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近影
杨光祖，男，汉族，1969年生，甘肃通渭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学者。200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甘肃省影视剧审查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全国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班）学员。2007年参加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创作研讨会。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影视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华夏散文》《散文世界》《西湖》《雨花》《延河》《海燕•都市美文》《作品》《文学界》《黄河文学》等文学杂志发表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百余篇；有多篇散文被收入《2009中国散文》《2010中国散文选》《2011中国散文选》《2012中国散文选》《2013中国散文选》《2010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等选本。
2003年起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已经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文艺报》《文艺争鸣》《文学报》《中州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扬子江评论》《名作欣赏》《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200多篇。有多篇论文被收入《2006中国文学评论》《中国新时期作家作品研究•贾平凹研究》、《易中天〈品三国〉文化现象批判》等多种权威年选、选本。
2004年出版专著《西部文学论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专著《守候文学之门——当代文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杨光祖集》（甘肃人民出版社）。曾荣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一、二等奖，甘肃第十届、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甘肃首届黄河文学奖文学评论一等奖。个人小传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
●大家说光祖
大著看完了。以前大都读过，再读依然新鲜。感觉精微，视野开阔，判断准确，文字秀逸，显示出趋于成熟的个人风格。对路遥、《废都》的评价与我迥异，但也不失为一家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研究员、博导，著名评论家李建军
光祖的文学批评在当今的批评界颇受注目。他的文字一再被人誉为“快刀”，可见其敏锐的反应和精准的投射，以及不为权威和时尚所屈的凛然正气。不过在我看来，光祖的文字不光是痛快，更有痛快之上的悲悯和圆润。悲悯来源于他对生命的敬重和眷顾，他容不得文学作品里对人的愚化和丑化；圆润来源于他丰沛的学养以及对知识和理论的融会贯通，这是寻章摘句胶柱鼓瑟的技术主义者永远不能通达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光祖的评论是美文，是诗化的哲思，是真正的文学创造。在不及物的、概念空转的、枯燥无味的学院派批评甚嚣尘上的当下，读光祖的批评文字真是难得的智力保健和艺术享受。
我已经被所谓学院派的文章恶心到有心理阴影了，读光祖的文字，清风徐来，馨香满面。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浩文
●学人专论
有温度和有思想的批评
——读《杨光祖集》
王鹏程
当代青年批评家中，我喜欢读杨光祖的文字。除了正式发表的文章，他博客和空间上的随谈、札记，我也不愿错过。他的文字有温度、有热情、有关怀、有创见，是有生命的批评，高度表现出一个批评家的人格化特征，在艺术直觉、精神视域、道德关怀以及文字风格上已经形成了浩然正大、流丽峻切的气象，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我常慨叹，兰州这座闭塞落后的城市中能够生养出如此神清气朗、识见卓远、具有现代精神的批评家，未免是个奇迹。也常遗憾不在同一城市，不能经常当面讨教学习。新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光祖集》，整体呈现了杨光祖从事文学批评十年来的代表之作，使我有机会重新走进他的批评世界，整体感受他的批评风格，多少弥补了我的遗憾。
《杨光祖集》共分为四辑，收集了作者二十七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日报》、《文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权威报刊上，在批评界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也突出体现了作者的批评精神——既将批评视为精神上的凝视与思想上的闪爆，在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以及文本的不断往返中建立积极的关系，澄怀静虑而不泯灭自我，主客相融而不失“我思”，始终贯穿着批评主体与创造主体的精神碰撞和思想交锋。他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点上，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谈文化、谈文学、谈教育、谈阅读，视野宏阔、思考深入、忧心如焚，文字有温度，思考有深度，是充满生命深度和反思精神的“真”批评。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有着入骨切肺的“痛”感。这种“痛”，源于对文学的痴爱和对当下文学不争气的“恨”。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可谓是灵魂的全然投入，没有深彻心骨、沦肌浃髓的精神体验和灵魂拷问，就不可能产生出伟大的杰作来。当代文学之所以在精神视镜上格局逼仄、光辉暗淡，正是缺乏精神上的焦灼、撕裂与疼痛。文学批评亦是如此，如果没有对文学的热爱，缺乏情感温度和精神穿刺，就很容易沦为花哨的屠龙术。对于文坛乃至文化界的种种乱象，杨光祖大声“鼓与呼”。他批评当下写作的急功近利、名利绑架，既没有精神和思想上的穿透力，也没有成熟的文体意识和架构能力，将写作当成“挖土方”的技术活，“是一种与自己生命无关、与灵魂无关的纯机械工作而已。”（《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作家们没有主体精神，或者主体精神严重萎缩，没有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信条，没有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没有正视自己、审视自己的反省精神，没有终极的道德关怀和精神追求，没有恐惧与战栗，没有敬畏和崇拜，多是“做戏的虚无党”——“现在大多数作家缺乏自信，对自己的创作无所适从，他们的写作不是自我清理，而是自我异化，自己给自己戴上数不清的枷锁。像鲁迅那样自我放逐至虚无之境的作家，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唯一能够自我确证的标准就是外在的认可上，比如获奖，比如市场。更可怕的是当代作家早就把创作当做一个工程，或一个技术活。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讲是产品，早就是一个死尸，没有生命，没有血液，没有生气。”（《作家主体与文学的生长》）爱之愈深，恨之弥切。这真是“一杯热醪心痛”！他无情地揭穿文坛和作家的种种怪相，蕴含着他真诚的关切和诚挚的期待。他揭出“病痛”，分析“症结”，寻找疗救的良方。在他看来，“文学在个人的意义上，才能成为人类的。每个真正的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别人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自己扛起来。”在我们的文学中，虽然不乏安妥、抚慰心灵的说辞，但大多是遮羞的红布或者撒娇的道具，“所指”和“能指”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疏离甚至悖反，“一旦世俗的名利、权位等等到手了，我们很快发现他们早就不谈灵魂了。”另一类，作家“自己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却一个劲地想去解救别人，当然不合宜。但自己还没有清毒，自己还没有清洁，不但不以为可耻，却忙着污浊别人，污浊社会，只看重版税、名利。不过，有时看他们的文字，也在大谈灵魂，诸如安妥灵魂之类大词比比皆是，可仔细看看，却是自欺的多，真实的少。”（《文学的技术与灵魂》）这样的写作，只有宣泄，没有倾听；只有倾诉，没有对话；只有轻薄，没有庄严；只有索取，没有敬畏；只能局限一隅，不能思接千载，不能将人置身于天地人神的四维时空里，“究天人之际”，建立同构性的关系，因而很快就“身与名俱灭”了。他提醒道：“一个人立在大地，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或被大家忽视的时间空间在，否则他就站不到那里。可我们的作家只看见了‘人’，而根本看或想不到时空。我们的作家在看见有限的在场，根本无视广袤的不在场。没有形而上学能力，没有完整的天地人神思维，只把个人膨胀得如宇宙一样大，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形式与文学的生长》）这番论述，对当下文坛那些自我膨胀、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作家而言，真可谓一剂清神健脾、刮骨祛毒的良药。倘若我们的作家真的体悟了这番话，我相信他们的写作境界会迥然不同。
杨光祖文学批评，体现出纯粹直率的“求真”精神。批评家固然需要谦逊的同作家进行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者主体性的丧失。以赛亚·伯林认为，文学批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技术的“法国态度”，将文本同作者的精神、道德和生活割裂开来；一种是注重精神和道德的“俄罗斯态度”，将人当作一个精神、道德与生活的统一体，认为作者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承担着不可逃避的责任，他们的谎言、浅薄、放纵，以及对真理的蔑视和信仰追求的缺少，都难以获得原谅。这种“俄罗斯态度”对欧洲的艺术良心产生了持久有力的冲击。杨光祖的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俄罗斯态度”。他的批评建立在知人论世和和认真研读文本的基础之上，用独立的精神姿态进行深度阐释、解析批评和价值判断，不虚美，不隐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遮蔽坏中之好，也不无视好中之坏，撕去谎言的面纱，挤出污秽的脓毒，有自己独立的批评品格，体现出严肃峻切的批评态度和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理解为特定的社会关系，人情化和圈子化的现象很严重。这种以血缘和“亚血缘”为中心扩散的熟人社会，缺乏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和契约精神，极不利于个体精神的健康成长，再加之近些年市场化和物质化的影响，批评主体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化和侏儒化。大多评论家是聋子，是瞎子，是势利鬼，是应声虫、寄生虫，是空口白嚼的木头虫、食洋不化的跟屁虫。文学批评的日趋技术化和文本分析的日渐细密化，遮掩不了艺术洞见的衰落。所以我们需要一批光脊梁作战的典韦，不避箭矢，来同习惯作战，尽力显扬幽隐，宏奖乖癖，引导读者爬高山，瞻远景。杨光祖就是一个典韦式的评论家。他“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不为亲者讳”。如他批评陈思和对《兄弟》的谬赞和对“怪诞”的误解，既有细致的文本分析，也有缜密的理论厘清，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陈先生的城市优越心理、简单的类比逻辑、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阅读上的盲视——“陈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作家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混为一谈。其实对一个成熟的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他熟悉的生活，而关键是‘如何写’，这是考验一个作家的试金石，也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这种致命的症结，正如杨光祖所言，不仅是学院派“丧失了批评底线的伦理”，“更在于理论过剩，或者准确地说伪理论、假理论太多。”（《<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派批评的症候》）他批评雷达，语气虽然委婉，但也是绵里藏针，“雷达撰写评论，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走钢丝，他走得很好，很漂亮，而且安全。在当代中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政治的风浪，就作家的白眼和小动作，都让你无法承受。那么，现在的雷达应该胆大一点了，不需要再看作家或别的什么人的眼色了，他应该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雷达论》）这样的文字，有批评，有期许，恳切真挚，可谓掏心掏肺之言。我想，批评者也能感觉到春风般的善意，视之为心语诤言，乐而从之。杨光祖和杨显惠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肯定杨显惠“把历史的门缝挤开了”的伟大，但对其写作的不足也毫不遮掩。他认为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故事写得“很细致，很残酷”，“但作家并没有完全写出那些活下来的人，是如何活下来的。在那样恶劣甚至极端残酷的环境里，人性是如何‘现’‘象’的，人是如何‘持存’下来的。如果那里只有‘恶’，只有‘仇恨’，人又是如何‘活’的，理由在哪里？而心理描写的缺失，加剧了这种平面化，使小说在描写人性之恶时，没有能够深入到一定的人性之黑暗，写出那种残酷，还有恐惧、无情。”因而，作品“缺乏一种足够的深厚度，一种跨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也就是那种思想的穿透力。”（《杨显惠论》）没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入了解和深切期待，这样的文字写不出来。同时，杨光祖也揭示了杨显惠以及当下写作存在的问题——宗教情怀、信仰力量以及传统的缺失。正如他所引的海德格尔所言：“从我们的人类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否则，一切貌似巍然和伟大的东西都会被时间之河连根拔起。
杨光祖文学批评，有判断，有识见，是有思想的批评。赫拉克利特说，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在于认识。批评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运用、审美感受力的闪爆，同时也取决于思考的深度的生命的体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曾感叹：“ 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与通常所谓‘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一个文学教授，不仅不能产生什么好文学作品，且未必即能欣赏好文学作品。”（《小说作者和读者》）文学批评也是，如果不能将所读所学浇灌自己的思考，长成自己的血肉，只是硬往上贴，结果不止“隔”，甚至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文字作伪授巧，由于因缘时会，能蛊惑人，但终了要速朽或者慢慢烂掉。杨光祖的批评，基于自己的广博的阅读和睿智的思考之上，有自己独到的识见。如他评价路遥，既肯定其优点，也毫不隐讳其问题。他认为，路遥“在大的写作思路上比柳青觉悟高一些，没有被政治或政策完全控制，但骨子里的企求为政治所认可的焦虑，从灵魂深处牢牢地牵制了他写作飞翔的翅膀”，他性格和作品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其写作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浪漫主义，这是真了解路遥，也读透了其作品。（《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关于四十年代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学术界大多站在傅雷一边，自说自话，不能从才情和气质上分清傅雷和张爱玲的区别，杨光祖精彩地道出了两人的区别，可以说言学术界之所未言。他说，“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高则高矣，但却与张爱玲不在一个话语场，是有疏隔的。傅雷这样一个中西贯通的学者、翻译家，也是无法理解张爱玲的。傅雷太刚烈，太黑白分明，所以他做不了作家。真正的作家往往尽力于灰色地带，在那种黑暗不明中，那种混沌中，才能探索出人生之虚无，人性之复杂。”因而，我们“不能用道德或者政治的眼光来解读。”这可谓拨云见雾之论。在当代青年批评家中，相对而言，杨光祖有着很好的古典文学、文化修养。他曾多年阅读、讲授《庄子》，对庄子颇有研究，时有独见。他评论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很见学养和功力，渗透了自己多年的心得。王充闾将庄子思想视为相对主义，并划归“哲学”范畴进行言说。杨光祖认为这是隔靴之论，是很大的遗憾——“我一再说，庄子思想不是‘哲学’，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它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宗教，如果还是用西方话语来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说庄子思想，这样最好。一用‘哲学’‘宗教’这些词，往往遮蔽了庄子本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至于相对主义，也是一个西方概念，虽然我们如今舍弃西方话语无法言说了，但当遇到我们的古典时，还是慎用为佳。比如‘道’，在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需要去体，去悟，去修的，最后是‘得道’。也就是说，道，对中国古人来说，是需要用生命去感知，去领悟的。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之理。当年熊十力说，良知是当下体悟的，它不是一种假设。我想，晚年的冯友兰应该会有所体悟了吧？”（《庄子传记的新尝试》）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体悟，这样鞭辟入里的文字写出不来的。总而言之，他是个有学养的批评家。用他评论某小说家的文章题目说，“人不能写比自己高的东西”。我想评论也是如此。他正是学养厚，站得高，望得远，才能辨别良莠，窥得全豹。
杨光祖的批评文字激情充溢，清峻通脱，一针见血，没有学院派批评寻章摘句、故作玄虚的弊端，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批评风格。苏东坡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杨光祖虽未全得壶奥，但他的一些文字确有这种魅力。我们当下的不少文学批评，生搬硬套，识见粗窳，情感虚伪，文字平庸，了无生气。对于当下文学批评先入为主的不及物现状，他批评道：“许多批评家面对一个文本，不是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外部理论入手，把文学当死尸，进行想当然的解剖。这样的文章，貌似颇有理论，其实与所论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学术态度。”（《文学批评要讲真话》）蒙田曾经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将读书太滥比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引力扭曲过来，把握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杨光祖并不排斥理论，他涉猎广，思考深，但他从不丧失自己，能够将所读所思长为自己的骨血，笔锋带有感情，文字遒劲活波，思维凌厉，建立起了积极的、健康的、守正的批评主体精神。当然，他的这种批评也有一些问题，感情裹挟了分析，感性的东西多，理性的分析少，有时候浮于面上，水过地皮湿，不够集中、深入，有印象式批评的特点。对于才子型的批评而言，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杨光祖关于批评文体的建设性意见也令我们深思。他呼唤我们的批评，要建立在汉语写作基础之上，能对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有着深入思考和研究，具有原创性的意义。（《文学批评要讲真话》）他呼吁文字清通的“美文”批评。他说：“把评论当文章写，当美文写，本是中国传统，可在当下文坛学界，却几乎成了绝唱。许多人的评论，越来越高深，道貌岸然，不堪卒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评论却大为学界认可，捧为学术。而一旦将评论写成美文，似乎有创作之嫌，而远离学术了，真是莫名其妙。”（《雷达散文里的青春气象》）现在大学学报和专业刊物的写作格式是西方式的，可读性很差，学界讥讽之为“新八股”。谢泳曾言：“此类西式论文的流行，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史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害了中国的文史研究，现在很多学中国文史的研究生，不会写文章，写不了像样的文章，可能与这个训练不无关系。”确实如此，中国学术界的这个病状已很严重，如果我们不沉潜下来冷静思考，可能永远不会结束表面繁荣而实际荒芜的批评假象。谢泳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式，文体多样，掌故、笔记、诗话、札记、批注等，核心都在有新材料和真见识，讲究的是文章作法，不在字数多寡，但要言之有物，要有感而发，所以学术研究中饱含作者个人才情。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不张架子，不拿腔作势，凡陈语腐言，一概摈弃。”（《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我们不是要求简单地拒绝西方论文的这种写法，其优点也众所周知，如讲究论证，逻辑性强。但如果不顾历史语境和具体环境，无视中国传统学术的诗文评有感而发具体实在的传统，一味地搬运西方理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伪问题，永远建立不起自己的批评话语。杨光祖的文学批评克服了西式论文的弊端，我们看到，他容纳西方理论和话语，但化而用之，不迷失自己，有自己的精神和关怀，有自己的气质、风格，有自己的宇宙，找寻去了西方论文模式覆盖之下的突围之路。这实在难能可贵，也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文学批评，是才、学和识的融和。才是天生，学可以通过勤奋弥补，如果没有识，那学问就白做了。杨光祖的文学批评有才、有学、有识，陈义高远，衔华佩实，在文学批评精神式微和批评话语同质化的当下，特立独行，卓然致远，实乃批评界的幸运。我们期待他的批评之舟跋涉的愈来愈远，开采的精神矿藏愈加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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