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道路特殊性研究的关键难题是，如何通过华夏历史经验去找出驱动一个文明形成的核心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河西走廊的文明史意义是双重的，对西方文明是2000年的丝绸之路，对华夏文明是4000年的玉石之路。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昆仑山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与玉”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看，若没有中原文明的玉石神话作为驱动，西部的美玉就会像大自然安排的一切石头一样，至今仍然纹丝不动地安睡在巍巍昆仑的山野与河床中。
关键词：华夏文明发生；资源依赖；和田玉；玉石之路；丝绸之路；传统重构
作者简介：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上海 200240）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话蕴含的原理是：人的生存及其文化建构，首先要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这个原理已是当今生态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立论基础。一种例外的情况是，此一方的资源不为供养此一方的人，专为彼一方的人所需要，从而形成远距离的自然资源再配置，并由此拉动人流与物流的双向运动，促进社会化与文明化的进程。
从全球视野审视世界主要古文明的发生，河西走廊对华夏文明发生的特殊环境意义，就可以逐步获得彰显。在这方面首开学术研究风气的大学者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9世纪后期率先在中国实地考察后提出的欧亚内陆黄土高原生成理论和丝绸之路说，是后人考察河西走廊的生态与文化意义的两大重要学术起点。对于前一个起点，至今依然具有宏观指导性的理论基础，在研究上需要继续深化和推进。对于后一个起点即丝绸之路说，尽管在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大显学，但是却有很大的遮蔽作用。因此，需要从李希霍芬之后发展起来的人类学、考古学提供的新知识出发，做出与时俱进的批判与改造，即从华夏文明本土视角得出的“玉石之路”的大传统说着眼，将汉文史书材料提示的汉代通西域事件为起始点的丝绸之路说，看成是后起的小传统。
文字书写的小传统遮蔽先于文字书写而存在的文化大传统，这样的知识盲点现象自有文字和书本以来，已经持续统治知识界数千年。在人类学和受到人类学研究范式影响的新史学的批判和努力下，如何从考古发掘遗址与实物出发，如何从民间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即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出发，重建失落已久的文化大传统之脉络与真相，正在成为当今人文研究的前沿性课题。
从人类文明史的意义看，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它在建构华夏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大通道、大传播意义，即将东亚文明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相连接的文化血脉功能。不过对华夏的中原文明而言，最重要的西部资源性依赖始于4000年前昆仑山和田玉矿材料的东输，这是河西走廊最古老的文化战略意义所在，而不是向外出口丝绸产品。如果有人发问：“河西走廊上有玉门关却没有丝门关，其原因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丝绸之路一名，是外国人李希霍芬叫出来的，要换用中国人自己的叫法，特别是上古人的叫法，则首先是玉石之路。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玉文化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产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侧的和田美玉资源，就不远万里地展开远距离运送工程①，这个工程虽然由于河西走廊的政治局势变迁而时断时续，却作为经贸的和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逐渐从古老的资源依赖之“西玉东输”［1 ］，演化为当代中国新的资源依赖模式，即所谓“西棉东输”和“西气东输”。
就华夏传统的西玉东输现象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需要如此长远和持久的资源依赖，和田玉直到明清两代仍是河西走廊上最繁忙的进关物资。追问其深层的动力因素，必须诉诸作为文明基础的核心神话信仰：因为以玉为神和以玉为德的华夏最高价值观需要，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和田玉青睐有加。在今日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不可再生性资源遭爆炒的现实中，和田玉的衍生扩展版产品——祁连玉与青海昆仑玉等也正在经历市场经济疯狂的开掘、囤积和炒作。由史前“神圣的石头”到当今“疯狂的石头”，都是外来的非理性需求导致本地的资源浩劫，从古到今，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折射出中国西部的资源与生态双重危机，这或许将为世界文明史留下独一无二的可悲教训。
玉石之路的存在和西玉东输的4000年传统，为世界文明史留下的绝不仅仅是资源枯竭的不可持续之教训，其理论思考的空间刚刚打开，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样的精辟案例将成为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理论创新点。笔者管见所及，略陈一二：
第一，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到20世纪杰出的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提出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将对世界学术做出独特贡献，尤其是有别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另类价值所在，玉石之路的再发现提示着理论性突破的契机，即从文明的资源调配模式方面展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以东方世界的华夏文明基因为对象，将当年的宏大假说转化成实证分析的模型。
第二，华夏文明发生期就形成的玉石资源依赖现象，足以重新印证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精神信仰因素，对社会生产与文化变迁的因果关联。虽然所谓新教伦理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产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著名论断，至今难以得到确证。但是对比出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当地文化与中原文明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必将凸显玉石神话观念对形成玉石之路的拉动作用。换言之，精神信仰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经济社会变化，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案例对此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玉石神话驱动华夏文明认同的现象，却给出更大和更有力的论证空间。地处河西走廊一带的史前文化以距今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为杰出代表，其文化特色在于彩陶生产的千年传统（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到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而基本上没有玉礼器生产传统。到了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则出现大规模的玉礼器生产传统，其文化变迁的动力不是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自生的，而是接受外来的玉石神话信仰之结果。这里彰显出的是观念因素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牵引作用，也可以用实证研究与阐释研究相呼应的方式，形成史论结合的中层理论范式。
第三，华夏文明发生期就形成的资源调配需求，在客观上造就一种超远距离的文化空间整合范式，即地处中原的王朝政权意识形态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域资源。这就是中原文明需要河西走廊始终保持畅通无阻的理由之一，也是玉石之路基础上衍生出黄金之路、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的初始前提。距新疆昆仑山不远，阿富汗北部出产另一种玉石资源即青金石，自文明发生期就为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所依赖，却不为华夏文明所依赖。这个现象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的版图从一开始就与新疆地区关联，而与新疆以西的阿富汗地区没有形成必然关联。一个以中原黄土地为摇篮的东亚古老文明，却自始至终离不开河西走廊西边的高原物产资源，这凸显出华夏与苏美尔、埃及、印度等狭小地域性古文明的根本差别。其他古老文明虽然也有从域外调配物产资源，从而拉动远距离贸易的情况，但是这些文明古国本身的短寿和灭亡，使得远古期的青金石之路、绿松石之路等都没有在历史上保留下来。换言之，在世界古文明较为集中的欧亚大陆上，从史前保存至今的规模性运输的玉石之路，仅剩下华夏的这一条，其世界文化遗产意义，并不亚于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超远距离的文化空间整合范式，是华夏文明独有的生态—文化经验所在，应用人类学的“中心/边缘”互动分析模型，会有很好的长焦距和长时段透视效果。
二
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地生态。李希霍芬意识到黄土地适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对催生华夏文明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意识到农业只是文明的基础。拉动史前部落文化走向文明国家的生产要素，就全球范围看，从来都不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是奢侈品即符号物的生产。奢侈品生产的现实基础是社会的等级分化与宗教王权的形成。社会群体中的统治者操控奢侈品的生产和使用。对于华夏而言，初期的奢侈品在青铜器和一切金属器产生以前，主要就是玉礼器。以往人们对这个方面注意不够，是由于只看到生活必需品即食物的生产方面。李希霍芬写道：“尽管黄土影响交通，但黄土和人类的许多关系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素，首要的是农业。……将当地的农业地图与地质地图对照，就会看出耕地分布与黄土分布范围一致，黄土延伸到哪里，人们就移居到哪里，他们的文化就到哪里。在没有黄土的地方通常也没有农业，自然也有例外。……西安府控制的渭河谷地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早在4000年以前就建立了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那时，中国这个地区最富饶，后来所有的朝代，陕西都保持着粮仓的美名。14世纪僧侣奥多里希（Odorich）称它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好地方，食品丰富有余。当我于1872年旅经该地时，注意到过去很小的谷地几乎全部恢复了耕作。”李希霍芬还观察到，黄土地的农耕生产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的土地不施肥。几千年的耕种没有耗尽土壤肥力，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黄土自身：它具有自我恢复肥力的能力，华南的肥沃土壤以及北方省份的冲击土不具有这种能力。［2 ］这主要由于黄土的毛细管结构能做到土壤的矿物质补充。这个对农业特别有利的特性，使得黄土在中国北方人民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只要有必需的雨量，农田就从不会停止给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提供平安生存的基本条件。……先前因为黄土的肥沃富饶，历史早期召唤中国人从草原来到渭河谷地，以后又常常遭受自然条件不太好的邻近部族妒忌，进而修建万里长城以作防御。［3 ］
考虑到万里长城的西段与河西走廊恰好重合对应，则在农、牧两大生产方式分界的意义上，还要加上中原华夏族群与北方、西北方戎狄族群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双重作用，作为华夏文明构成的基本人力资源流动要素。《管子》等先秦古书中陈述的尧舜“北用禺氏之玉”②而王天下的说法，或许保留的是如下史前文化记忆信息：非华夏族群的塞外人种充当着河西走廊玉石贸易输送中原的中介人作用。
人流和物流是前现代社会赖以扩张的最基本的血脉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在此之上又特别增加了“资金流”即资本一项）。定居农耕社会一般不助长人口的流动性，而对外来的流动人口一般采取防御姿态。黄土高原核心区一带形成的天然地形地貌隘口，使得河西走廊以东数百公里的关中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防守优势。李希霍芬的实地旅行使他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得出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判断：“考虑到这一情况，可见黄河大转弯处潼关堡垒的重要性。总是出现要守卫的关口很多，它们之间的交通却不完备。根据上述观点，黄土地区地表特性的重要性很容易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证明。周王朝的独立，以及后来秦王朝的出现都在陕西与甘肃之间黄土地上；从北方鄂尔多斯来的入侵者占领了富饶的陕西，成为最早修筑万里长城的起因；山西的不同历史时期，君王选择黄土包围的谷地洛阳或平阳府短时定都。许多其他历史事件都可在黄土的特性中得到说明。”［4 ］
受李希霍芬的影响，现代学者对中国黄土地的地缘政治说和丝绸之路说关注有加，兼及生态史视角的黄土起源理论，却十分缺乏对中原国家的西部资源依赖及其意识形态原因的深层探询。这正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希望能有后续的研究跟进。
历史表明，文明的起源需要超越一时一地的文化传播与资源再配置运动。河西走廊对于驱动早期华夏文明进化的人流和物流起到关键作用。需要考察是什么因素促使人流和物流超越地方定居者的本土小范围，能够在广大的多地域空间中展开？从文明史的经验看，宗教性朝圣活动绝对拥有此种越界的拉动力量。史前的情况如何呢？笔者将史前期中国发挥类似国教作用的信仰称作“玉石神话”或简称“玉教”，由此出发审视史前玉文化传播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依次兴起于中国北部地区（西辽河流域）、东部地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的玉石神话信仰，在约4000年前抵达河西走廊地区，催生批量生产大件玉礼器的齐家文化，又通过齐家文化的中介作用将和田玉资源传播输送给中原文明，形成中原国家最高价值的宗教性奢侈品生产与玉礼器传统，造成数千年未曾终止的西部资源依赖格局。
农业社会之所以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就在于其定居生活方式不利于人口的流动，在这方面远不如游牧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也不利于物流的发达，难以形成超远距离的物资运输。与中原农耕文化相比，河西走廊的亦农亦牧和众多族群杂居状态，起到了真正促进中原文明人流物流的作用。距今7000~5000年前的中原仰韶文化，是一个持续2000年定居的农耕文化。而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文化，随着各个地方政权之间的冲突加剧和战争频繁，约有1000年的碰撞、交流和四方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人流与物流在这一时期迅速强化，西玉东输格局也随之形成。此后紧接着便开启中原王朝4000年的历史。本文考察河西走廊人居生态及其意义，在东亚与中亚文明之间的宏观背景上，即新疆及中亚史前文化传播与中原国家形成的关联意义上，去展开俯瞰式的全景思考，而不是孤立地从本地区视角去思考。双向互动审视的结果，看到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基因的优势组合，通过河西走廊的资源输送与文化传播，给华夏文明持续不断的再造生成之机缘。由此看，或许多少能够窥测到这个文明生命力持久的奥妙之一。
综上所述，对自然而言，人类文化具有双重性作用：既依赖于环境，又反过来改变环境。问题是怎样通过人类的历史经验去找出驱动一个文明的核心动力要素（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河西走廊的文明史意义是双重的，对西方文明是丝绸之路，对华夏文明是玉石之路。没有它输送给中原的和田玉物质，就没有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和“君子比德与玉”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看，若没有中原文明的玉石神话作为驱动，西部的美玉就会像大自然安排的一切石头一样，至今仍然纹丝不动地安睡在巍巍昆仑的山野与河床中。
注释：
①关于和田玉输送中原的时间，学界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故宫博物院的玉学专家杨伯达认为6000年前的中原仰韶文化时就有和田玉的制品存在，见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以上两文收入杨伯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81页、第40-48页。本文不采纳杨先生的观点，根据自己的实地调研经验，目前认为从齐家文化开始，才有和田玉传播到中原的情况。详见拙著《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②《管子·揆度》云：“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尹知章注：“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逸周书·王会》：“禺氏 。”孔晁注：“禺氏，西北戎夷。”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西玉东输和北玉南调.能源评论，2012（9）.
［2］［3］［4］李希霍芬，刘东生等译.黄土与中亚环境.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3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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