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忠：甘肃文学的品质提升问题

王元忠

谈甘肃文学而聚焦于它的“品质提升”，隐含的话语中，自然存有人们对于甘肃文学目前现状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其所针对的，应该不是它的数量而是质量问题。

一些人比较敏感，但事实上这种不满显然不是要否定甘肃文学业已取得的成绩。成绩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它摆在那儿，只要它是实体性而非虚构的，任何人便很难否定它的存在。多年以来，甘肃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甘肃文学，自然有过许多的成绩和亮点——如《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盛行一时，如《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的被人所喜爱，如老乡、娜夜、人邻、古马、高尚、唐欣、阳飏、高凯等人诗歌的频频现身国内重要文学杂志和获奖，如叶舟、雪漠、弋舟、张存学等人的小说为外界所不断论道。只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有过或有着这样许多的亮点，但是从整体上讲，或者放到更大的全国或文学史层面看，目前的甘肃文学依然显见出某种缺乏“高端作品”和“大作家”的质量问题。缘此，“品质”一词的出现，本身即是从数量到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而“提升”云云，更是从更高的要求层面，表明了人们对于甘肃文学的进一步期待。

甘肃文学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品质？这是一个很大、内涵极为丰富的话题，对于它的回答，因为发言者个体立足点并及相关的言说角度的不同，所以必然呈现为众说纷纭的结果。这种纷纭，是好事，它可以让认真聆听的人接收到不同的意见和启发，从而多角度、多层面拓展关于甘肃文学的思考，在多样的选择和比较之中，清晰自己的思路，明确发展的方向；但它也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意见太多，不同的声音交织汇聚，成为一种纷扰人视听的聒噪，一些缺乏定力的人可能因此陷入更大的混乱和迷茫。为此，在具体的表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申明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有价值的思考必然是因由或针对文学存在的具体问题的，所以，从自己的发现开始，从具体的问题出发，说自己所能说的话，应该是有意义的文学交流进行的必要前提。

结合当下甘肃文学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甘肃文学的品质提升，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进行：

第一，明晰甘肃文学可能言说的存在让域，警惕无意识当中的被期待心理，让无特点、无自觉的混沌写作成为具有鲜明个体意识和自觉的清醒写作。

反思当下的甘肃文学，极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作家写作时缺少思考或者没有思考。他们或是不抬头，无比较，随性而发，满足于自我一己经验的率性表达，喜欢跟着感觉走；或是追逐所谓的热点和时新话题，不能清晰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一味地揣摩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编辑和读者的喜好，投其所好，从而在根本上忘记自己的所能和所应，失去写作者作为自主的个体所应该具有的独立性。因为前者，我们看到时代虽然已经发展到了今天，但是我们的一些写作者对于创作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其所参照的对象，张口闭口还是徐志摩、戴望舒等。没有新的思考导引，不少的写作也便在一种极少参照的情形下不自觉蹈前人之旧迹，今人而作旧人语，面相古旧，内容陈腐，很难予人阅读的新鲜冲击。因为后者，我们看到我们有不少写作者，太过注意参奖的效果和他人的意见，在一种不自觉的被期待心理驱使之下，刻意强调或者渲染甘肃的边缘或前现代属性，制作拙劣的“农家乐”景观，既有违于存在的现实，又背离了自我的经验，让自己的写作成为了一种甘肃印象的符号做秀。

基于这样的现实，甘肃文学要提升自己的品质，我觉得首要的问题便是写作者要从根本上改变不独立、不自主的无思状态，变看人眼色成独自做为，立足于文学和自己，清晰值得写且自己能写的题材和内容。

联系甘肃作为存在实体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和文学表现特殊的价值要求，我个人以为在文学的甘肃表现中，存在所给予的言说让域或甘肃作家可能的做为区域大体有如下几处：

其一，其作为有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达地区的边缘存在活力表现。中国新文学主要发生、发展于一些中心城市，经过了近百年特别是近些年势头迅猛的全面市场化发展，因为大众流行文化的溶渗、规约、杂糅并及人为的破坏，中心城市文化也便日益彰显出趋同、肤浅和单一化特征。在中心城市文化整体衰落和式微的情景下，依据“边缘活力说”理念，甘肃作为不发达但也较少同质化的文化区域，因为其所持存的较为异质、个性的文化精神传统，所以也便显现出一种可以作为中心城市文化参照、借鉴和补充的特殊活力。

其二，其作为多元文化交织互补区域的张力表现。甘肃是一个东西狭长而南北逼仄的地理省份，因为地理跨度较大，所以不同地域的地理文化的构成也便丰富而且复杂。儒、佛和道教文化当然大面积存在并且影响广泛，但是除此而外，穆斯林、藏族、裕固族、保安族并及各种彰显地域特点的民族和民间文化也信众甚多。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化所展演而成的日常生活，矛盾、对立但同时又彼此溶渗、牵扯，多种力量相互交织，由此也便形成了极富文学表现价值的张力存在。

其三，其作为具有特殊区位优势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表现。无论是那一种文化的存在，因为甘肃的地域构成特点，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尖锐对立的关系表现，自然应该成为极有价值的写作对象。关于这一点，流行于甘肃大地的秦腔和花儿两种艺术形式予人以极多的启示。唱这两种腔调的人，唱得好时，其歌唱中往往携带一种哭音，像江河的呜咽，像山川的啜泣，像行走在会宁山峁梁间或戈壁滩上的惆怅叹息，其长歌当哭的生存的难心和坚韧表达，的确是很容易就能够抵达人深层的感动的。

其四，其作为被现代化运动所强行带动的被发展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艰难和沉重表现。现代化及其与此相关的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等，对于甘肃来说，既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因为一贯地远离东南沿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地理和文化上的偏远、贫弱与滞后，所以看起来必然的发展实际却不能不表现得异常的缓慢和沉重。仿佛是被什么拖着，不愿却又不能，所以相较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甘肃的改革便显得格外的艰辛和沉重。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这种的表现也许更多消极、负面的意义，但换一种眼光，立足于文学的审美立场审视，因为其间所内含的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被动与主动、情感和理智等诸多矛盾关系的存在，所以其也便隐藏了更多也更好的文学潜在矿藏。关于这一点，甘肃优秀诗人高凯的诗歌写作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示范。在传统感恩性、田园化的乡土诗歌创作日益陷入困窘之时，高凯却独具慧眼，在城市熙攘的各种奥迪、奔驰和大众车流之中发现了拖拉机，藉此，在城乡关系复杂的建构之中，他将个体记忆和时代经验独到调配，从而于存在所给予的让域里发现了在城市或新的语境之下书写乡土诗歌的可能，将乡土诗歌的写作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注意积累各种感知的极度经验，细化、深化与对象遭遇的过程和层面，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展示饱满言说，使作家的书写因之获得内在的质感。

反思既有并及目前的甘肃文学表现，可以发现，大多数甘肃作家对于自己的写作对象缺乏深度的观审和玩味，匆匆遭遇，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印象记忆留存，既不能深入其中，和对象长相厮守，一如陈忠实对白鹿原或杨显会对扎尕拉藏村那般，在深度观察和体验中让自己完全进入对象，在主客体的多重交融之中，使对象充分主体化、意义化，成为存在赠与或提示的别有意味的言说让域；也不能敏感于和对象的意义遭遇，在意义发生的时刻让自己停下来，慢下来，注意细节的捕捉和过程的展开，强化极度体验，从而一如爱丽斯·门罗或刘亮程一般，在极为细腻和充分的深度感知和沉思之中，让一个具体的言说对象由是成为一种可以不断言说的意义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写作的家园。

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甘肃作家本身就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譬如甘南诗人阿信。阿信大学毕业后分到甘南工作，在陌生且异质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之中，他一方面积极融入，让自己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一方面却自我间离，始终保持了其作为一个异乡人和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却不在，不在却在，在身在的体味和抽身的反视两种不同方式的张力设置之中，关于甘南，关于自然，关于自我，阿信因之获得了一种极具个性且别有意味的表达。其《山坡上》一诗说：“车子经过/低头吃草的羊们/一起回头——/那仍在吃草的一只，就显得/异常孤独”，那只兀自吃草的羊就是阿信，在诱惑或意义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一方面是羊，和其它的羊保持着一致性，都在吃草。但一方面他却是羊中极为独特或者孤独的一只，当羊们一起回头的时候，他却仍在低头吃草。联想到阿信作为一个从他乡来到甘南的异乡人的特殊身份，这种同却区别着的存在特征或意义方式可以看作是阿信诗歌构成的内核的，而这种内核的形成，不用说，其中自然深含了阿信在甘南生活的深度体味和自觉反思。

譬如天水的诗人周舟。周舟近些年来一直在写一组叫《渭南旧事》的组诗，他已经写了一百多首了，写了都十几年了，但他觉得他还远没有写尽。他的写作内含一个深富意味的启示：他所写的渭南——甘肃天水麦积区的一个小镇，他其实在那儿只呆了四年。在他已经五十过了的人生当中，四年自然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对于只生活过四年的渭南小镇，他却似乎存有了太多的记忆，他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何以会如此？仔细想想，其实也很简单。写作的对象说到底本质上是一种充分意义化的存在，它和对象的大小、长短无关，相反却和写作者的发现与赋予关系至为密切。普罗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关于一种面包的香味可以写四五十页文字，其中的原因即在于他在极度的孤独中对于对象感知和想象的超常发挥。“一粒沙里间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任何一个对象，对于主体来说事实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宇宙，内中的关键即在于审美主体在遭遇对象时生命活动的丰富性。缘此，渭南镇虽小，但因为诗人周舟在不断的反刍之中对于它存在的敞亮，所以他心中所记忆的渭南小镇，也便成为他五十几年人生复杂体味和反思的载体。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回忆其实更像是一种建构，只要他的发现和创造不止，他的渭南小镇自然永远也不会写完。

第三，敞开写作能力修为的区域，在与经典、当下、异域优秀写作并及批评的积极对话当中，开阔写作者的认知视野，提高写作水平。

从能力一域看当下的甘肃文学，制约其品质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写作者的阅读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分述：其一，阅读很少。不少作家太为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禀赋，日常生活中很少阅读他人的作品，不比较，不参照，一条黑道上茫然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思之昏昏，必然导致行之昧昧。其甚者，因为不知，所以自是不免坐井观天之弊端，不能识己，更不能清晰自己所要努力的方向；其二，阅读不好。这类写作者不是不阅读，而是阅读的选择不好。它们不是从高处着眼，选择传统经典或异域异质优秀作品去读，相反，却只看身边同仁类似的作品，于一个狭小的圈子之内，满足于谁高谁低的座次排序；其三，拒绝批评。只捡好听的听，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总以为相对于创作，批评已然是低能的表现，为此，许多写作者不仅不愿意坐下来和批评者真诚对话，注意在相互的交流之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明晰自己的言说让域，而且更不肯费心用脑于一些严肃认真的批评文章的研读，主动营造一种持续不断的思的状态，在积极的思考之中，敞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区域，从而也不断清晰并上移自己的写作目标。

封闭，僵硬，茫昧于外在世界的精彩而只醉心于狭小天地的闭门造车，除却一些较为优秀的写作者如叶舟、张存学、高尚、弋舟、唐欣、周舟等之外，甘肃太多的作家因为阅读的不足或缺乏，所以使其写作在根本意义上成为一种无法或不能思的写作。不能反思和内省，无法真正发现或积极建构自己言说的让域，许多写作者的写作因此也便只能成为一种低水平的“无脑”的写作。

反观古今中外诸多优秀作家的写作，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只有立足于经验的写作，才能从根本上提供写作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李白对于屈原的借鉴是一个例子，鲁迅对于果戈理的借鉴是一个例子，陈忠实对于马尔克斯的借鉴更是一个例子。不同的例子揭示了一种重要且基本的事实：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写作的价值或者说生活所提供于他的可能的写作的让域，真的只能在其与他人——特别是传统的交流之中形成。

关于这一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之中，谈到对一个艺术家创作价值的评定之时，英国诗人、评论家T·S·艾略特坚持认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他的认知主要着眼于作品的鉴赏，但是事实上还可以扩及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批评者的鉴赏批评如此，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其实也是这样，任何艺术实践的参与者个体，只有立足于其所置身的艺术传统，在将个体和传统整体的对比之中，才能明白其他人所进行了的、自己所要进行的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在西方理论界，有人因此以为，小说只有通过小说才能写成，诗歌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写成。这是一种许多人不愿认同且常常发生误解的观点，但我以为，抛开其对于写作互文性的过分强调，在作家主体写作能力的修为一域，这种观点恰恰可以提示人们，一个有出息、意欲在文学史上留下他的名字的作家的写作，只有通过对于他人同类写作的深刻了解，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可能的行为区域。

而要如此，除了积极主动且认真用心地阅读、体会他人的写作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上述种种的意见，更多是我作为一个甘肃文学的旁观者而提出的。不管我个人怎样以为或者强调自己思考的真诚和切合甘肃文学的实际，但这些非作家本人的认知并不能直接地转换为提升甘肃文学品质的有效力量。写作的事，说到底是作家个人的事情，是必须独自成为的事情，缘此，除了写作者自身有意识地将自己对于写作的思考常态化之外，我也希望在甘肃文学实践的活动场域，写作能够和批评形成一种良性的对话交流机制，作家能够在独自成为之前和之时，同时注意征求和搜集各种意见、批评，从而在不断的被挑战和回应之中，敞亮自己的问题所在和优势区域，明晰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以期能够通过真正有思考、有追求的个人实践，从内在的质地上推动、提升甘肃文学。

王元忠，甘肃甘谷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兰州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个人学术研究专著2部：《艰难的现代——中国现代诗歌特征性个案研究》，《鲁迅的写作与民俗研究》。先后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兰州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民间论坛》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教学研究之余比较用心于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的写作，在《诗刊》、《诗歌月刊》、《十月》、《星星》、《飞天》、《敦煌诗刊》等文学杂志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篇（首），作品入选过《星河灿烂——西北师范大学校友诗歌作品选》、《飞天60年典藏》、《甘肃当代诗歌作品选》、《甘肃的诗》等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