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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如何应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性？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吉尔(Edward Gl)认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无论是回顾世界的城市化进程，还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城市不断演进和进步的来龙去脉。

今年是城市进化团队成立的第五个年头。一路走来，我们所做的，就是见证和记录这一史无前例的城市演变过程，传递和汇聚推动了这一城市演变过程的最有价值的思想和声音。

在日常发微博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朋友问程大爷在看什么书，以此来梳理他最近读过的好书和读书感受。同时，我们还推出“读书计划”，邀请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读书心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书籍是人类的编年史，把全人类积累的无数丰富经验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无论何时变化，还是读书好。

疫情还没有结束。在“防疫与稳定发展”的困境中，该市从未停止寻找更好的治理模式。

一项讨论侧重于基层治理模式。有声音指出，在一些城市，居委会主导了控制社区的人员和物资进出，传统的“管理”思维一度造成倒卖物资、不合理限制居民购买物资等“失控”局面，大大增加了本已处于孤立状态的居民的生活成本；在那些更多“用户思维”的城市，发挥居民自治，社区只提供必要的“服务”，使得城市面对疫情的效率更高。

凡此种种，疫情下城市治理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背后，是一个更为遥远的问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城市应该如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70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反城市主义”的思潮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撰写了《城市革命》一书。列斐伏尔反思以往的城市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观”——以“城市总体问题”的方式重构城市认知和实践。城市的集中和复杂成为核心问题，工业逻辑被城市逻辑取代。

基于此，他呼吁对现有的城市治理进行“颠覆性”的思考。从城市的角度回顾现有的城市发展脉络，他发现“常规”和“统一”的治理已经成为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尤其是在城市面临新一轮治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去重读列斐伏尔，跟随他的“寻找”过程，为这座城市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未完工”的城市
如果反思现代城市的方方面面，有两种声音贯穿始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治理模式总是一起出现，后面是双方支持者的慷慨陈词。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说法，而城市则充当着治理的辩论场。

为什么城市会这样？或者按照列斐伏尔的问题，城市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列斐伏尔曾经梳理过城市变迁的过程。最早的时候，城市总是和农村一起出现，耕地、农村、农村文化逐渐隐藏了城市的现实。此时的城市(或城邦)是一个国家的原始形态，通常以“政治城市”的身份出现，城市是封闭的、碎片化的。随后，商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交换和流动催生了“商业城”的出现。

在此之前，几乎与自然对立，城市的形态相对单一，功能也相对单一。产业资本和产业城市的出现，把一切都颠覆了。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在这个阶段，“以工业为代表的非城市和反城市的力量征服了城市，渗透进城市，并使城市破裂，从而使城市无限扩张，走向社会的城市化”。这个过程，他借用了核物理的说法，叫做“内爆-爆炸”，让城市“支离破碎”。

现代城市的复杂性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拆分出来的。

列斐伏尔反复强调复杂性对城市概念的重要性。从观念上看，城市实现了人、活动、财、物、物、方法、思维方式的各种集中，郊区、郊区、二手房、卫星城等新造词层出不穷。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现象“突破边界”，使城市成为“大熔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工业的出现是伴随着工业领域替代自然的过程的。列斐伏尔提到，以理性、法律、权威、技术、国家和掌管统治权力的阶级的名义，系统地、系统地强调了具有同质性特征的自然。更可怕的是“一项总是重复但从未完成的工作，将产业分工的效率延伸到社会分工”，社会实践的一般组织结构是由秩序和强制构成的。

产业的“一致性”和城市的“复杂性”之间出现了“断裂”。列斐伏尔用“盲域”来概括，即城市化无法用工业化逻辑来理解的一种状态。因此，这座城市处于“未完工”的状态。

工业化逻辑
“城市被简化为工业”，城市的日常特征被蒙蔽，被“服从于企业的需求，按企业的理性对待”——这也造成了城市问题的悬而未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城市街道。著名的城市研究者雅各布斯曾经发现，在美国，繁忙的街道提供了尽可能安全的地方来应对盗窃、袭击等问题。与避开街道的传统认知不同，她发现没有街道的地方更容易滋生犯罪，而安全的街道往往是多样、复杂、混杂的。高密度的异质性让街道有一个相互联系的非正式网络来维持秩序。

尽管如此，让街道“更有序”的努力一直存在。

列斐伏尔发现，由于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一个代表国家秩序的网络业态规划被纳入其中。他们试图用道路切断不同的社会群体，使公与私融为一体。走在巴黎工业化、商业化的城市轴线上，虽然道路不断扩大，但“除了他们的平庸和他们在意识上对垄断行业的顺从，什么都没有”。

街道应该缝合而不是分开。在列斐伏尔看来，当勒·柯布西耶发起“新联盟”时，城市生活衰落了，荒谬地变成了“宿舍”。他的问题是他忽略了街道的其他功能，包括信息、符号和游戏。“城市生活的所有元素，在别处被固化在一个固定的、多余的秩序中，在街道上被解放出来，流向它们的中心”。街道的无序是有生命的，它带来了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街道也是工业化逻辑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这种“无视城市”的行为甚至影响到城市管理，并通过其城市治理进一步固化。

为什么会这样？

列斐伏尔用代表整体性、公共性和私密性的三个层次来分解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他发现战略家和管理者所在的整体层面倾向于将城市还原为制度化的空间，比如道路和高速公路、城市组织、“自然保护区”等等。它倾向于维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城市和农村的可能性分离，并将整个空间划分为区域。为了实现整体同质化，甚至可能组织不平等的发展过程。

面对个人住宅的私人层面，矛盾“一触即发”。列斐伏尔发现，一般情况下，当整体试图统治部分，普遍性试图吸收特殊性时，矛盾总是出现。

这尤其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列斐伏尔将“城市规划”视为填补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空白的“中间物”。它以有序的形式隐藏和替代了城市实体本身。这意味着它不仅将空间转化为交换而非使用的对象，而且吞噬了人作为“使用者”和“参与者”的价值，只异化为居住者和空间购买者。结果城市完全被工业化的逻辑掩盖了。

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问题是，如何回归“城市化逻辑”？

本质上，城市化逻辑与工业化逻辑的根本区别，使得传统认知方法无法真正理解城市。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城市普遍问题”的认知方法。换句话说，城市是任何现有的专业科学都无法分析的，它需要一种“城市战略”来重构。

相应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列斐伏尔用“城市社会”来指代在吸收农业和工业城市的基础上摆脱工业逻辑的城市形态。与城市不同的是，城市社会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存现实，而是“看着永远在最前沿的闪亮地平线”。

无论哪个层面，都是对过去城市的一种“倒置”。

列斐伏尔在书中不止一次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认知也是如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但列斐伏尔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工业化可能只是走向城市化的“一个步骤、一个机会、一个中介和一个工具”。

因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展会导致城市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将会“颠倒”。

列斐伏尔再次梳理历史，发现城市历史有两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成为城市现实的附属品。起初，商业和工业只是促进因素，但后来它们成为主导因素。第二阶段，主导产业将被倒置，从属于城市现实。这个过程已经在发生，但还没有到临界点。

在他看来，要实现转折，关键点在于城市的三个层面中，私人层面及其对“住”的强调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需要代表城市的中间层，也就是混合层。

如何让城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虽然列斐伏尔“一般城市问题”的认知方法尚未形成，但根据城市过去的发展规律，已经可以提炼出一些“城市规律”。

一方面，认清工业化掩盖下的城市本质，结束“割裂”，让多样性共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这不仅包括城市中常见的习惯性约束和现有的契约性约束并存，而且把人不仅仅作为空间的居民和购买者，更审慎地使用强制性和同质性的空间整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