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1934年出生在西安，秦腔剧作家。1949年参军，在第一野战军六支队文工队工作，同年9月到西北革大文艺班学习。1954年任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编导。1959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研究生班。1960年调入兰州，先后在市秦剧团、市文艺创作研究中心任编导、艺委会主任、创作部部长等职。主要作品有秦腔《孟姜女》、《纸上谈兵》、《郑成功》、《打乾隆》、《双母记》、《前进路上》、《抢亲记》、《马尕虎擒龙》、《风流保姆》、《荆钗记》等。发表《对秦腔改革的一些看法》、《中国戏曲的地域性》、《戏曲和演出刍议》、《应重视戏曲理论研究工作》等评论文章。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现兰州秦腔博物馆专家。
一口字正腔圆的陕西话，让记者一见面就知道了李智是哪里人，似乎也知道了为何他对秦腔情有独钟。李智告诉记者：“我一生就搞了一件事就是秦腔，无论是当编剧、做理论研究还是建立秦腔博物馆，始终都没有离开过秦腔。”
1934年出生在西安的李智打小就与搞运输的父亲走南闯北，在那个年代，娱乐活动并不多，秦腔就成了他唯一的爱好，也因此最终与秦腔结缘。1949年李智参军进入了文工队，并随部队来到兰州，同年部队要东去，李智同部分队员留在了兰州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大学)文艺班深造，毕业后分配到乌鲁木齐市工作。1954年在“改人、改戏、改体制”的政策下，有过文工队经验的李智被安排在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担任编剧工作，这成为了李智正式开始与秦腔结缘的起点。1959年李智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工作。
李智回忆说：“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几十年我的编剧行当都没有断过，在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兰州市秦剧团、文艺创作研究中心都担任的是编剧，而且我在1998年还被评为二级编剧。几十年的编剧生涯中我写了四十余部戏，在乌鲁木齐市秦剧团、兰州市秦剧团、兰州市豫剧团、兰州市儿童艺术剧团等上演的有三十四五部，其他戏也都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作为编剧，我到现在能写四十余部戏，而且多半经过专业院团演出，可以说不愧于这份职业了。”
李智在他的编剧生涯中写出了众多的剧本，有些剧本让他至今难忘。李智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写的最多，因为当时是戏剧的辉煌时期，也是考验一名剧作者的时候，当时一部戏排演不达到十天半月，那么就说明你的这出戏没有写好，剧目要经受得起观众的鉴定。我的好多戏一演都是连续四五十天。改革开放后，我拓宽了写作题材，如《风流保姆》是在戏剧舞台上首次把农民工作为主人公搬上戏台。《风流保姆》在西安上演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可我并不满足，我在思考如何把当时流行的轻音乐柔和到戏里一同搬上戏台，经过多次尝试，最后选择让主演在演戏过程中唱了几句当时的流行歌，如此一来《风流保姆》更加接地气。戏曲就是要不断的适应和探索，《风流保姆》不仅在题材上很新，还将流行与戏曲结合进行了尝试，到现在这部戏依然反响很大。后来《荆钗记》、《东风万里》同样深受欢迎。但要说起上座率则是五十年代写的《孟姜女》，我首次将孟姜女搬上了秦腔的戏剧舞台，一演就是百天。《孟姜女》上座率高，是因为群众知道孟姜女的故事，由此我得到启发，要取悦观众，一是取材民间故事，群众对故事了解就会爱看；二是通俗易懂，都是大白话，唱起来容易上口；三是让戏曲舞蹈化，《孟姜女》的编舞就做到了舞蹈化。”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与喜爱程度一时超过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近年来国人的思潮虽然有所回归，但强度与速度却比较缓慢，让人们对于民族文化再次追捧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与变革。几十年与秦腔相伴，又有着《风流保姆》、《东风万里》等新剧目的成功，让李智对于秦腔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告诉记者：“要想让秦腔生存、发展甚至壮大下去，必须要演出，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直面观众，投观众所好。”
李智说：“戏曲能传承至今天，是因为它时时在前进发展，适应时代。观众的思维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变了，你还维持现状的话，那戏曲就会被人们所抛弃，因此让戏曲继续发展、繁荣，必须要顺势而进，适应观众变化了的欣赏习惯。拿兰州来说，在民国初年演的都是神话戏、帝王戏。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在西安秦腔首先开始顺势而变，易俗社的出现使秦腔不在演神话戏了，而变成了表现民间民情、生活的新戏。新戏传入兰州后，让观众们眼前一亮，慢慢兰州观众就接受了新戏。”
在谈到秦腔在当下和今后要如何发展时，李智说：“顺应时代是必须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演戏，现在好多人感叹戏曲的不景气，我经历过戏曲辉煌的时期，那时戏曲经常演出，戏曲培养了观众，观众也支持了戏曲的发展。我国旧社会留给人民大众的娱乐就是看戏，因此我国一方土地一方艺，这些戏曲文化哺育了观众，观众也支持了戏曲的发展，相辅相成。但是现在戏曲与观众脱离了，我认为除了受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戏曲演出少了，没演出就不能吸引观众。记得过去兰州是天天有演出，以前张掖路有三个剧场，观众有戏看。而现在除了节庆演出外，没有院团在平日里坚持演出，这就和观众脱离了。戏曲的三大要素就是观众、演员、剧目，缺一不可。演员演剧目，剧目演给观众看，如果一个剧目只有演员演而没有观众看，它是不能称之为戏曲的。因此戏曲要继续发展就要坚持多演出，要有固定的剧场来演出，演群众爱看的剧目。此外，城市建设应注意保留剧场，没有场地演出群众自然也就看不到戏曲演出。近年来，人们开始喜欢看戏了，如庙会演出，依然是人山人海。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逐渐的在找回它的观众，可所缺少的就是演出。”
一辈子与秦腔打交道，但能让李智提起的却只有四件事，一是研究了甘肃省戏曲的渊源和历史发展；二是将兰州鼓子搬上舞台；三是参加了甘肃省戏曲志和兰州文化志的编撰工作；四是筹建秦腔博物馆。
李智告诉记者：“在六十年代初，好多民国初的艺人还健在，我和他们经常接触，闲谈中就了解到清朝年间、民国期间甘肃地区戏剧的有关情况，有很生动的事情，这让我萌生要对甘肃戏曲进行研究的想法。后来我随剧团流动演出时，发现甘肃的戏楼、舞台有元代的有明代的，但据甘肃的一些文献资料记载甘肃的戏曲是从明代开始，那么这些戏楼、舞台之前是演什么戏的呢？这必须要进行研究，要趁着一些老人还在来问个根底，要不然后代人更没有办法了解了。正是如此，让我一步步的就走上了甘肃戏曲研究的道路。对于兰州鼓子，我是将其搬上舞台的实践者之一，不过这个尝试并不成功，鼓子是座唱的戏，没有打击乐来伴奏，也没有道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秦腔移植、柔和进去，结果成了四不像，最终只能搁浅。这段经历让我们知道，鼓子要想真正走上舞台，还需要变革与发展。”
对于编撰省戏曲志和兰州文化志及筹建秦腔博物馆两项工作，李智说：“甘肃省戏曲志我投入了四五年时间，兰州文化志我投入了三四年时间，这两项工作真的是意义重大，我也愿意将我所掌握的历史全部写出来。能参加这两项工作与我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工作中我曾采访过很多老艺人，对甘肃戏楼的历史也掌握了大量资料。记得1961年兰州市有一次想把兰州戏剧写成一本书，找了很多艺人住到人民饭店，两天的会我是记录员，虽然书最后没能刊出，但我记录的笔记成了宝贵的材料。正是这些经历与我手中的资料，让我有机会参加了省戏曲志和兰州文化志的编撰工作。秦腔博物馆的建设是借着第三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的东风而实现的。当时第三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在兰州举行，会议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就为兰州授牌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授牌后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建立秦腔博物馆。在2007年兰州市开始讨论是否要成立秦腔博物馆，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市文化局调我和陈岚成立了兰州市秦腔博物馆筹建办公室，由我牵头筹建。博物馆的工作主要是征集文物、广泛收集意见，将流失与民间的秦腔文物征集并妥善保存下来，现在我仍然在博物馆工作，就是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文物，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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