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泾川县玉都镇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华盖鎏金铜佛
黄金贴冠菩萨造像
宝宁寺遗址出土的铜函及琉璃瓶，内装佛舍利。
1969年，泾川发现第二批佛舍利
1969年，泾川县修建泾河大桥时，在桥北端西侧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的耕地内，发现了“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文物一套，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硫璃瓶组成，硫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石函内有银质、铜质医用刀各一把、金质、白玉发钗各一个、铜质发钗十多个。经专家考证，这是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铭文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比大云寺塔基早123年，比隋文帝分舍利早34年。天和二年，正是发祥于关陇的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子宇文邕做北周武皇帝时，隋文帝之父在北周为隋国公，隋文帝后袭此爵，女儿为北周皇帝宇文(斌贝)皇后，身为皇上外祖父的杨坚立宇文阐为帝，自己出任丞相，总揽朝政。
据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甘肃省著名文化学者张怀群研究，“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铭文记录了比丘慧明发弘愿以己身之力敬造释迦牟尼宝像一尊，与宝宁寺原供奉的佛舍利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共同供养，一起传承。魏海峰说，此文物出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与此前在1964年出土的大云寺佛祖舍利和五重套函的命运一样，被历史所尘封。而大云寺舍利套函后来在甘肃省博物馆被郭沫若先生参观时慧眼识金，从而评定为国宝级文物，并多次作为中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瑰宝，到世界多个国家巡回展示，也得到了应有的学术关怀，在相关的专业论著中被收录。宝宁寺出土的佛舍利等文物，虽然有3件在后来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是由于这些出土文物因为先后存于泾川县、平凉市级博物馆，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2005年3月19日，泾川县修建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喷灌设施时，在出土宝宁寺舍利套函文物的原址，又出土了1.8米高的北周早期石雕佛像一尊。这尊佛像的出土，圆满地印证了“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上的铭文记载。至此，比丘慧明造佛像与佛舍利共同供养的文物已经全部出土。平凉市博物馆原馆长刘玉林初步考证，宝宁寺遗址总面积约30亩，建于新石器时代和汉代遗址上，始建于北魏晚期或北周，在唐代有维修和扩建。
北周宝宁寺比丘慧明所供奉的佛舍利是泾川出土的第二批舍利文物。魏海峰说，关于舍利的来源从已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尚不能判断，但是它与十六国时期的泾州姑臧寺的阿育王佛舍利有无承袭关系，囿于资料匮乏不得而知，有待学术界关注考证。
2013年，泾川发现上千粒佛舍利
宋代龙兴寺瘗埋“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震惊世界
2012年12月31日中午，泾川县城关镇的工人正在为共池村三社修路，当挖掘机经过的时候，一个轮子突然陷到了坑里，工人赶紧回头用铲子铲土填平，谁想他们的这一铲子竟然铲出了佛头，随后在距地表约2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一处窖藏。由于1964年这里曾出土过五重套函和14枚佛祖骨舍利等重要文物，所以当地的村民都有很强的文物保护意识，村民发现佛头之后立即通知了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泾川县文广局接到电话后，随即组织博物馆职工赶赴现场进行保护。
根据相关工作人员对当时已经出土的近50尊佛像的观察，有石质立佛、坐佛、佛龛、造像碑、造像塔、佛座、菩萨、罗汉、释迦多宝说法造像碑、石莲花、陶佛像；有陶法器、碑刻、佛身，还有砖雕、筒瓦、陶器皿、陶法器、瓷片、砖瓦等100多件。从时代来看，有北朝、北魏、隋代、唐代，以北朝隋唐时期特征突现。最大的高约1.5米，最小的头像直径不足5厘米。这些造像雕刻刀法精细，造型优美，艺术价值极高，对研究北魏至隋唐佛像风格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另外，大多数造像有彩绘，颜色为红、绿、白三色为主。
随后，甘肃省文物局派出的考古队在对窖藏佛像进行现场清理时，又发现一件真金贴面的佛头造像，除了发现这件真金贴面的佛头造像外，还发现未出土窖藏中有数十尊佛像，其中有通体贴金的小佛像。更让所有人称奇的是，佛像窖藏东北面更发现有砖地宫两处，地宫砖刻裸露的可辨识文字有“维大宋大中祥符六……龙兴寺曼殊院……余粒并佛牙”等内容。通过碑文发现，这座地宫遗址是宋大中祥符年间龙兴寺地宫遗址（简称宋地宫遗址），距今整整1000年，另一地宫遗址尚无法判断其年代。同时，在宋地宫遗址里还出土了一具长0.45米陶棺，陶棺里面还有一个木匣。根据陶棺东侧出土的铭文砖记载，木匣中存有约两千余颗舍利。
2013年1月17日，省市文物部门决定将陶棺整体搬迁到泾川县博物馆重点保护。同年6月7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专家张勇剑教授和她的团队进驻泾川县博物馆，对陶棺进行清理。当时，陶棺严重破损，大量泥土灌入其中，陶棺中的漆盒也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掌握陶棺内文物的摆放情况，不给文物造成二次伤害，6月8日，专家们对陶棺进行了CT扫描。CT扫描显示，陶棺中共有4个透明的球形瓶样容器：右边一个较大，左边三个较小。同时发现，中间部位有两个很小的方形透明物。四个球形的瓶子，与历次发现的舍利瓶非常相似。此时，专家们对陶棺“发掘”工作正式展开，也更加谨慎。她们用小刷子、小铲子一点一点地清理灌入陶棺中的泥土，不敢有任何马虎。6月11日，专家们从泥土中发现了一粒晶莹剔透的颗粒物。大如米粒，质若美玉。张勇剑小心翼翼地用小镊子夹起来，放进一个小盒子里。从砖铭上关于舍利的记载，到CT影像中舍利瓶样的容器，再到这一颗晶莹剔透的颗粒物，有过舍利出土经历的张勇剑判断，这就是舍利子。
一个小小的陶棺，光清理泥土就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共清理出多枚佛骨，20多颗七彩石（古人称之为“七彩舍利”），6个舍利瓶，散落在陶棺里的舍利子1000多粒，以及国内罕见的金丝线标本和丝织物遗存……
由于陶棺里的木匣子已完全腐朽，而木匣子外面所涂的一层厚厚的油漆也因为年代久远，极易断裂。为了不让其损坏，专家们采用打包平移的办法，将两个漆盒一点一点挪出陶棺。因为技术原因，两个漆盒目前都未打开，其他舍利瓶中到底有多少舍利仍不得而知。但专家们判断，全部舍利的数量，可能和砖铭中记载的“二千余粒”高度吻合。
此次泾川大云寺遗址文物遗存发现后，甘肃省文物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认为，这些遗存应为宋代龙兴寺的组成部分，这个判断无疑是基于佛像的最晚造像年代和宋代泾州龙兴寺地宫铭文砖而出发。
魏海峰说，国内现有多处以龙兴寺命名的佛寺，研究这些佛寺建置史，可以得知武则天晚年将皇位让子继承、大周改唐号之后，曾先后改称大云寺为大唐中兴寺、龙兴寺，宋代仍沿用龙兴寺之号。因此，宋代泾州龙兴寺也应是隋代大兴国寺、唐代泾州大云寺的一脉相承，目前出土的数量众多的佛教文物与龙兴寺从隋至宋悠久的历史有关。佛像的残损则与唐武宗禁佛和五代时期泾州频繁的政权更替、宋代蕃族叛乱有着密切关系，僧人们将本寺及附近寺院收集来的因灭佛、战争毁坏的佛像集中到一起，以安葬的礼仪进行了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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