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又称“铜奔马”、“马超龙雀”，1969年10月在甘肃省武威城北雷台下的东汉墓中发掘出土，它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公斤，纯铜铸造，现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已成为重点保护的国宝。1983年10月被国家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现在它已闻名海内外，飞(奔)向了世界的大洲、大洋。
高超的艺术造诣
我有幸第一次看到这件稀世珍宝，还是1971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全国性出土文物展览会上。
这尊“马踏飞燕”，一蹄着燕，三足凌空，昂首举尾，嘶鸣长空，呈飞奔壮。它体形矫健俊美，气韵生动，神形兼备，是现实和浪漫想象的完美结合。站在这尊瑰宝面前，我深深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作的艺术才华所折服。无名氏作者把奔马的一足摆在了一只飞燕身上，让飞燕收足展翅，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瞬间凌空的骏马已超过了流星般急翔的飞燕。作者用大胆的构思，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和娴熟精湛的技巧，使这个固定在平面上的马的艺术造型，变得腾飞起来，使人感到它有风驰电掣、瞬间千里的动感，有“天马行空”，势不可挡的气势，给人以豪迈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享受。
从这尊稀世的艺术珍宝使我联想到，过去看到的壁画、雕塑、浮雕或者马俑，表现“天马行空”及其神速飞奔的艺术手法，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是给马背上插上翅膀，就是用云雾去衬托；有的壁画则用四名飞奔的“天人”各捧天马一蹄，表示天马的行空飞奔。凡此种种，其结果只能把人引入神话传说中去，或者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和缥缈的感觉。而“马踏飞燕”则不然，古代无名艺术家奇妙而和谐地排除了地面和空间的障碍，解决了造型艺术中重量和速度、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矛盾，同时又科学地合乎力学原理达到了平衡稳定的效果，完美、传神地在平面上塑造了一个凌空飞奔的天马形象。
“马踏飞燕”出土后，先在甘肃省博物馆展览。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陪同柬埔寨宾努亲王从新疆回来，在访问兰州参观省博物馆过程中，当看到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铜马群时，郭老忍不住拍案叫绝：“真有气魄！”“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宝。”经过郭老的鉴定和推荐，这匹“幽禁”了约1700多年的“天马”，终于要腾空起飞了。
郭老回京后，故宫博物院筹备的全国10省(区)出土文物展览即将开幕。郭老看了预展说：“甘肃的出土文物(主要指“马踏飞燕”和一起出土的其他文物)，要调来的话，就会压倒这里的一切。”事情正如郭老所料，甘肃省雷台汉墓的出土文物当时调到北京展出后，立即震动了国内外的史学、考古界，也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美誉。
“四海盛赞铜奔马，五洲争说金玉衣”，一时甘肃的铜奔马(即“马踏飞燕”)，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不胫而走，传遍了海内外。北京大学几位教授都认为，在美不胜收的众多展品中，“马踏飞燕”是最精彩的。著名诗人藏克家满怀激情，提笔疾书了《踏燕追风铜奔马》的评论。《光明日报》、《文汇报》、《文物》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说“马踏飞燕”是“无价之宝”，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件瑰宝。”以后“马踏飞燕”在日、美、英、法、意大利、瑞典、奥地利等国家展出时，凡是参观过展览的人士，对“马踏飞燕”无不为之倾倒，叹为观止。“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绝世珍宝”、“艺术作品的最高峰”等等，赞誉之词无以复加。
丰富的地下博物馆
我曾多次参观过武威雷台东汉墓、武威市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在这几个地方我还看到了与“马踏飞燕”一起出土的众多的艺术造诣很高的其他文物。这些文物有：铜马、铜车、铜俑、金器、银印、多种精美的铜质用具及陶器、铁器、玉器、石器、琥珀和石观等。雷台东汉墓共出土文物两万零三十一件，铜币两万多枚，其中有“半两”14枚，“货泉”91枚。东汉灵帝刘宏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所铸的“五铢钱”6枚，其余是西汉时的五铢钱。在出土的文物中有28件奴婢俑，其中8件背上有“张氏奴”铭文，4件有“张氏婢”铭文。还有“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守张掖长张君”骑马。有的奴婢俑还有“将军奴”、“御奴”、“牵马奴”、“从婢”等铭文刻字。从这些铭文可见，雷台东汉墓是“张某将军”夫妻合葬墓。此墓是东汉晚期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公元186-219年)修筑的。张将军是守张掖长，张将军究竟是何人，其详情已无从考证。
众多的铜马和车马仪仗队骏马，在造型艺术表现上多式多样，个个形体健美，各具特征。它们有的作昂首前奔状，有的作跳跃腾起状，有的昂首奋进拉车，有的俯首贴耳。从形体表现上，有的肥壮骠悍，有的矫健刚毅。这铜马、铜车，还有骑马、牵马、坐车、赶车的铜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群马飞腾的“将军”出征图。“马踏飞燕”骁勇矫健，首当其冲，在前面开路，其场面壮观异常。这些文物从侧面、正面反映了当时冶炼、铸造业的发达，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在雷台东汉墓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高达1.05米的绿秞陶碉楼，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碉楼院墙呈正方形，一面开门，四角有望楼。门楼和望楼用“悬槽式”天桥相连作为通道。院中心有五层楼房一座，每层四面出檐，气势磅礴。看到这座出土的碉楼，使我马上连想到了在河西走廊看到过的许多庄子，它们建在平川，均呈正方形，四面围墙高而厚，上面可以行车、跑马。我在民勤县曾参观过一个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阀的庄园。四方形的庄园如城堡，大门如一般的县城城门，外包铁皮，扁镶虎头。庄子周围是田畴、菜园、场院。庄子墙内有跑马道，墙的四面和四角设有望楼和炮楼，庄园内分前、中、后三院，其建筑各异。各院之间过厅、通道相连。室内有地道通往墙头、庄外。古今对照，在河西走廊近乎两千年前和两千年后的官吏、富户所修的碉楼、庄园，几乎没什么大的差别。出土的这座碉楼的主人，就是姓张的将军。无名氏艺术家大概就是仿照这位将军生前的住宅，制作出绿秞陶碉楼的。由此可见，“马踏飞燕”和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文物，对研究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地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踏飞燕”产生的社会基础
任何好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马踏飞燕”的产生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丝绸之路的“凿空”、繁荣和西北多天马及河西走廊养马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早在西汉初期，景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55年)在西北边郡(主要在甘肃境内)的马苑就曾达36所，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到汉武帝刘彻时，为了抵抗北方的匈奴族，就两次派张骞“凿空”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酷爱良马，同时出于军事上需要，曾多次派使者用重金在西域索取良马。为了得到良马，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先后得到了敦煌渥洼池马、乌孙马、大宛马，他把这些良马逐一称作“天马”(神马)，每得到一批良马，他就作一次“天马之歌”，并亲自在长安上林苑打猎试马。最后他命渥洼池马为“宝鼎马”，命乌孙马为“西极马”，命大宛“汗血马”为“天马”。以后人们一说“天马”就指的是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得到过康居马、波斯马、吐谷浑马、突厥马等良马。以上这些“天马”、良马，在水草丰盛的河西走廊繁殖、生长，并与当地良马杂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良马。《新唐书·兵志》上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郡，西面不远就是大马营马场(今山丹军马场)，西汉时那里养马曾达十多万匹；东西的岔口驿也有良种马，南面祁连山下，青海湖周围有浩门良马。本地良马与西域良马杂交，便这生了像“马踏飞燕”，即铜奔马这样的良马。这种情况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和以后的许多朝代。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之后，一直到东汉，河西走廊驿站相连，走马不断，僧侣、商贾相望于道。武威郡、张掖郡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和中端，其地理位置很重要，西域的良马都要通过这里才能到达中原，同时本地又兴养马业，引进了许多西域良马。这些都为无名氏艺术家创作“马踏飞燕”这一稀世珍宝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素材。他们通过长期观察、分析、研究和创作，把许多种良马的特点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和大胆的艺术构思，创作出了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完美的艺术作品——“马踏飞燕”。
据学者、史学家和畜牧专家考证，从“马踏飞燕”的形态看，应属乌孙马种，是力速兼备的良马，但从它的对侧走(即前后腿同时迈右或同时迈左)的飞驰来看，它又是乌孙马和本地良马杂交的后代。无名艺术家就是取材这种杂交马而创作出“马踏飞燕”这个完美的典型的。它比乌孙马和当地良马体形更加矫健、骏美，更加灵活有力。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之一的“特勒骠”，其形象、姿态酷似“马踏飞燕”。据考证，“特勒骠”原产在甘肃兰州近郊，即河西走廊的东面，这些都是西域良马与本地良马杂交后，“马乃益壮”的佐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凿、畅通，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和先进技术，在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得到了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提高、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创作“马踏飞燕”这样的有高超艺术造诣的无名氏艺术家。从这点说，“马踏飞燕”的出现，也反映了东汉时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和河西走廊的繁荣昌盛。
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种看法认为，以“马踏飞燕”和“铜奔马”命名的东汉铜铸马俑，塑造的不是一般敦煌，乌孙、大宛等凡马，而是古代传说中的“天马”，马蹄所踏的也不是飞燕，
而是龙雀，即传说中的“风神鸟”。“天马”速度快于“龙雀”，“龙雀”不知后面追赶而来的是什么，惊回首的一霎那间，“天马”已超在了前边。因此，这件文物应称为“马超龙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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