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市古城区南门内街东，有一处散发着浓郁人文气息的“甘泉书院”遗迹，自明洪武二十八年开设陕西行都司学，正德十二年易名甘泉书院，至清光绪三十年改为甘州府中学堂。在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甘泉书院的琅琅读书声响彻明清两代，为传承张掖地区文化，培养地方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丝路要冲：历代志士荟萃文化兴盛
古甘州（因有甘泉而得州名）即今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发源于祁连山的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经全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公元前111年设郡县，西汉时以“张国臂掖（张中国之掖〔腋〕，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而得张掖郡名。历史上，月氏、匈奴、柔然、党项、吐蕃、蒙古等民族曾在张掖角逐争锋，匈奴、党项、蒙古等民族还在这里建立过管辖机构。
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分别有南、中、北三条道路，都经过张掖，然后抵新疆向西方延伸去。汉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出取经、马可·波罗东游旅居、左宗棠新疆建功，无数商团使节、军旅僧众，经此处驻足打尖，消解路途疲惫，或贸易采购，或补充给养。从而使张掖成为古代中原通往西亚、东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要冲，也成为古代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活动中心之一，历代中原王朝无不在这里筑城堡、建要塞、设烽燧。丝绸之路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先河，而雄踞于丝绸古道上的张掖，为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5000年前的民乐东西灰山、山丹四坝滩等遗址的农耕、游牧文化根基，还有民族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军旅文化、佛教文化等积淀融合。历代仁人志士荟萃，励精图治经略张掖，传播中原文化的文明成果。早在西汉时，博望侯张骞几次出使西域，在河西走廊遍访民情风俗，山川物产。骠骑将军霍去病“河西之战”大捷，驻牧河西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降汉。张骞即建议汉武帝设张掖等四郡，移民屯田开发河西。西汉末年，群雄割据，中原战乱频频，而窦融经略张掖，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那时，曾有多位流亡的饱学之士前来张掖躲避战乱，他们在留居期间，为中原文化在张掖的传播，倾注了辛勤的汗水。
《中国通史简编》称：“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以来，河西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东晋时期（公元317年—公元420年），著名高僧法显西行，去印度求取经卷途经张掖，受到沮渠蒙逊的热情接待，法显在张掖宣讲佛经多日，以扩大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影响。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重视经济，大兴儒学，对安定社会、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当地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形成了《秦汉伎》。张掖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北魏时期，被称为《西凉乐》的《秦汉伎》传入中原，成为北朝宫廷的国乐。
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张掖因境内之甘泉闻名遐迩而更名甘州。至隋唐时期，张掖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繁盛，“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交市”也称“互市”，隋炀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管具体事宜。裴矩著《西域图记》三卷献炀帝，并极力劝说炀帝西巡。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炀帝西巡，亲率大军击败吐谷浑，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至张掖，用六天时间视察裴矩掌管的“互市”，接见并下诏对“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的四科举人”予以嘉奖。唐代张掖经济文化繁荣，有多位诗人驻足甘州，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而且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富有当地特色的音乐、舞蹈，大量融入了西域的音乐、舞蹈元素，形成了一大批如《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胡腾舞》等独具特色的甘州音乐（含词牌等）、舞蹈。唐末，回鹘、吐蕃占据甘州，经济萧条文化衰退，但以河西“宝卷”“曲艺”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说唱文学，仍在张掖普遍流行。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党项族与甘州回鹘争夺甘州的战争连绵不断，公元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占领甘州。李元昊重视商品贸易，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推广教育，甘州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元朝于公元1279年置甘肃行省，以张掖为省会。甘州成为河西走廊驿道的中枢和茶叶外贸转口城市，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旅居甘州一年多，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当时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宗教寺庙的宏伟，以及文化教育的兴盛程度。
明朝时期，张掖为陕西行都司治所，甘肃巡抚都察院驻张掖。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施行了较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张掖建设了一大批书院、学堂，从而使张掖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甘州进士、举人人才辈出。清朝时张掖为甘肃镇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这一时期张掖崇尚文化教育，书院、社学遍布城乡；戏班众多，剧目繁多，张掖戏剧空前繁荣。
崇文重教：明清两代张掖书院众多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认江南”。张掖水资源充沛、绿洲面积大、商贸繁荣、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素有“金张掖”的美誉。这里民风敦厚淳朴，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明清时期崇文重教，甘州城不仅有“半城芦苇、半城塔影”，而且有“半城书院、半城寺庙”，兴教求学之风，长盛不衰。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自隋朝兴起，唐、宋日臻完善，到清末终止。科举考试的道路是古代莘莘学子向往之路，兴学重教培养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大批以书院为代表的官学私塾，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书院的开办始于唐代，初创时期多由官办，主要以修书、校书和藏书为主，后发展义学和私家书院，聚徒讲学蔚然兴起，山长（书院院长）、教谕（书院教师）数量众多。据《甘州府志·学校》载：“学校为风化之本，英贤所出自也。甘郡自汉晋以来，既富方谷，如窦融上书，蒙逊下令，彬雅堪诵，文教早已蔚兴。唐贞观中，敕天下郡国皆建学。”《重刊甘镇志·学校》亦载：“陕西行都司学，旧在城东北隅，元季为乱兵所燹。明洪武二十八年开设东南隅。正统中，都御史马盎重建。天顺中，总兵宣城伯卫颖于仁寿驿南开田五顷，岁入佃粮百石余，以供祀事。”《新修张掖县志》载：“封疆大吏，暨府、厅、州、县之长，乃各举乡先生卓有文行，可以仪法群士者，为之殷礼盛聘，以延为书院之师，名曰山长。”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巡按御史赵春，将甘州“陕西行都司学”易名书院，因临甘泉，故名“甘泉书院”，并置“诚意、正心、崇德、广业”四斋，以督课士子修身治学。后经历任都御史几番改扩建，增修官廨、敬亭、讲堂、号舍。嘉靖时期，学士曹鼐为马盎撰《建学记》云：“甘州在古雍州之域，逖临西陲。秦汉唐宋之世，或处属国，或置列郡，或立官以主蛮夷，学校之设未之闻也。明洪武初，既建陕西行都司，总兵卫颖以岁之乙亥，乃建学庙，安明灵、育俊秀，以崇文德。适边郡务殷，规制狭隘，虽所司屡加修葺，率仍其旧，且岁久寖敝。适副都御史马公盎，奉命参赞戎机，来莅其地。市材鸠工，撤旧以新。乃不远数千里，寓书请记其成，并发教学之义，以励夫学者……”甘肃巡抚陈棐曾撰《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云：“城内东南隅，儒学建焉。学之东南北隅，嵬然端爽者，尊经阁也……予檄文分巡王宪副继洛，动本台纸赎银若干两，遣人赍赴陕省，购买诸书，及摹印各府书板，凡各家诗文撰集、天文医占、法律之书亦略具，共若干帙，令造大橱柜四盛之……”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王诰以巡抚都御史之职就任张掖，十分重视教育，筹资修缮甘泉书院。明王朝中晚期至清顺治年间，甘泉书院延续百余年。后书院及所藏书册再次毁于战火。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提督孙思克、副使柴望等再修尊经阁。甘山道董廷恩、同知李世仁建大成坊、修棂星门、凿泮池，甘泉书院再度兴起。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知府冯祖悦再建书院于甘泉庙边。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59年—公元1766年），知县王廷赞两次拓建甘泉书院，当地民众纷纷捐资，将书院改建在甘州城南门东侧甘泉附近。先建房舍五十余间，又置七十六间，建有大门、讲堂、二堂十一间，厢房三十四间，游廊九间；另有瓦房和牌坊，泮池和木桥，及三台阁、五云楼、灌书园、爽心亭；延设锄经堂、集贤堂、玩书楼、双苇亭；院内植草地花卉，杨柳四百余株，并购置学田60顷，每年收生息银1500两，以资办学之用。王廷赞撰《重建甘泉书院碑记》云：“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驾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芦苇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诸生膏火费。”
明清时期，张掖历任巡抚、知州、知县及社会贤达崇尚教育，劝学尊师办学，外来避乱的饱学之士也在此传道授业，因此书院、义学兴盛。张掖先后设有甘泉书院、天山书院、南华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山丹仙堤书院、东乐仰止书院、民乐金山书院、临泽蓼泉书院、高台建康书院等十多所书院，城乡普设义学、社学、私塾。在众多书院、社学中，以甘泉书院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最广。清同治时期，甘州书院义学的经费，一度被官府挪作军费，致使甘州“官墙如故，弦诵已寂”。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冬，龙锡庆署理甘州知府，“复兴文治，兴贤育才”，筹集经费，清查书院旧置田产，新置书院学产，一并作为办学经费。为了使书院义学“以垂久远，有章可循”，龙锡庆在甘州府学教授、张掖县学训导及甘州士人的协助下，于次年冬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独立刊刻成书。在《甘州书院义学章程》中，《甘州书院记》简述了恢复甘泉书院、创建南华书院、清查书院田产、制订书院义学章程的经过；《书院课程五则》明确规定书院的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督课七则》阐明山长的督导原则、教学进度和学生管理条规；《甘州书院章程十二则》对斋长掌管书院财务，管理书院图书、财产、勤杂人员，作出明确规定；《义学条规》对义学聘请教师的标准、批准机关、招生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习进度、学生管理等列出条规；《甘、南两书院银钱粮石入款》载明甘泉书院、南华书院每年进项收入；《甘、南两书院银钱粮石出款》规定每年支付山长、监院、斋长、院夫、庖丁的薪俸数额，支付生童膏火银的等次及数额，支付书院所管义学教师的薪俸数额，试卷、纸张、柴炭等支出数额等。《甘州书院义学章程》构筑了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从中可以看出清代甘州尊师重教的全貌。书院教育制度遵循“躬行宜重”“经义宜讲”“史事宜稽”“时务宜通”“功课宜严”五则；教学经费多靠官补、学田生息、民众捐助；教学课程多以科举考试官方要求为准；教学方式相对自主，沿袭南宋“讲舍”模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讨论，还在士子陶冶品格方面，吸引地方士绅参与交流，增进师生和社会人士之间的情感。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甘肃提督周达武考察河西时，为提高张掖士子水平，致力兴办教育。他带头将自己800多册藏书捐赠给甘泉书院，供诸士子研读；接着捐俸在城东门外修建了文峰塔，整修了城东北角的魁星楼，将城东南长沙门城楼改称“文峰楼”。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甘州知府刘振镛将甘泉书院改为甘州府中学堂。至此，张掖历史上兴盛于明清两代的书院制度结束。
人才辈出：学子为国效力诗赋留名
甘泉书院是张掖最早的“高等学府”，生源一般为秀才或儒学优秀童生，因此成为甘州、凉州、肃州、西宁、敦煌五州府书院优秀士子修业之所。书院隐于闹市，祥和宁静，讲堂亭阁相得益彰，花木畔池相互映衬，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实是读书人学习的好地方。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60年）夏日，甘肃巡抚陈棐巡察河西兵防至张掖，聚当地文人雅士于甘泉书院，登楼欢聚，吟诗唱和，周边树木葱郁，百花争艳，楼下甘泉淙淙，书声琅琅，陈棐神怡心悦，欣然为书院题“有本如是”匾额，并写下：“乌府新城有美堂，朱明启候送青阳。邀宾开阁书声近，移席穿林花气香。”的优美诗句，真切地记述了甘泉书院士子励志笃学的景象。
清代是甘泉书院的兴盛时期。清人高缙赋诗《题甘泉书院》，以亭堂楼阁园湖状物纪胜。《集贤堂》咏：“楚楚冠裳济济才，斗山峻起仰鸿裁，皋比坐拥谈经处，网取英雄入彀来。”《三台阁》咏：“耸起凌霄画阁开，玉云咫尺皆层台。三升早兆三鳣瑞，会见文星接上台。”《爽心亭》咏：“小亭爽气透玲珑，远豁襟怀八面通。纤翳无从乘隙入，洒然心地玉壶清。”《玩书楼》咏：“结栏登楼共玩书，五车二酉尽搜储。个中咀嚼多滋味，采藻纷披触绪余。”《锄经堂》咏：“礼耕义耨几经年，笔可为锄纸可田。稂莠尽除培谷种，葘畲亩畔意绵绵。”《灌书园》咏：“闲从六艺漱群芳，活水源头泽最长。万卷浸淫波万斛，簇新花样绽奇香。”《甘泉楼》咏：“城上高楼城下泉，虹辉倒影入灵渊。潺湲一脉翻三级，浪里鱼龙尽跃川。”《双苇湖》咏：“苍苍白露结秋霜，绿苇池塘夹两行。葭里伊人堪想像，溯洄宛在水中央。”
明清两代，由于历任官吏热心教育，倡导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有力地推动了张掖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前后历时500多年的甘泉书院，不仅是张掖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培养地方人才的摇篮。甘泉书院是张掖历史上最早以“书院”命名的官办学堂，办学宗旨在于培育地方人才，教师多聘请“经明行修”的名儒。书院山长中较著名的有秦国英、杨鸾。秦国英是张掖人，曾任陕西商州学正，饱学多才，以诗文著称。杨鸾是陕西潼关人，历任四川、湖南省的知县，著有《邈云楼诗文集》行于世，其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甘州学子考中2名榜眼（殿试一甲第二名），1名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34名文、武进士（殿试考中者），224名文、武举人（乡试考中者），26名拔贡生（可直接参加朝考的生员）。甘州学子在等级森严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如此优秀成绩，甘泉书院功不可没。《甘镇志·科贡》记载，明代甘州进士陈瑗于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中举，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考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江南左布政使等。他为官清正，著有《危庐集》（已佚），死于任所。甘州学子陈祥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考取进士，曾任翰林学士。清代甘州进士、举人辈出。武进士韩良辅历任重庆总兵、广西提督、两广总督，“官声有佳”。甘州举人李荫桂才华横溢，被授予奉直大夫。李荫桂为官清廉，注重名节。告老还乡后，在张掖各书院任教，曾作《张掖竹枝诗》咏：“东界武威西酒泉，唐时张掖汉居延。当年设郡非无意，只恐匈奴犯北边。”阐明了张掖的战略地位和汉设张掖郡的重要意义。
据《甘州府志·乡贤》记载，明清甘州学子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省、州、县任职，皆能恪尽职守，尽职尽责，造福一方，“官德有声”。不仅在朝野上下享有很好声誉，而且对张掖文化教育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