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下午,甘肃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先生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对本报推出的《清明祭敦煌魂·斯人远去匠心独存》系列报道,赵声良给予了高度评价。赵声良说,报道真实感人,报道中的每一位老先生都是他的良师益友,品读之间,仿佛又回到了往昔岁月,聆听老先生的谆谆教诲。作为敦煌研究院新一代学人的一份子,感恩前辈的敬业付出为当下营造了丰富的学术营养。赵声良表示,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敦煌学研究已走向国际化、数字化,在新的时代接过敦煌保护研究的接力棒,他们将把传承与创新并举,续写前辈学人精神,保护研究好世界的敦煌。
对话
在此次采访中,记者时常被那些已故敦煌学者们的精神所感动、所激励。但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初期介入敦煌研究的学者或已去世或年岁已高,那么,敦煌研究院是如何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发掘与保护的?而作为新一代的文化传承人,他们又该如何弘扬、传承与创新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向西开放战略的提出,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敦煌,“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必然使敦煌文化大放异彩,敦煌研究院在这方面又是如何谋划的?围绕着这些敦煌文化与敦煌学者们相关的问题,3月31日下午,记者记者专访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
记者:我们对专注于敦煌研究的初期文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进行怎样的发掘与保护?
赵声良: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有太多的敦煌研究学者为自己钟爱的敦煌艺术研究事业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对他们来说,无论是临摹壁画或研究历史,还是考古或科学保护,他们都只是为了实现他们年少时的一个理想:要把生命和一切都奉献给敦煌艺术。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些学者前辈们年岁已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发掘他们的作品,将他们的作品整理并出版成敦煌文献著作或者画集。内容涉及社会、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艺术、文学、文物、文献、教育等敦煌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各个方面,力求展现和保护敦煌文化学者们在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
记者:很多学者认为,仅仅复制一些化石和保留一些文明遗址、遗迹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站在创新的角度上,向这片文明致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完成这种传承与创新?
赵声良:从近代开始,随着藏经洞的发现,敦煌这座艺术宝库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保护还是第一位的,而一种方法、技艺毫无变化的沿袭终究是会走不下去的,每个时代都是新的,我们的艺术研究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进,一个个去攻破,这样才不至于让古老的技艺失传。为此,我们敦煌研究院在新时代下也运用新媒体和数字化的电视片来解析敦煌艺术,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同时随着传统艺术资源的逐渐曝光,很多艺术家和设计者都从这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在吸收和利用传统艺术的资源上,创造出新颖的艺术形象和主题作品,如画画、动漫等。比如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民族文化宫的门楣、墙壁等地方设计了很多图案,而这些图案都与敦煌壁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鼓励创新,我们会给更多的艺术创作者提供丰富的关于敦煌文化的素材。每年我们不仅会将一些敦煌壁画送往国内各个大学进行展览,还会把它们带到国外进行参观展览,这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创新。
记者: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敦煌文化必将再放异彩,而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战略上的谋划与考虑?
赵声良: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将于今年在敦煌市举办。“敦煌文博会”是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和文化展示平台,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将集中展示各国丰富多彩的文明与文化,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敦煌研究院也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届时我们会举办与敦煌文化有关的学术活动。同时,今年也是敦煌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我们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并筹备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深入开展敦煌文化研究的交流合作,加强敦煌与国外的交流。
记者:作为新一代的敦煌文化传承人,我们应该如何弘扬和传承敦煌文化,如何向世界讲好敦煌故事和中国故事?
赵声良:首先敦煌自身具有灿烂的文化历史,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从各个领域去研究和传承;其次敦煌石窟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前人独具慧眼专注于搞研究,经过几代人,不管是已逝的还是年岁已高的,不管是现在正在研究,还是曾经搞过研究的,他们都是在弘扬和传承敦煌文化,所以作为新一代文化传承人,我们要将老一辈的故事记录下来,不仅将他们精湛的技艺和专业技能传承下去,更要将他们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传承下去。
回忆
那些默默发光的
敦煌学人
《清明祭敦煌魂·斯人远去匠心独存》系列报道,为读者朋友讲述了那些默默为敦煌学如痴如醉奉献一生的学者,但他们只是这些风骨学者中的点滴代表,敦煌文化的背后,还有很多穷经皓首的研究者、传承者、开拓者。在仔细阅读我们的报道后,赵声良和我们的交流就从这一个个我们还未涉猎的学人故事开启。
赵声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84年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他说,刚来院里的时候,最期待和老院长段文杰一起去洞窟观摩,只要听到老先生说有空要去看窟,他们赶紧拿着笔记本跟在老先生后面,就等着听老先生讲洞窟壁画故事,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赵声良回忆说,史苇湘先生是大家眼中的“敦煌活字典”,无论大家请教各个时代的壁画历史,老先生都一清二楚。史苇湘先生的老伴就是你们报道中的临摹壁画的欧阳琳老师,在敦煌,这样的伉俪夫妻还有很多,他们将一生奉献给敦煌!比如研究敦煌考古的贺世哲先生和研究敦煌文献的施萍亭老师,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推动敦煌研究院考古,文献学科研究的先驱。
在赵声良的回忆中,能工巧匠对敦煌学研究和发展也有着重大的贡献。李复老师最早是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时的装裱匠,后来常书鸿先生发现李复老师在装裱方面的造诣,挽留李复老师让其在研究院装裱临摹的壁画,后来敦煌研究院各位临摹老师的作品装裱都出于李复老师之手,现在虽然李复老师故去,但是这门手艺已由老先生的儿子传承。
在莫高窟有些石窟实际是历代描绘的,后朝的描绘可能遮盖前朝的画作。这时就需要壁画整体搬迁来保护,李云鹤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人才,他是第一代敦煌建筑保护专家的爱徒。李云鹤先生创造性的整体搬迁壁画,让唐、五代壁画均得到保护。
赵声良说,在你们的报道中,庄壮老师复活的敦煌乐器让千年敦煌音乐穿越现代。和庄壮老师一起研究敦煌复原敦煌乐器的还有郑汝中先生,被誉为“江南第一琵琶手”,老先生来过敦煌一次后就被壁画人物上的乐器吸引,第二次来便向院长请缨坚决留在敦煌。而研究敦煌音韵的汪泛舟先生也是为敦煌痴迷,从安徽远道而来,扎根敦煌痴心研究再也不想离开。或许这就是敦煌的魅力,让一代代敦煌学人痴心不改,甘愿用一生来相伴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