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语感与美感之间（译者·书）

林少华译《远方的鼓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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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秋十月，桂花飘香，“村上春树文学多维解读”学术研讨会在画桥烟柳的杭州、历史悠久的杭州师范大学召开。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我——也巧，年龄正是《挪威的森林》开篇第一句所说的“三十七岁的我”——翻译了《挪威的森林》。星移斗转，月落日出，尔来三十有二年矣。翻译之初，“三十七岁的我”身上还多少带有青春余温，大体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满怀豪情，而今，已然年过六十九岁的我，残阳古道，瘦马西风，“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抚今追昔，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挪威的森林》里的话：“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是的，无可追回的懊悔，懊悔无可追悔。夜半更深，冷雨敲窗，倏然间老泪纵横虽不至于，但的确不止一两次咬着被角发出长长的叹息，每每“悲哀得难以自禁”。得，又是《挪威的森林》里的话。

不过，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桩，那就是我的翻译——人们未必晓得我先后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但基本知道我是个翻译匠。迄今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来，我翻译的书起码有一百本了。翻译过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边淳一、片山恭一等十几位。以作品言之，《我是猫》《罗生门》《金阁寺》《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分外受到认可与好评。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和《刺杀骑士团长》在内，由我独立翻译的有四十三本，与人合译的有两本。这四十几本沪版村上，截至2020年12月底，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三百七十万册，读者人数则远大于此。也就是说，我这支自来水笔涂抹出来的译文，已经摇颤过几千万读者的心弦。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如静夜纯美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又像远方炊烟袅袅的小木屋引领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长满三叶草的山坡让自己抱着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三年多以前金庸去世时，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事关村上春树，不妨说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村上。村上何以这么火呢？据村上自己总结，一是因为故事有趣，二是因为文体具有“普遍性渗透力”。文体，这里主要指笔调、笔触，即文章总体语言风格；普遍性渗透力，用村上另一场合的说法，大约就是语言具有“抵达人的心灵”的力量。从翻译角度来看，故事这东西，谁翻译都差不太多。差得多的是文体，是语言。记得木心说过：“白话文要写得好，必须精通文言。看外国译本要挑译者，译本不佳，神采全无。”神采全无！也就是说，译本既可以使原著顾盼生辉光彩照人，又可能使其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就村上作品而言，哪怕其文体再有“普遍性渗透力”，若翻译得不到位，也很难渗透到人的心底，甚至成为水面浮油亦未可知。说严重些，翻译既可以成全一部原作，也可以毁掉一部原作。

开头说的杭州会议，也是因为与会者有不少年轻人，我就倚老卖老，在最后致辞时免去万无一失的常规性套话，而就文学翻译直言不讳。我说自己多少留意过包括年轻老师在内的年轻译者的翻译，而让我欢欣鼓舞的译作实在为数不多。盖因不是从语感、语境到翻译，而是从语义、语法到翻译，也就是从辞典到翻译。打个比方，人家村上在地下室里屏息敛气摸黑、鼓鼓捣捣，你却在二楼灯光明亮的标准间里翻译辞典查“百度”，自然不解“普遍性渗透力”，不解堂奥之妙，而不解堂奥之妙，文学和文学翻译就无从谈起。换个说法，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翻译字面意思，而是翻译字背后的信息，翻译文体渗透力足可力透纸背的信息——那就是文学特有的文字审美愉悦感、美感！

那么美感从何而来呢？来自语感。语感则来自原著文本的大量阅读。从大量阅读中习得的语汇和句式，应该说一开始就疏离了辞典干巴巴的标准释义，而带有各种语境赋予的鲜活的感性因素，比如温度、气味、氛围，比如节奏、律动、喘息。挪用木心的说法，好比把鱼放在水中而不是摆在桌面上观察。又好比水草——木心用来比喻《红楼梦》中的诗——“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而若“放在水中”即放在语境中，就会不期然间感受到语汇的种种外延性、引申性指涉，及其微妙意韵，原作文体或整体语言风格也随之心领神会。这样，翻译时就省去了不少冥思苦索的理性解析时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总的说来，相对于故事，村上更看重文体。他说“文体就是一切”，而故事会“不请自来”。那么对于译者呢，不妨说，语感就是一切。有了语感才能译出美感、译出文体中的审美感受。

最后举个例子吧。2017年我翻译了村上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部小说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花了堪称天价的版权费——那可不止“一掷千金”——买来的。如果仅仅买来一个有趣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值得的。中国会讲故事的人多了，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就不在村上之下。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一种具有“普遍性渗透力”的文体，那么就会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种异质性审美体验，进而拓展中国文学语言表达的潜能和边界，同时带给中日两国文学和文艺审美交流以新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么版权费无论天价还是地价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翻译：一般翻译转述内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语言美感、文体美感。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旨趣、妙趣和乐趣所在。

林少华，1952年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主要著作有《落花之美》《为了灵魂的自由》《乡愁与良知》《雨夜灯》等，译著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作品，以及《我是猫》《罗生门》《雪国》等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