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荒原问道》出版访谈：非常作家非常道

徐兆寿 1968年生，甘肃凉州人，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生于1980》、《幻爱》、《非常情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等，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学术著作有《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非常对话》、《爱是需要学习的》、《爱与性的秘密——徐兆寿性文化随笔》。

《荒原问道》 　　徐兆寿 著 　　作家出版社2014年4月版

中年期的徐兆寿已经非常温和，行止言谈间一派知识分子的儒雅风范。但当年他很疯狂，这个当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彼时，他一夜间学会吉他第二天便登台演奏，他在兰州地区大学生中倡导文学自救运动，他还带着自己的诗文叩响北京一些名家大腕的门。1998年出版的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扉页上更是赫然写着：我要重新解释这个世界……伴随着对文学的失意，之后他宣布退出文坛。四年之后的2002年，徐兆寿完成了小说《非常日记》，这部“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在全国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加之后来出版的《非常对话》和《非常情爱》，“非常作家”的称号不胫而走。

无论是早年的疯狂还是现在的平和，无论是对大学生性心理的关注还是对家庭婚姻的书写，徐兆寿其实都秉持着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观照情怀。近日，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由作家出版社付梓出版。这一次，他寻归荒原，叩问大道，这部小说被评论家认为是其转型之作。

在这本书的前面，作者引用了老子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对此，直观的理解是，道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试图说道，往往陷入哲学的悖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紧接着又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在史家那里勉强入流但不入眼的一家，即小说家。小说被看作属于街谈巷语的小道，不足以载大道。尽管在今天小说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但其主观虚构的特征一直未改变。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小说作为对本来世界模仿的模仿，它可以创造一个自足的拟态文本世界，虽不直接说道，却可以像一些禅宗公案那样启发。这是小说“问道”的可能性。

《荒原问道》以“我”和夏木的身世经历两条叙事线索交织进行。“我”从一个顽童成长为年轻学者，夏木从一个年轻大学教师改名夏忠，娶妻生子苟安于农村，后又参加高考进入当初就职的大学，被学生冠以“好问先生”；“我”从西北到北京，夏木从北京到西北，在西远大学两人的命运产生了交集。最终，“我”经历爱人和恩师接连去世的打击，怀抱遗愿和理想远赴希腊，暮年的夏木则抛妻别子，不知所踪，后来给“我”寄来一封信，末尾署名“荒原人”。在小说结尾，“我”见到了早年的玩伴文清远，他做了和尚。冥冥之中，三个人的命运暗合了儒释道的轨迹。

至于大道，我们保持着最大的尊敬与渴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不能问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抵近的可能。

徐兆寿：“荒原”代表了西方，“道”代表了东方

晨报：《荒原问道》这个题目很像一个哲学命题，“荒原”与“道”之间是怎样的联系？

徐兆寿：“荒原”在我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意象，有其文化象征。在西部，荒原意味着与绿色不同的一种生态，它与大地、草原、海洋都是生态的一种。人类对荒原的治理与开发在过去是一种进步，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日千里的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在荒原上，承载着人类曾有的伟大梦想。这是一层意思。也是我小说描写的一个意象。但另一种荒原指的是文化和精神上的。艾略特在上个世纪发表的长诗《荒原》，就已经指出欧美西方文化处于一片荒原的景象，那么，被西方文化几乎完全覆盖的今天的中国，何尝又不是呢？但站在这片荒原上，我们如果就此止步，就毫无意义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开始问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体现，不仅仅是道家精神中的道，也是儒家知识分子所遵奉的道。用“道”这个指称只是回到中国文化的语境或视角上，并不简单指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荒原”代表了西方，“道”代表了东方。

晨报：这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你曾修改八九次之多。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徐兆寿：对文化论述的删减。之前主人公之间有很多对话，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也有宗教间的对话。但看过的人都说像是一部文化小说，有拒绝一般读者的意思。我本来不想删减，但后来还是考虑到今天的人们不容易读完一部小说，而且文化太多就伤了小说的精神和形象，所以便删减了二十五万字，最后剩下三十三万字。

晨报：在小说中你写到了诗人“黑子”的自杀，最近诗人卧夫也离开人世。从伦理角度如何看待诗人的自杀？

徐兆寿：自古以来，诗人的自杀或知识分子的自杀有其象征意义，如中国的屈原、王国维、海子，西方就很多了，数不胜数。诗人或哲学家的自杀主要在于其精神生命的毁灭，也意味着其所依靠的精神世界面临破产。但从海子自杀后很多诗人模仿自杀而试图使其文学产生力量的现象来看，这种自杀是不足取的。他们没有海子那样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自杀没有那样的品质。相反，它更多地让人质疑其自杀的伦理价值。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子是不可以随意自杀的，除非杀身成仁。也就是说，生命服从于一种价值。我个人不主张自杀。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最起码生命是天赋的，并非人自身的，所以要为天负责。至于天又是什么，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做进一步的探讨。

晨报：好问先生在晚年突然出走，他不再读书，而是开始阅读“人间”这本大书。这样安排，是否有实践道家“绝圣弃智”的寓意？

徐兆寿：有这样的寓意，也有其它多重意味。一方面，好问先生所读的那些书无法真正解决一个知识分子心中的终极追问，就像浮士德一样，他必须走出书房，去寻道并实现道；另一方面，在我小说中也写到一种古印度的求道方式，也是在晚年要出走，要脱离家庭，要去荒漠处，一个人静静等待道的来临，等待神圣的死亡和新生。我觉得有多种理解更好。

晨报：主人公“我”最后带着爱人的骨灰去了希腊，世俗层面是完成爱人生前夙愿以及去就职孔子学院校长，此外是否还有进一步“问道”的诉求？

徐兆寿：与好问先生相对应和不同的是，主人公“我”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所面临的是如何在世界文化中“问道”，同时，他的任务之一，也是在闻道之后如何去发扬中国文化，实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晨报：这部小说寄托了你怎样的文化理想？

徐兆寿：我想，单纯地想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拒绝西方乃至世界文化，肯定是愚昧的、盲目的，同时，简单地接受西方文化而抑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侵略、专制与残暴，更是数典忘祖。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生活的伦理世界很多都是传统在默默地起作用。它是我们看不见的空气。这两种精神的探索之路恰恰是我们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痛苦经历，但如何去寻找一条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之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毕生梦想，为此，几代知识分子遭受到了极大的心灵痛苦和地狱般的折磨，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屈不挠地探索真理、放逐自我而问道、寻道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中国精神的脊梁。我就是想写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当然，这本小书肯定达不到，但我还是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