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陈思和教授读博士。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开始到思乡的年龄了，所以，走得越远，对故乡也越是牵念。正是因为如此，我第一次站在如此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回首遥望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西部，发现那是一片现代文明的荒原，但同时也慢慢发现，那是中国精神的故乡，是一片信仰的高原。
上古神话讲，天地之初，地陷东南，西北成为高原。中国的神话传说便是从世界的最高峰（那时人们的认识）昆仑山上流传开来，因为那里住着人类的祖母：西王母。文明从昆仑开始。昆仑在《山海经》等传说中，更多的是想象的高原，它是世界的中心。向西，便化向美索不达平原。向东，则流向华夏文明。
周穆王是第一个去拜见西王母的人间帝王，实际上是去那里寻找玉石。中国的玉石之路从那时被打通。
汉武帝对昆仑之西的想象来自一匹马，天马。中国的丝绸之路从那时被凿通。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也是从那时起，西部，确切地说是西北部，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交汇地。
从那条路，人们知道了佛教，听说了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一条精神信仰的西游之路从汉代开始。朱士行、乐僔、法显、刘萨河、玄奘……历史记录了一些信仰者的脚步。一直到唐末。向西求法，是中国在宋代之前的精神向度。
同样，自汉开始，也有一大批从西域来的精神领袖：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陀扇多、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等，最后是达摩。在数百年的时光里，西域成为中国内地的精神高地。它在为内地提供灵魂的护佑之法。这就是佛教。之后还有景教、摩尼教、袄教等，最后是伊斯兰教。这就是今天的西北部。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精神资源，它同时拥有世界三大宗教，还有中国的儒教与道教。
自北宋之后，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切断丝绸之路后，整个世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欧洲世界发动了两百年左右的十字军东征，试图想联通与中国的道路，最后不得不重新从海上寻找通往神秘中国的道路，于是就有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世界地理大发现，就有了资本主义世界；二是中国向东南方向倾斜，也不得不重新开发海上文明，中国精神从此慢慢衰落，虽然中途成吉思汗试图想再次将整个丝绸之路打通，甚至统治它联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但信仰的不同仍然将那条刚刚开通的道路阻隔了，那条路彻底荒芫了。中国人的精神彻底衰落。它的结果是直到20世纪初成为半殖民主义国家，即使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国开始独立，但文化上的衰落已然成为事实，于是，另一个向西方求法的时代开始了，但此西方非彼西方，这是向西方世界寻求科学、技术，乃至民主、法制。
那么，精神的法度在哪里呢？当西方世界已然进入形而上学之困境，已然被资本与科学主义绑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的求法中才醒悟，那个西方的精神世界也陷入同样的混乱与末法时代。
那么，重新寻找精神的高地就成为当下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新的选择。但是，她在哪里呢？
四年前，在上海，在这个物质文明与技术文明的高地，在这个海拔最低的地方，抬起头，我看见了西部。或者说，我重新发现了文明的西部。数年前，作家徐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海拔越高的地方，信仰也越高。我深表认同。西部便是海拔最高的地方。
在那里，由于人们惯常意义上所说的封闭、落后、保守，所以，它庆幸地为我们保存了原生态的传统文明、古老的宗教信仰以及广阔的大地的道场。那个中国自汉代以来开辟的求法的道场荒芜得太久太久了。
所以，我写下这部《荒原问道》，以此证明我西行的开始。当然，这也仅仅是开始。我同时想说明，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求法之路，除了一百多年来的另一个向西的坐标，这一条也许更值得我们去认同，去热爱，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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