对应，与职称、工资、奖励等直接挂钩，至于你文章或著作的内容如何，有什么创见，从来不是考核的重点，甚至完全被忽略。

六、改进文学评论

管卫中（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当今的文学评论者队伍，主要是由学院系统的学者群体和一些散兵游勇式的非学院背景的人员构成的。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时代氛围或者说大语境。评论的主要职责是沙里淘金，发现和品评真正优秀的作品。说真话是评论的底线，不说真话，评论便毫无价值。当一部滋味寡淡的作品、一位二三流的作者被我们统统吹捧成了不凡之作、一流作家的时候，当文坛上满目皆是杰作、皆是优秀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描述就是远离文学创作真相的，评论者也就变成了谎言制造者、伪学者。说真话的另一个考量标准是，你有没有能力说出一点有价值的真话。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一个时代的文学变迁信号做出比较准确的艺术判断。而能力问题，恰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关乎一个人的艺术直觉，关乎学识、学术素养、对现实的见识甚至个人经历。非学院背景的评论者，大多缺少的是学术素养和广阔的知识，它显然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他们以为评论是读完作品拿起笔来就可以洋洋洒洒写它一大篇的，那样的评论，只能是一篇读后感或者解说词，与有学养、有见地的评论无关。说穿了，甘肃文学评论力量的薄弱，核心还是我们的能力较差所致。因此，能力问题是我们断断不能忽略的，是需要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持续追索、修炼的。

杨光祖(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家知道，创作与批评，是文学发展的两翼。但就甘肃而言，批评这一翼明显地力量不足。我认为，评论与创作绝对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来自生命的言说，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可以公开批评我的观点。甘肃文坛的死寂，就是没有冲撞，没有交锋。甘肃的评论家缺乏一个有力的阵地，缺乏一个言说的平台。这也是我们的评论力量弱小的一个原因。现在终于有了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么一个组织，有了一个《甘肃文艺》这么一个刊物，虽然它是内刊，但有总比没有好。当然，还有《甘肃日报》《飞天》等报刊。提高甘肃文学艺术创作的全国话语权，必须先要增强甘肃文学艺术评论的力量。

七、书画批评现状分析

刘云鹏(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当前书法批评的接受心理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是书法家对批评不关注，表现出一种冷漠，原因之一是当代书法家普遍轻视书法理论和批评，将全部精力放在技法的锤炼上，认为理论、批评对书法创作的作用不大；二是书法家在自大、自满和追求名利的心态下，只能接受赞美之词，对于指出缺点和不足，不愿意接受也不能接受；三是当代书法家缺少接受批评的勇气，如在批评时指出不足，或暴跳如雷、或怀恨在心，甚至把学术争鸣当作人身攻击付之公堂。在书法的批评中，批评家、书法家和受众三者之间只要哪一方没有健康的心理，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批评氛围。在这三者中，书法家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书法家既是批评对象的创作者，又是批评的受众，书法家接受批评的心态直接影响着批评家进行批评的动机和态度。书法批评要在当下的创作中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接受心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批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