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彭金山 著名诗人 诗歌评论家
唐祈 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诗歌学会留影（前排中为唐祈先生）
《唐祈诗选》
彭金山《忆先师唐祈》
艾青为《唐祈诗选》题词
一段难忘的师生之情，一段尘封在岁月深处的诗人行记，终于在教师节前夕，掀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从抗战开始到改革开放，一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之旅起步于陇上，止步于陇上。他就是唐祈。
唐祈是著名的九叶诗派诗人，曾任上海《中国新诗》编委，《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组长，《诗刊》编辑等职。九叶派，又称九叶诗人，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个诗派以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袁可嘉九人于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而得名。实际上，形成却是在1948年。1938年，唐祈因父亲调动工作的缘故来到兰州，从此这位诗人就和陇原大地有了不解之缘。当年，唐祈考进了甘肃学院文史系。不久，西北联大在兰州招生，唐祈重新考进西北联大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又到兰州工专教书，1944年离开兰州。数年的陇上生活，他感受西北苍凉的风光，从西北少数民族歌谣中汲取了诗歌营养，写出了他最初一批诗歌作品。一位大诗人就这样从陇原大地起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因为某种机缘，更因为想到西北高原找回年轻时写诗歌的“基地”，唐祈选择到甘肃师范大学工作。这样他又回到了陇上。前后两次从陇上走过，唐祈先生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教师节刚过，今天就让我们聆听一段一位大诗人在陇上的点点滴滴。
抗战烽火中，千里辗转，一路西行到兰州
唐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他不仅教我如何写诗，更教会我如何和学生相处。他和甘肃、和兰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先生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九叶派”诗人，可惜的是我们过去在研究现当代诗歌中忽略了他们。唐先生籍贯苏州，生于1920年，原名唐克蕃。为何能来甘肃呢？说起来，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他的父亲说起，唐先生的父亲在邮政部门工作，还是高级管理人员。他是在江西南昌出生的，从小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他母亲不置办家产，却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先后给他请了两个家庭教师，一个给他讲国语、英文和数学，一个给他教国学，讲《孟子》、《诗经》。1933年，他到南昌的私立豫章中学读书，这是所教会学校。他的母亲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对他影响非常大。唐先生的母亲名叫柳德芬，私塾出身，而且非常喜欢写古体诗。他的姑外婆，喜欢抽水烟，经常拿着个银制水烟锅，来到他家串门，找他妈妈聊天。她们聊的内容可不是东家长西家短之类的话题，而是古体诗的写法。有一次，她们聊得起劲，没有想到边上的唐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母亲很惊奇，问他能听懂不，唐先生说能懂。这令他母亲很吃惊。他的诗歌之路就这样迈步了。唐祈先生27岁时，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诗 第一册》，在扉页他虔敬地写下了一行字：“献给母亲柳德芬。”可见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
1938年，唐先生随母亲来到兰州，其中的原因自然和抗战有密切关系，或许是为了加强对甘肃邮政的管理，唐先生的父亲调到了兰州。从南昌到兰州，不只是千里跋涉，可谓万里迢迢了。他父亲先到了兰州，大约两三年后，他和母亲及两个弟弟也到了兰州。后来他在十里店看到骆驼，还说起他对兰州的最初印象。他说，兰州冬天的山就像脱了毛的骆驼。
到兰州后不久，他考入了甘肃学院的文史系。这时，正是抗日救亡高潮，他也加入到了这一大潮中，在写诗的同时，还从事了进步戏剧运动。这时，也接触到了不少在兰州的诗人，比如陈敬容、沙蕾、夏传才等人。在甘肃学院就读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考到了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直到1942年大学毕业。
榆中兴隆山，写出诗歌《蒙海》
他在甘肃写了不少诗歌，其中有一首《蒙海》，这首诗写作于1938年10月，写作地点是榆中兴隆山。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蒙海，一个蒙古族女人，
三十岁了，还像少女一样年轻，
她说一串难懂的方言，
告诉我来自遥远的沙布尼林。
她穿着旧日的马靴和羊皮衣，
头套上的珠子夸着衰落贵族的富丽，
她唱一支牧羊女的谣曲，
说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抗战时期，成吉思汗的灵柩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迁移到榆中兴隆山，一部分护陵人也跟随而来。唐先生在兴隆山遇到的蒙海就是其中之一。蒙海给他唱了蒙古族民歌，他从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他还到过青海，去过塔尔寺。西北的所见所闻，给他诗歌创作以丰厚的养分。
他后来就讲，他喜欢象征，用意象来表现生活，但是抗战时期的诗歌，却要求明朗，以便朗诵。这两者如何结合到一块，他就从西北少数民族歌谣中汲取了营养，找到了一条适合的路。直到在兰州的最后十年，他诗歌中民族风情还特别突出，不少诗歌依然有牧歌的情调。
1942年，他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后，先在西安的一所儿童艺术院校教文学。1943年又回到兰州，在兰州工专教书。因为从事过进步戏剧活动的缘故，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甚至抓捕。1944年下半年，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依依不舍地离开兰州，先到成都，再到重庆。在重庆，他还从事戏剧事业。唐先生很有戏剧才能，他当过剧社的社长，扮演过巴金的《家》中的觉新。在重庆，他结识了何其芳等人，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讽刺诗《五星上将》。
1947年，在兰州就认识的陈敬容及曹辛之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邀请唐祈去上海。在上海的森林出版社，曹辛之、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五个人创办了刊物《中国新诗》。袁可嘉在北京寄稿子，介绍了郑敏、杜运燮、穆旦三人，这就是九叶诗派的九个人。不过这时候，还不能称为九叶派。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见过面，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观点诗歌主张比较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唐先生到《人民文学》曾任小说散文组组长。1957年，到《诗刊》杂志社，后被打为右派，去北大荒劳动。1961年因病回到中国作家协会。1964年又被下放到江西崇义县。等他再次到甘肃时，他已离开甘肃近36年了。
认识唐先生是我一生的幸运
1978年，唐祈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也就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他遇到了甘肃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樊大畏。樊大畏解放前在兰州做过地下工作，两人算是老朋友。听说他正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樊校长就邀请他到甘肃来。大约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时，他到甘肃师范大学，在学报任副主编。
此时，我正在师大上大学二年级，师大旧文科楼中文系办公室门口有个插信的大布袋，信袋里插着寄给老师们的信。我发现了有给唐祈的信。起初没在意，很快就发现唐祈的信经常出现。我就去悄悄问孙克恒老师，是不是写诗歌评论的著名诗人唐祈。孙老师说是的。
我当时跟着老师们做一个国家级的重点课题“中国新诗研究”，在老师们的指挥下，我和其他5个同学四处查阅抄录资料，拜访诗人。查阅了版本书库，走访了艾青等著名诗人。唐祈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名字，当时关于白桦、公刘诗歌的大篇幅评论就是他写的，自然也读了一些他的诗歌。没想到，他就在我们身边。
自然要去拜访。那是在一个晚上。唐先生住在教授楼407房间。打听清楚后，我和两个同学就去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很亲切又很有风度的老人，热情地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进门的桌子上放着炊具，然后是书架，再里面是床，靠窗户摆着一张书桌，另一面则是长沙发，来人了就坐在沙发上。没有一点拘束感，话题很多。我们主要谈小说诗歌。第一天，谈的时间不长。因为有人来找他，要去社科院办事。先生约我们第二天晚上再去。
这样就和唐老师熟悉了。我们讨论的话题也越拉越多。师大成立青年诗歌学会，请他和孙老师担任顾问。我们出刊物《我们》，写的诗歌都请他看，他看得非常认真，在诗稿上画出好的句子，指出存在的问题，使我们得到了切实的教益。这时，正是全国朦胧诗流行的时期，我们也非常趋时求新。有编辑给我说，大学生们的诗歌来稿大都是朦胧诗，而最朦胧的就是你们师大的。唐先生也讲了这些问题，他说朦胧诗不能像毛玻璃，让人什么都看不清楚，而应该像是隔着轻纱，还能看见里面的轮廓，仔细看有更多东西。
诗歌学会还专门邀请唐先生开设学术讲座，他讲西方现代派艺术，还有中国四十年代诗歌等。来听课的人非常多，要提前占座位。不仅有我们学校的，也有其他学校的。有一次，光是兰大就送来了两大轿车学生。他还在兰大开过“诗歌艺术魅力的来源”讲座。大约1981年下半年，先生调到了西北民院，任汉语系主任。
唐先生去了民院，我和我的诗友们还常去讨教，去听他的美学课。毕业时，先生和师母给我送了一本影集。至今还保存着。一年后，我分配到了庆阳师专。虽然远了，但诗歌上来往没有中断。我到兰州有空总要去看他。1984年我参加全国性的诗歌大赛获了奖，电台播出时每首获奖作品后附一篇评论，我那首诗歌的评论就是唐先生写的。唐先生是在1990年冬天去世的。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参加了艺术系的晚会，朗诵了惠特曼的诗歌。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一时赶不过去。后来，我到他家，先生还没有下葬，我看着堆在楼道里的花圈，很心酸。
认识唐先生，是我一生的幸运,我的诗歌就深受唐先生的影响。我忘不了先生关于诗歌的看法，他说：“诗不只是时代的回声，而且应当是时代预言。”诗是“使人们感动、思考和惊醒的一种艺术。”而在陇原大地能孕育出这样一位诗人，也是这块大地的幸运。今日，甘肃诗歌能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和唐先生等前辈诗人们当初的努力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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