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新作《荒原问道》：物质主义时代的叫魂式写作

物质主义时代的叫魂式写作

——读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根据研讨会发言整理，仅为初稿）

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徐兆寿是那种比较另类的作家，既有浪漫主义的精神，也有哲学家的冲动。他在大学时期，就是一名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那种永远在追问灵魂、存在的诗人哲学家，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他早期的长篇小说《非常日记》《生于1980》《幻爱》等，直接切入当下的大学生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的青春骚动，还有他们的迷茫、奋斗。发表出版后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他本人也一次一次地被推上争议的浪头，成为国内文坛的议论热点，而且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我一直觉得，徐兆寿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的堂吉诃德，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让我感动。

著名学者许纪霖说：“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超越的神圣世界的崩溃。”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用我们的传统术语说，就是一个“无道”的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从精神心态而言，我们确实已经杀死了“上帝”，我们把他叫“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娱乐至死，都在疯狂地生产欲望，大家的信仰是消费至上。或者说，这是一个快速“三俗”化的时代，世俗、庸俗、媚俗，成为我们的关键词。但我们不禁要追问：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当“道”沦落为“器”之后，我们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徐兆寿的与众不同，就是他一直在追问“道”，一直在“问道”。这是他另类的地方，也是他优秀的地方。阅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感觉他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他跳出了他以前一直关注的的大学生题材，重新回到了大学时代的“问道”。通过两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挣扎，反思了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夏木，作为一名素有家学，被时代洪流几乎裹挟而去的知识分子，他的优秀在于虽然多次被踏进泥潭，他却依然高仰着自己的头颅。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小说深入描写了他的那种不合时宜，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知识就是原罪，他被迫屈辱地隐名埋名，藏于乡村，而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他又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无法同流合污让他终身讲师，他只好屈辱地呆在家里。他的最后出走虽然勉强，但也是一种选择。青年一代学者陈子兴，没有受到旧时代的冲击，他在大学的如鱼得水，是一种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象征。

小说里的“荒原”颇有象征意味，隐含了对某个特定时代的高度概括。二战之后，欧洲进入荒原时代，引起了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一般来说，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从本民族的文化变迁入手，都必须关注本民族，然后扩展到人类的命运，“问道”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福柯说，规训与惩罚，每个人只有进入社会的规训，被社会规训了，你才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而如果无法被规训，或反对被规训，那只能遭遇惩罚。他说，社会就是一个监狱，监狱无处不在。在这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有时候想起福柯的话，不由得一再地赞叹他的先见。

我个人认为，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是他创作生涯的一次大转型。他此前的《非常日记》《非常情爱》都是涉足大学生情爱题材的问题小说，虽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就艺术水准而言，总让人感觉到一点缺欠。如果按读者范围看，可能更适合大学生。对一些有人生阅历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拒绝。 我一直认为，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应该是中老年人的，那种激情的青春写作总是不够沉雄博大。《荒原问道》在题材上有点类似托马斯·曼的《魔山》，但它切中的是中国当下的文化问题，思考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文化目前就处于一个“荒原”的境况，中国人怎么办？中华文化怎么办？这都是非常巨大而迫切的问题。而我们目前的物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成为文化主流，从某种意义上降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我说过，我们沉溺于肉体的狂欢，而忘记了灵魂的救赎。这个时候，《荒原问道》的出版，直击痼弊，颇有振聋发聩之作用。这部小说的血脉是与那些世界大师级著作一脉相承的，如《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用生命去追求人生意义。当然，这样说，不是已经认为《荒原问道》达到了杰作的程度，而是说，他思考的问题已超越了当下许多的作家。那些爬虫式的作家，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所谓文坛大师。在他们的小说作品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字：金钱。他们对金钱的渴望渗透到了每一个字里面。布尔加科夫说，为金钱写作是可耻的。从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是无法企及的。

中国当代文学远离读者，逃避现实，迅速地投入资本的怀抱。他们逃入虚无的历史，潜入个人的隐私领域，臆说着虚构的乡村，写着与自己有关，与别人无关的文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徐兆寿的小说一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得益于他的问题意识，及切入当下的勇气。《荒原问道》，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冲击力，都是他前此作品的大超越，呈现了作家多年潜伏所获得的高度和深度，是一种优秀的钙质书写。相信它的面世，一定会获得比《非常日记》更大的社会反响，对迷茫中行进的人，也是一种精神鼓舞，和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

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他的小说创作过于偏向浪漫，而忘记了细节的耐心，也就是他的“道”下没有非常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来支撑起这个“道”。我们知道，道并不是虚空的，道就在日常生活中，道无处不在，写好了日常生活，就凸显了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作为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还缺乏一些优秀的细节，像《红楼梦》里的那些零零碎碎的细节。也就是说，“道”不仅要“问”，“道”更是需要“呈现”的。纳博科夫说，抚摸你那神圣的细节吧。

杨光祖，男，汉族，笔名萧冰、阳光等，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甘肃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文化学教研室主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兼职教授。曾荣获甘肃第六届、五届敦煌文艺奖一、二等奖，甘肃第十届、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有专著数部，发表散文、论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