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西北师大。根据回忆成文，略有增删）
从我本科认识徐老师开始，我就一直称他老师，其实，我们的关系更多的不是师生关系，是兄弟和朋友关系。在我印象中，他身上一直保持着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东西，吸引我，鼓励我。现在他出了本《荒原问道》，因为书上周三给我，最近忙乱，到今天中午我只读了100页，具体说读到106页，所以我的发言只针对这100页说话。当年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三分证据，不说七分话。小说我没看完，我不能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只是就小说前面出示的线索，谈一点看法。
徐兆寿对宏大叙事有一种热情，这可能与他的天性和气质有关。他在创作中，无论小说还是诗歌，一直喜欢追问一些形而上的命题，譬如“道”。这是一个作家尤其当下作家比较稀缺的优势，是值得肯定的。作为一个批评者，我不吝惜自己的批评，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徐兆寿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形而上意识，是值得赞美的。可是，写得多了，我就有点替他担心。在一次QQ聊天中，我曾委婉地说：你试图完成宏大命题，可宏大命题能不能完成你？这话当时说得含蓄，我的意思是，你所关心的那些宏大命题，可能无助于形成你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那些精细的、精致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作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世俗事物的及物能力，可能会被某种虚浮的宏大消解了。几年前，听徐兆寿讲他武威老家的家族故事，觉得挺有趣，我极力建议他将那些故事写一写。不问道，只要将那些真实事件原原本本、不动声色写出来就好。我太了解徐兆寿的长项和短项，他不缺所谓的“道”，也不缺形而上的追问，他缺的是支撑那些道和形而上的东西，那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这部《荒原问道》里，我看到徐兆寿将那些家族故事写进去了，在荒原上，在乡村，在一个自闭的生活圈和文化圈里，不光某些民间性、物质性的世界得到呈现，而且关于形而上的命题也获得某种自然的呈现。那个右派，在乡村埋名隐姓，种地，放羊，学中医，在土地上渐渐体会到了生命本真主义的东西，从而接近某种朴素之道。
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同时占有两个世界：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此岸世界关乎世俗生活，彼岸世界关乎文学理想。如果一部作品中只描写此岸世界，那么这部作品就不能说它有追问能力、超越情怀和精神含量的作品；如果只关注彼岸世界，这样的作品也只是一个空架子，缺乏生活的内容和情理。说白了，那些超世俗的东西，还必须从世俗中摆渡出来，那个所谓的道，还必须从具体事物中生发出来。在文学中，脱开对具体事物的描述和体悟，去空谈道，是有问题的。道存在于何处？道存在于天地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圣经》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一朵花、一只鸟身上有没有道？一朵花被雨水侵过，被风沙掩埋过，被人的手掐过，它还是要努力开出几朵花，甚至要结几粒果，这非常了不起啊，比人了不起。人一生能开几朵花，结几粒果子？在花那里，它是要完成自己，完成对造物的赞美。同样，一只鸟儿，我们不给它开研讨会，不给它管饭，不给发工资，它照样飞翔，照样歌唱。这里面有道，花有花道，鸟有鸟道。道存在于万物之中。一个人，他对道的追问与对具体事物的追问是等身的，对事物的体察有多深，对道的体察就有多深，对事物的领悟有多广，对道的领悟就有多广。因此，我们问道，不一定非要昂首向天，更多的时候需要低头，好好看一看我们脚下的土地，留意我们周围的事物。
这部小说一开头写：“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一下子出现三个空间点。小说我只读了100页，推测这三个地方——希腊、荒原、藏区，大概都与寻道有关，其实，大可不必跑到甘南去、跑到希腊去。甘南有佛，甘南也无佛。希腊人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和我们一样，正在看世界杯，哪里有道。还不如集中写荒原，将那里的人和物写透彻了，道也就出来了。从小说的角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述空间，有自己的熟悉度，集中写透一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能什么地方都写。有些作家一写到出国，就写不好了，有些作家一写到进城，就写不好了。可他们偏偏要写出国，要让小说进城，好像不这样，就赶不上时代似的。
小说开头几节，那种概述性的东西太多，缺了一些醒目的细节。为了主人公夏好问的出场，为了突出这个人的个性和传奇经历，作者从侧面烘托着写，旁敲侧击，描述校园里的同事怎么议论他，学生怎么看他，关子卖得挺大。其实人再怎么牛，也只是个人。孙悟空那么厉害，《西游记》里写他出场，作者也没卖什么关子，几句话就交代清楚了。第66页写到与夏好问（夏木）来往的一个乡村女人王秀秀，这个人物写得很成功，可以说是小说写到目前最成功的人物。王秀秀找借口将夏木请到她家里看病，想发生点什么，对两人的行为、心理描写很是熨帖，微妙、传神。被使唤出去的孩子“在外面像阳光一样晃悠着”，一会儿“又像风一样把门帘卷起”，她大声喊道，去“看看水烧开了没有”。后来，当她被冷落，看着夏木在诊所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作者描写了一连串夏木接诊的情形，中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一下子将王秀秀那种焦灼、绝望甚至有点疯狂的心态表现出来了。在后面，作者写到另一条线索，即上初中的“我”（陈子兴）与英语女老师的交往，竟然在第一人称叙述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变换了第三人称，将“我”他者化，甚至让叙述者站出来，说诸如“读者诸君”、“故事进行得异常缓慢”之类，用这些叙述机巧，造成某种艺术效果。只不过，作者说“故事进行得异常缓慢”，实则并不缓慢，只往后写了几节，陈子兴就和英语老师上床了。
小说里的“荒原”，既是心理上的荒原，又是地理上的荒原。作为故事的发生地，须有实感的描述。小说写到第71页，夏木从王秀秀家里出来，“他走在乡间小路上，看了看苍茫的大地，秋光浩浩荡荡”，这样的景物描写太简略和模糊了，如果写得再细致清晰一些，当然更好。徐兆寿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叫《风景的死去》，现在他自己的小说里，那些必要的地方，风景也跟着死去了。因为少了某些地理意义上的描写，人物的活动空间就显得不结实，好像生活在虚空中一样。小说曾写到主人公放下以前的生活，跟着一个老人在戈壁上放羊，那是很重要的情节，是抛却浮沉趋于问道的重要转捩，文笔如果详细一些，描述一下放羊的情形，描述一下戈壁滩的情形，感觉会相当好。可惜，作者仍然是略笔，一种概述。如果不是被出版社编辑删掉的，建议再版时，可以好好写一写那些隔壁摊上的羊。羊是羊，写好了，羊身上也有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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