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很多人都在反思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没有公信力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学批评杂志，和批评家的唯“利”是图。海德格尔说，技术将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在这个技术的时代，文学的迅速边缘，文学批评急剧的学院化，而学院又完全量化考核，于是，很多批评杂志开始卖版面，开始与大学合办，在这种体制下，批评从何谈起？连基本的独立都没有了，还谈何文学批评？
亚里斯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觉得面对文学批评，我们应该有这种信念。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的开头部分，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尊心受到侮辱还可以忍受，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的，然而到得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是难以沉默的。”
求真是文学批评家的天职，但求真这种文化却是我们传统所反感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是我们的文化，而你偏要做那个孩童，说出皇帝原来没有穿衣服。这就非常危险。即便政治民主如古希腊，苏格拉底不是也被公民大会判决了死刑？柏拉图也被送到了奴隶市场，亚里士多德不是跑得快，可能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柏拉图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既说真话，又不被判处死刑。后来的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提出了“隐微写作”。中国的一些智者，其实早就知道了隐微写作，“道可道，非常道”。司马迁不知变通，结局也是下了蚕室。所以，求真，是一种优秀品德，但也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以诗论、词话形式存在，都是一句中的，点到为止，从不展开论述。那种“不能把某种个人威信或宗教威信的力量强加于人，而必须通过论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是来自古希腊。中国“五四”以后，西方文学批评的进入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文学批评方式，比如胡风。但论证的方式依然不太流行，比如李健吾、李长之、茅盾等基本还是中国式的，印象批评为主。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风起云涌，人才辈出，但基本还是说好话的多，严厉批评的少，而严厉批评还详加论证，富有逻辑，推理严密的批评家，更是凤毛麟角。
这个时候，李建军出来了，严厉批评当红的中国名家，但不是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而是采取了西方式的推理、论证。他的文章不仅有了说理的技巧，还有着严格的论证规则，本着求真的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当初确立的言说方式，是一种古希腊逻各斯的艺术。
李建军《〈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直议莫言与诺奖》、《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严厉而认真地批评莫言的小说，不因为他获得了诺奖而有丝毫的手软，或如某些人立即屈膝歌颂，而忘记了自己早年的言辞。在文中，李建军写道：
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
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在莫言已经获得了诺奖之后，他还能够以严格地文本细读提出自己的如上见解，是需要过人的胆识的。中国文学究竟如何，莫言的小说究竟如何？真的需要深入的研讨，而不是盲目地歌颂。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此话说得甚好。
李建军在《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写在别林斯基逝世165周年之际》一文中写道：“他被称为“冷评家”和“酷评家”。有人则编造谣言侮辱他的人格，试图从道德上击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态向作家说真话，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有据地指出问题，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别林斯基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谈论的。他绝不讨好任何作家，无论他社会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曾经享有多高的文学威望。”他评价别林斯基的这两段话，也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现在我们很多批评家的标准只剩可怜的奖项了，似乎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已经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周作人在《苦口甘口》一文说：“要读外国文学作品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那么如何追寻真（真理）呢？我们知道真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谁也达不到那个层次。马克思就说，真理只是一个过程。落实到文学批评上，我觉得只有一点，贴着作家作品走。不要搬用那些乱七八糟，甚至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理论，理论如盐，是内化于文学批评之水里的，看不见，但可以尝到。很多人文本里贴了那么多的“理论”，其实与所论作家作品没有任何关系。著名文学批评家李长之说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判者的唯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
别林斯基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有人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错特错：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人们对被告的错误习见不以为怪；法官的错误却要受到双重嘲笑的责罚。”当代文坛李建军、王彬彬、肖鹰诸人无疑就是具有这种“稀有”才能和“公正无私”态度的人，而他们的文学批评，则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范意义。
别林斯基在《论巴拉廷斯基的诗》一文中说：“批评应该是杂志的灵魂、生命，应该是它的一个经常持久的专栏，是一篇绵长的、不中断和不结束的论文。”
杨光祖，笔名萧冰、阳光等，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甘肃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文化学教研室主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兼职教授。曾荣获甘肃第六届、五届敦煌文艺奖一、二等奖，甘肃第十届、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有专著数部，发表散文、论文3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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