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谈枕边书

傅道彬谈枕边书

傅道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几十年来您一直关注、研究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六经”文学论》中，您从不同的角度对“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文学解读，在如何引导大家对“六经”文学意义的认识、激发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上下了很大功夫。可否谈谈您的学术研究与阅读的关系？

傅道彬：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的完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六经”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重要成果。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文化经典，带动了中国古典时代的哲学与文学繁荣，实现了古典时代的思想和艺术突破，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向。产生于古典时代历史土壤上的文化经典本身是充满创造精神和生命气象的，而汉代以后将经典转化为经学，将“六经”确立为不可怀疑的真理，知识变成了信仰，思想的多元变成了一元。经学把经典推向了政治的极致，也由此遮蔽了经典蕴含的思想活力与文学意味。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往往是沉重板滞、古奥枯燥的。对“六经”文学性的研究，就是重回历史现场，感受经典的人性温暖和理性力量，重燃思想之火，唤起艺术激情。

研究的过程也是不断阅读不断提高的过程，手边的《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等经典，我翻破了好几本。《左传》有十八万多字，是经典中较长的，我读过多遍，还抄过两遍。其实“六经”并不枯燥，而是生动的，充满文学趣味的。有人说中国文化是理性早熟的，而我却总认为中国古代经典并不早熟，而是青春的歌唱。

有人把文学比喻为镜子，有人把文学比喻为灯，还有人把文学比喻为画——您曾在《文学是什么》一书中传达“不同的比喻代表着不同的文学观，代表着不同的美学观”。那么对您来说，文学可比作什么？

傅道彬：关于文学的本体是什么，理论家们有许多比喻，不同的比喻代表着不同的文学观念。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专门写过《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一书，将文学比喻成镜子是反映论，将文学比喻成灯光是表现论。

我个人喜欢用“照亮”一词形容文学，文学对于生活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一种艺术的照亮。你反不反映，生活都在那里。而只有经过文学家、艺术家观照的生活，才被照亮。没有经过文学表现的生活在世俗的历史长河里寂寂流过，没有声音，不留痕迹。例如贾平凹笔下的商洛故地、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迟子建笔下的大兴安岭、梁晓声笔下的光字片等等，在没有进入作家的艺术表现之前，那些人物、那些山水、那些风俗，它们都存在，却黯淡不彰，隐匿在无边的空洞和寂寞里。而只有经过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艺术呈现，在艺术之光的照耀下，那些堕入庸常而黑暗不彰的生活才被照亮，才出场，才呈现，才有了审美的意义和现实的力量。这正如王阳明“岩树花开”的比喻：当我与花不相遇时，我与花皆寂然，而我与花相遇时则“一时间明白起来”。我与花相逢便是照亮、便是出场。

您有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傅道彬：我的专业的重点是古代经典，十三经是常翻看的书。经典是需要反复阅读的著作，因此需要反复体会，经常阅读。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里的所谓旧书实指经典，那些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经典，是需要经常阅读，甚至终身相伴的。雅斯贝斯认为，经典植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处，是决定着一个民族发展的价值系统，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时刻，常常需要重新解释经典，从而燃起我们的精神之火。陆九渊《读书》诗谓：“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涵泳便是咀嚼，便是体味，便是从容，便是审美境界中的艺术体验。

您有哪些枕边书？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 哪一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 有没有最崇拜的作家？

傅道彬：其实所谓枕边书是经常变化的，并不是固定的，枕边书常常因为自己的兴趣变化而变化。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但也常常溜号，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是我经常放在枕边的作品。鲁迅、郭沫若、戴望舒、王蒙、王小妮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常常吸引我。当然我读的最多的是古代经典，特别是先秦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庄子》等先秦经典是我常常放在枕边的书籍，经典的力量就在于常读常新，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升华。《礼记·学记》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对待经典、对待学术，就是要藏身于此，修养于此，栖息于此，悠游于此。读书是终身的事业，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当然不会是一部，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经典，每一次阅读都如钟声响起：“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我最喜欢的经典是《周易》《诗经》和《左传》。在文学类作品，最喜欢的作品是《红楼梦》。对小说，我一般只阅读一遍，而《红楼梦》却读过多次。但对曹雪芹了解并不多，谈不上崇拜。对作家崇拜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作品。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傅道彬：这只能是一种假设，我更愿意理解为最喜欢的三本书籍。如果只允许携带三本书，我愿意带上的书是《十三经注疏》《庄子》和《唐诗三百首》。十三经研究自然是我的专业，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根本的。马一浮先生在定义“国学”的概念时认为，国学虽然涵盖广大，却以“六经”为根本。“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武库，也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土壤。而《庄子》则是先秦诸子里最富诗意、最具艺术精神的文字。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认为，如果说儒家对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话，道家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则最为深远，而《庄子》是道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至于《唐诗三百首》，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日子里，读到《唐诗三百首》的。在当时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我被唐诗优美的文字和韵律吸引，唐诗给了我精神的滋养和力量。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而唐诗则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何种环境，只要你能吟出唐诗，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