逡巡所及，那些埋在土里的、散在风中的、藏在古书深处的，都成了叶舟用文字强力干预的对象。沿途所至，俘获花儿、羊皮、飞天、马队、丝绸、经卷、号角、王的遗冠和白帽上方的阿拉伯声音，边走边抒情，迅疾而热烈。与其说叶舟是一位义无反顾的抒情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义无反顾的劫掠者，向西取火，向东点烟。
鲁迅文学奖奖章
我们去参加“兰州诗歌之夜” ，叶舟在那里主持。几乎每期都要换地方，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叶舟说，随便喝，啤酒是卡车拉过来的。然后就是朗诵，就是喝酒。在热烘烘的场面中，叶舟有能力将节奏控制得很好，以诗歌的名义。大多数时候他是严肃的，甚至向下面喧哗的人发火，就好像诗歌之夜不是在酒吧，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轮船上进行。
大轮船开不进来的兰州，有许多东西可以输送出去。有人输送财富，有人输送眼泪，诗人向世界输送他们的才情。甘肃有一大批诗人，为此而生。每天总有那么一刻，他们从各自油盐酱醋的生活中退出来，退到纸面上，开始进行供养灵魂的创造。他们是艰难的、纯粹的、孤独的。他们将雪花一样美丽的诗篇洒向一家家杂志社，洒向文学的沧海。写诗并不能养活他们，可他们为此感到沉静和自足，就像心灵有一个幽暗的房间，被神明填满。相对来看，叶舟是比较“优越”的，他出生于兰州，在这个地界上人脉广，动真格或虚与委蛇，都显得滋润。在一家报社，他拥有“叶舟工作室” 。如无意外情况，他每天会准时去，伏在案头，打开电脑，开始敲敲打打。那个小烟斗伴着他，吐纳窗外的光芒。他的世界是眼前的，也是超眼前的。兰州是他的码头，他的航向逆着黄河，向西，驶过昌耀苦吟过的高原、张承志举礼的旱海，进入河西走廊，停靠在敦煌，以此作为集散地，建造他的虚拟之国；再向西辐射，连接西域和中亚，作为外接圆。在诗歌中，如此宏大的版图，被主人命名为“大敦煌” 。逡巡所及，那些埋在土里的、散在风中的、藏在古书深处的，都成了他用文字强力干预的对象。沿途所至，俘获花儿、羊皮、飞天、马队、丝绸、经卷、号角、王的遗冠和白帽上方的阿拉伯声音，边走边抒情，迅疾而热烈。与其说叶舟是一位义无反顾的抒情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义无反顾的劫掠者，向西取火，向东点烟。
叶舟的诗歌里有一种快意的语感，顺应了他马不停蹄的行进节奏。他也有自己精心的修辞。好在有那些修辞，我们才觉得叶舟的语言功夫是相当好的，才觉得诗人没有因为赶路、因为劫掠世界的宝藏而丢失了诗。他不停留，可能是由于他追索的世界太大。实际上，叶舟本人对于他的诗歌，可能不仅在意人们对他的单首作品或者几句话的留恋和玩味，可能更在意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整体衡量。他有“大敦煌”，已足够。从当年在第三代诗派里的小打小闹，到后来转向成就“大敦煌”，对诗人个体而言，这不啻于一个辉煌的过程。叶舟的不安分也在这个过程里显现出来了。不仅如此，叶舟还要借用一种文体联合的力量，加深他在文学世界里的野心。许多年前，他就发表过长篇随笔《世纪背影——20世纪的隐秘结构》，站在兰州码头，披露旧照片里的百年故事。这次，叶舟不是要征服疆域，而是要征服时间。他试图以个人化的视角重新解构历史，从而建立被他个人触摸过的历史。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宏大？该文在读者和评论家那里产生了不同看法，很难说它成功，也很难说它不成功，总之，这一页翻过去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叶舟酒量大减，几次饭局，一般只喝啤酒，不饮白酒。他和文学圈、非文学圈的人都能说到一起，谈谈天气，谈谈牛肉面，谈谈生儿育女，也是不错的。酒肉场合，不谈文学。那个桀骜和英雄主义的叶舟，表现了随和与谦逊的一面，有时激活气氛，有时发出应和别人的两声干笑，烟斗里的星星之火旋即熄灭，换上另一支。在他机敏应付场面的间隙，沉默见缝插针，被一根线连着，沉入到久已思索的状态里，立马又被召回。我想，那种状态一定与文学有关，在眼神里眨巴，在大脑里旋转。
继续翻转，就接到小说了。叶舟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的不少中短篇发表在国内大刊上，被外界认可，连续三届蝉联“甘肃小说八骏” 。在评选“诗歌八骏”时，听说叶舟也入围了，但他主动谢绝了这个头衔，将名额让给别人。这一举动令人敬佩。其实，即使不入围，在甘肃诗坛，叶舟早已是一骏了。叶舟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快马，跑得比谁都快，一路跑一路汗血。他的疆域太大了，那种义无反顾、饱满炽热的抒情，那种出离日常、进入迷狂境地的劫掠，是一种身心的极限状态，长此持续，可能导致神经大条的崩裂。难怪一位女作家在读完叶舟的《大敦煌》之后说，写完这部诗集的人，应该气绝身亡。叶舟还没有气绝身亡，他为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找到了有效的舒缓方式，他联合了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发现，那基本上是一种歇息下来的、流连于现在时态的故事布局。相对于诗歌，小说本来是一种慢。在叶舟那里，慢显得更为及时。小说故事的世俗性让创作者回落到日常状态，小说对于细节的要求，培养了作家面对事物的耐心。我们看到叶舟在《姓黄的河流》里借一个主人公之手，那么内行地去完成一件木工活的物理过程；他让一位女主人公到医院为另一位女人陪床，将病房的陈设以及护理过程写得有模有样。《羊群入城》算是叶舟比较悲悯和凌厉的小说。“午夜入城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这完全是诗歌式的句子；可要在一个中篇里完成这句话，需要设很多局，需要铺排很多细节，然后，逼真和感人的力量才能释放出来。
叶舟将小说变成了可延缓的、有耐力的生活。他的小说不光在推进一个个故事，同时也在刻画一个个有棱有角的道具。许多时候，他将兰州意象化整为零，将西部风俗变成支援故事的道具。本来，小说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故事成为及物的、可信实的一种存在。哪怕在总体情节的虚构中，这种道具带来的及物感也不可或缺。否则，任何精神层面的构想都将没有依据，失去情理。叶舟小说对于日常化细节和道具的重视，自然是他舒缓生活状态的一个结果，可他写得那么瓷实，那么耐心，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文体自觉，他清楚小说要怎么写，要怎么去及物、怎么去虚灵化。
往下翻，才到了精神。精神是文学的形而上，是每个优秀作家的渴望。在西部，还没有多少作家像叶舟那样对精神事件怀有那么大的冲动。叶舟之所以喜欢昌耀、张承志等，也在于这些人不光有艺术成就，还有修道者的“精神”。昌耀以诗歌方式完成他的“苦修精神”，张承志以小说方式完成他的“清真精神”。而叶舟，则以诗歌和小说联合的方式，要完成他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现在不好命名，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爱的抒情、人性美、隐晦的和解、宽容与救赎等，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那些复杂的故事背后、曲折的生死场上，总浮现一层闪亮的底色。如果说，诗歌里的叶舟，更多地扮演了英雄劫掠者的角色，那么在小说里，他则转变成了温和的牧羊人。他所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已有的部分，是及物的存在，并且顺着现实的逻辑，为人物的行为添上较为合理的曲笔。精神由此而生，趋向长阔高深。对于叶舟，这无疑是一种幸福。他的生命册将在这里被改写，翻向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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