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敦煌莫高窟石窟供养人简介

敦煌莫高窟中保存的反映古代敦煌供养人造像供养活动的丰富资料,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包括莫高窟石窟壁画中保存的约7千余条供养人题记，藏经洞出土绢纸绘画中的部分供养人题记以及在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反映唐宋时期敦煌僧俗信徒造像供养活动的文献资料；二，供养人画像。包括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的自十六国至元代数以万计的供养人图像,以及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数以百计的供养人图像。

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早期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北周洞窟中画像极小，单个像仅有不到20厘米高，在洞窟内一般是画于南壁或北壁、或南北二壁中下部一排；到隋唐时画像变大一些，数量也有所增多，在洞窟中的位置更低，一般在各壁底层画一圈供养人画像；到了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供养人画像大大长高，部分如同真人大小，又在洞窟甬道中开始画像，而且一般是画窟主或与窟主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也开始突出表现家窟的性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沿袭晚唐时期造像风格的同时，也有新特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供养人都如同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另外就是进一步突出家窟的性质，把窟主家族内几代相关人物无论男女老幼，甚至死去的家族人物统统画像入窟；至沙州回鹘、西夏、元时多不见供养人画像，即使个别洞窟有画，高度比例大大缩小，位置也并不确定，有高有底。也就是说，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基本上在洞窟中的地位是越晚越重要，画像越晚越大，位于洞窟四壁底层一圈和甬道。但榆林窟的情况和莫高窟略有不同，洞窟前室各壁底层、前甬道也有画像，而且供养人画像都比较小，没有莫高窟同时期的供养人画像那么高大。

鲜卑族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　北壁东起第二铺说法图下

女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北壁东起第四铺说法图下 

比丘及鲜卑供养人 第285窟（西魏）北壁东起第二铺说法图下

在供养人画像的绘画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时代特征。十六国北朝时期，供养人所表现出的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等形象特征比较明显，隋代初唐的男像着圆领袍、女像窄衫小袖长裙，盛唐所表现出的与当时全国流行以胖为美的风尚相一致，中唐有盛唐遗风，同时也有着蕃装人画像，而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时洞窟供养人表现出千人一面，较为沉闷呆板；洞窟供养人女像服饰的绘画时代特征明显，时代越晚则越是细致，早期几乎只是一个大的轮廓形状，到了隋初盛唐时开始有服饰纹样的出现，而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时则是对服饰纹样进行详细的勾画，表现得十分复杂；各个历史时期男女供养人总是分别开来，画在不同的壁面位置，或左或右，但却不同壁，充分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男女有别的观念；在相同性别的供养人众画像中，出家众又总是在在家众的前面，意在强调佛窟的性质。

索氏女供养人像

供养人题记也表现出一些时代特点。早期十六国北周时期一般只是书写供养人姓名或法号，多见佛家弟子，末尾是“一心供养”等字，也有个别较晚的见有简单的地望、郡望，到了隋及唐初时不仅俗人数量大增，而且有了简单的官职结衔，中唐在初盛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宋时期有的供养人题记一长串，十分复杂，突出表现个人的声誉与功勋。也就是从供养人题记所反映的一个总的特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供养人题记所表现出的“供养”和佛教的味道越来越淡，而表现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味道则越来越浓。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303窟西壁（隋代）

石窟供养人画像

敦煌石窟壁画中除了佛教题材的人物像外，在很多洞窟还彩绘了出资造窟的功德主（窟主）和其家族的画像（即供养人画像）及出行图。供养人画像有：

（1）集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每人一像，像侧有题名，有的窟多达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如莫高窟北周第428窟供养人画像多达一千二百余身。这类集资者，多为下层官吏、僧尼佛徒、乡里百姓、画工塑匠及奴婢等。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428窟（北周）东壁南侧下方

供养人像列 莫高窟第428窟（北周）

（2）民间结社合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为“邑社”社人。这类社人多为下层僧俗官员、城乡士绅、普通百姓、下层劳动者，所造洞窟称“社窟”，出资社人每人一像，像侧有题名。如第216窟就是“邑社”社人集资建造，第205窟弥勒变亦为中唐王铁山等二十三名社人合资绘制，敦煌文书伯希和编号P.2991中记载有社人平拙子等十八人在莫高窟建窟的功德记。以“社”集资造窟在中晚唐、五代、宋较为盛行，窟内所绘供养人画像亦多。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409窟（西夏）东壁南侧

（3）一人或一家出资独建洞窟，这类洞窟的供养人，将全家和与家族相关的人等，上自祖父母，下至姊妹、兄弟、妯娌、连襟、女婿、儿孙以及仆人、奴婢尽皆列绘入画，其主要供养人像多与真人等身或高于真人，并在像侧书写题名，至于奴脾仆从，则皆小于主人，捧供品、奁妆、衣物等侍列于后，无题名。这种供养人像多为盛唐以后敦煌地区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的王公贵胄，汉族藩镇一方的节度使、刺史、高级官员和地方豪族富绅。其题名尽列官爵显位。如：盛唐第130窟题名“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環”供养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像，盛唐第148窟“弟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凉州左司马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明振一心供养”像，晚唐156窟“侄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大将军使持节诸……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像”，“敕宋国河内郡太夫人广平宋氏一心供养”像，五代第98窟“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图食邑口口户实口伍伯户……节授右神武将军太保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南阳郡张议潮一心供养”像，“大朝大宝于闻国大圣大明天子……”像，“敕受开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像（此窟供养人画像有题名者多达一百六十七人），五代第61窟“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供养像（此窟供养人画像有题名者达六十二人），第409窟回鹘王供养像，榆林窟第3窟西夏官员供养像，榆林窟第6窟蒙古贵族及夫人供养像，等等。各类供养人画像，前期多为礼佛、供佛、修功德、祈福祉，而后期尤其是晚唐以后，则多是以其画像题名，显赫家世，炫耀官位。从这些供养人画像及题名中，可窥见古代敦煌社会的政治变化、家族沉浮，以及周边民族的变迁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亦可从他们的着装上看到古代衣冠服饰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及社会状况。

男供养人 莫高窟第130窟北壁　盛唐（段文杰临摹）

（4）绢、麻、纸造像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绢、麻、纸本的绘画品，产生于唐至北宋时期，尤以五代至北宋初期为多。与石窟造像相比，绢、麻、纸造像是耗资较小的功德活动，同时便于当时敦煌僧俗信徒在家中、兰若、佛堂、寺院等不同处所进行礼佛供养活动，因而为当时从地方高官、中下级官员到普通百姓的各阶层的僧俗信徒所普遍绘制。这些绢纸造像与石窟造像一同构成敦煌佛教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藏Ch.xviii.002《般若心经与四大天王像》绘卷题记：“时当龙纪二载二月十八日,弟子将仕郎守左神武军长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延锷,敬心写画此经一册”，可知此插图佛经为晚唐张氏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第四子张延锷所造。

英藏纸画中有木版拓印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Ch.xxx.002)、《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Ch.4514(6))，二者均上图下文，前者题“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后者题“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二者纪年均为“大晋开运四年(947)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考P.4514也存有曹元忠雕版拓印画《大圣毗沙门天王》、《观音菩萨》,系与此二画出于相同的印版。这表明五代时敦煌最高地方长官也参与了版画造像的活动。

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有许多为中下级官员及其家族出资绘制供养。如咸通五年(864)“衙前虞侯唐安谏”(Ch.lv0023)、开宝四年(972)“施主兄敦煌步军队头张□桥”(Ch.xxi002)、太平兴国六年(981)“施主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樊继寿”分别造绢本观音像(MG.17659)；“施主兄王□□、弟正兵马使王传子”、“敦煌乡右□将队头徐奴子”分别造麻布观音像(MG.22799、EO.3583)，“清信弟子生衙前正十将氾延定”造纸本摩利支天像(EO.3566)。

普通僧俗信徒也大量绘制供养绢、麻、纸本绘画品。如显德六年(959)“清信弟子张宝支大发心敬画”麻布画《十二面观音菩萨》(MG.25486)，建隆四年(963)“清信弟子康清奴”与家人共造绢画《地藏菩萨》(Ch.lviii003)。值得注意的是，英藏、法藏绘画品中保存了缝鞋靴匠索章三供养的2幅纸本画，Ch.liv0011《观音菩萨像》题记为：“清信士佛弟子缝鞋靴匠索章三一心供养”,EO.1398《多宝佛像》题记为：“施主清信佛弟子皮匠缝鞋靴录事索章三一心供养”。缝鞋靴匠索章三位卑钱少，不能绘制绢画，也无力绘制自己的供养像，只能出资供养两幅纸画，在画中写下供养题名。但因此却为我们留下了千余年前一个贫贱者造像供养的珍贵资料。

出行图有：（1）造窟主为显赫战功、政绩而画的率军出行图，如晚唐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五代第100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统军出行图”、偷林窟五代第12窟“瓜州刺史慕容氏出行图”等。（2）贵妇游乐出行图，如第156窟张议潮夫人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第100窟曹议金夫人“回鹘公主出行图”、榆林窟五代第12窟“慕容氏夫人出行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