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汉族，敦煌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会宁县，197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先后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编辑部和敦煌文献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1992年至1995年间入中山大学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杂志编委、敦煌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1998年入选甘肃省“333科技人才工程”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曾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客座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二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一项，参与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五项，主持完成院级科研项目三项。2015年12月退休，接受敦煌研究院返聘担任研究员，继续兼任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敦煌研究人才培养工作。
初次见到马德先生是在他新搬的办公室里，阳光洒在笔墨纸砚上，显得书香四溢。他笑着说，自己刚搬到新的办公室，有点乱，让记者不要介意。接着，他在暖炉上沏了一壶传统的罐罐茶，他说，这种茶在农村都不多见了，但我非常喜欢喝罐罐茶。在茶香袅袅中，他对记者讲述了四十年来研究敦煌学的心路历程。
他说：“我出生在甘肃最为贫苦的会宁，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从小文理科都非常好，因为数学成绩格外突出，曾经一度我以为自己将来会从事理科方面的工作。”马德透露自己小时候也很爱看历史故事：“尤其是林汉达所著的《中古历史故事集》对我的影响很深，人在童年阶段看的书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所以前段时间给我的外孙女也买了一套，希望她能在这些历史故事中受到良好的启发。”
在马德处于求学若渴的年纪里，正好碰到了文革，他被安排在会宁的农村干活，一干就是四年多，但是那些年他并没有放松自己，一直在看书学习。“那时候理科的书不容易找，于是在这一时期我在农忙之余看了很多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为以后的研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德回忆道。
之后的岁月里，他被推荐到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经过四年的劳动，再来到大学念书让马德大开眼界。不同于其他文科生，马德的理科一直非常好，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理科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规避文科生思维的模式，让研究更为充实和全面。他说：“学历史有一点理科基础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对自己做研究有好处，让我在研究过程中更加严谨。”
“1978年10月11日早晨，在我省西部边陲的交通枢纽柳园镇，我拨通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我国老一辈艺术家和敦煌学家常书鸿所长。按照常老的指点，我到设在柳园镇的西藏物资局综合公司的仓库里，找到在那里检点和整理文物的史苇湘、霍熙亮二位先生。在他们的安排下，我搭乘所里拉汽油的解放卡车，当晚就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见到了长期在敦煌工作的前辈专家学者，从此之后，我就深深扎根在了这块土地上。”马德饱含深情地说：“到了敦煌就开始了我的研究工作，可以说研究的过程是很艰辛的，甚至很多研究成果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推翻重来，但是研究的乐趣也在于此，研究为了求真，在求真的过程中开拓了视野，提升了认识，这种满足感是任何快乐所不能代替的。”对于做敦煌学研究来说，能在敦煌研究所工作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但是那个年代做研究的人手非常缺乏，一个人要身兼数职，他经常是一边在发掘窟前遗址，一边还要被同事叫去操作打印机、刻蜡版等“技术”活。“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有多忙，有多苦，这似乎与骨子里的工匠精神有关。”
作为访问学者的马德是我省第一位应邀访问英国的敦煌研究院专家，他还被日本邀请做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多年来去过许多敦煌学研究相对成熟的国家，他对国内外的敦煌学研究侧重点有一定了解。他说：“国外研究敦煌学，毕竟是客观的角度，有其局限性，但是某些专业却比国内做的好，比如日本在敦煌佛教文献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我们现在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踏实下来做好实际工作。
马德对研究敦煌学有一种“工匠般的精神”，他认为，做研究不能迎合，不能媚俗，只能实事求是，这就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他在二十年前就出版过一本《敦煌工匠史料》。“作为长期在敦煌生活、并专门从事敦煌历史文化研究，从我脑海里不断涌现过的，是两千多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敦煌的开拓者、建设者，是一代又一代的敦煌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把姓名留给我们，他们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默默无闻，但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和精神，却是千秋永存。所以我寻找他们，研究他们，宣传他们，为他们做一点事，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也是我的心愿。在敦煌，我还有许多值得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同辈同事，他们像古代的工匠那样，像老一辈敦煌工作者那样，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从事着各类“匠人”的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敦煌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敦煌的工匠精神就是民族精神，不光是奉献精神，还有包容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样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敦煌。”
谈起在这些年的研究工作中的遗憾，马德真诚地说：“这些年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短板，就是我在上学和工作初期没有抽空学艺术，尤其是绘画。因为在这么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学艺术可以使自己的知识架构更加完整，而且更利于深入研究敦煌。这也源于我认识的一位敦煌学专家，他就学过美术，因为对敦煌壁画的准切理解和扎实的美术基础，他能一眼就看出一幅壁画的历史年代和背后的故事，这件事对我的震撼很大，所以说任何学科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多学的知识到最后都可以融会贯通。”当然，马德也有自己的“杀手锏”，多年来的敦煌研究经验让他去国外就能一眼看出是不是出自敦煌的文物。他对记者透露：“敦煌出土的文物有其自身的特点，基本上来说，尤其是文献类的文物，从出土的时代和书写文献的不同文字、纸质及其规格来看，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基本上没有虫蛀的，当然出土以后的发霉虫蛀也有可能，但是比例很小。因为在敦煌的干旱环境中，很难出现虫蛀的现象。这些只是辨认的技巧而已，真正靠的还是多年的研究经验和对敦煌历史的熟悉程度才能辨别。”
马德对敦煌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情。敦煌历史上，因为有了莫高窟，让敦煌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在精神上有了一种信仰和追求，在生活中有了一份担当和责任，莫高窟的营造和维护在敦煌成为一份社会责任，一种历史担当；同时也给敦煌社会带来稳定和繁荣。敦煌社会力量营造莫高窟及相关文献记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如社会背景、文化发展、经济实力、科技进步、综合国力等，就是这种信仰和责任的辉煌成就！敦煌历史上的工匠们，在莫高窟的创建和发展中，留给我们代表和象征人类古代文明的文化艺术，在不断地维护和修缮中又很好地保护了这一文化。
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马德一直强调自己在敦煌学上的努力得益于敦煌研究院老一辈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和导师姜伯勤先生的精心指导，同时于自己身处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长期致力于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现在做学问不比以前了，很多东西网上一搜就出来了，正是这样更加考验真正做学问的人，要有牺牲精神和为大家服务的责任感。虽然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把工匠精神贯穿始终。据说，第一位到敦煌莫高窟开窟的和尚，先是看到对面三危山上闪烁的万道金光，认定为佛光，遂以此为对地，开始凿岩建窟。至今，莫高窟已经历了1600年沧桑，几十代人为此付出了心血、汗水甚至生命，使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1600多年来，日复一日，每当太阳从三危山升起的时候，莫高窟便被笼罩在万道金光之中。三危山的佛光，就是敦煌2000多年间的开拓者、建设者，敦煌艺术的创造者的勤劳、勇敢、聪明、智慧之光。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继承先民们的精神，为现代人和子孙后代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在今天和以后，我们的年轻人更需要勤劳、智慧和宽阔的胸怀，更需要这种工匠精神。”马德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