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如生的敦煌塑像仿制品。
已经1650岁“高龄”的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作为敦煌文化的实物遗存之一，莫高窟无疑是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这座文化圣殿令无数人前赴后继赶去朝拜，无论是生动传神的壁画，还是丰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庄严肃穆的洞窟建筑，都令人心之神往。
12月27日，“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将在成都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仅是因为接展、布展的照片，就已经持续霸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原因无他，只是“敦煌”二字的魅力。就连“敦煌女儿”、致力于敦煌研究40余年的七旬老人樊锦诗也认为“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
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关注度最高？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为何发生在敦煌？记者就此采访了敦煌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董华锋，请他解读敦煌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敦煌滥觞于二僧
敦煌莫高窟开崖凿窟的第一声锤音，发生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鸣沙山东麓执锤开山者是个僧人，名叫乐僔，后来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
这段开山凿窟的历史，被记载于唐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空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乐僔、法良两位僧人先后开凿莫高窟的真实历史，两人也被一同尊为莫高窟的开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有个叫乐僔的僧人，他常常手持禅杖在荒郊野外云游修行。有一天他路过三危山，忽然看到金光万丈，就像有上千个大佛发出的光芒，于是在这里开凿了洞窟供奉佛像。之后，另一僧人法良从东而来经过此地，就在乐僔开凿的洞窟旁边安营扎寨。敦煌的佛教文化，就起源于这两位僧人。
之后，笃信佛教的东阳王元荣与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古称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后，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兴盛起来，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长达1000年时间内，人们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密密麻麻地开凿了各种洞窟。据统计，古代僧侣信众礼佛的场所集中在南区，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以及木构建筑5座；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居住、圆寂的场所，有洞窟遗址243个。
关于敦煌莫高窟创建的时间，不同的古籍记载概不相同。据五代敦煌写本《沙州城土境》记载，莫高窟“永和八年癸丑岁创建窟”，即公元352年创建莫高窟；而西晋《莫高窟记》却说“敦煌名士晋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题壁号‘仙崖寺’”，又将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提前至公元290年左右。虽然古文献上对此莫衷一是，但学界普遍认可公元366年为莫高窟创建的起点。
为什么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你或许不会留意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间陆续建成的规模庞大的石窟群，让世人的目光齐聚在敦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来这里朝拜。
如此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为何发现于敦煌？开窟鼻祖乐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还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过历史车辙碾压的规律。
敦煌古称瓜州，历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战国至秦，瓜州一带居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打败乌孙人，赶走塞种人；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强大起来，将月氏人征服后分别迁移至中亚(大月氏)和祁连山一带(小月氏)；汉高祖刘邦不得不以和亲、财宝换取边境的片刻安宁。
至汉武帝时代，汉朝主动抗击匈奴，一面派遣张骞出师西域寻找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一面以军事手段占领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行政区，“河西四郡”分别是张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问世，并且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沿线带来了繁荣，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经济、文化都开始腾飞。东汉末年，拒绝董卓征辟而隐居乡里的张奂，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书记难》，儿子张芝、曾孙辈的索靖都长于书法。三国至两晋时期，宋纤、索袭、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大多在此隐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为首都建立了西凉王国，他广纳英才、大兴教育，令敦煌经济繁荣昌盛，文化方兴未艾，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埋下了种子。
古敦煌犹如今深圳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商贸往来门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时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华？打个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学者王惠民此前接受采访时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现代的深圳一样”。如果你去过深圳，目睹了这座国际化的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着前沿科技之风带来的生活便利，体验了一把“深圳速度”创造的日新月异，不妨想象一下，这样车水马龙、富贾云集的场景，也曾经发生在敦煌。
位于东西交通要冲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东来传教的僧侣的途经之地，他们或传道授业，或普度众生，或稍作休整，都让敦煌这一方土地，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就在敦煌出家，从罽(音ji)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名声鹊起，信徒多达上千人。此后，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高僧兴建寺庙，为大众现身说法。这样浓郁的佛教氛围，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少内地高僧到此开凿洞窟修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兴衰一言难尽
隋唐时期，盛世敦煌进入日新月异的“黄金时代”，与两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杨坚和武则天。
幼年成长于寺院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登基后尊佛教为国教，还下令保护寺院佛像。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专程去莫高窟修建了当时唯一的舍利塔。
公元607年左右，派驻张掖(古称“甘州”)的黄门侍郎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三条路径以及西域的山川路况、风土人情和衣着物产等，令隋炀帝杨广兴趣陡增。两年之后西巡时，他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使节，史称“万国博览会”。这不仅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显，也充分展示了国力昌盛与河西一带的繁荣。隋朝短短38年间，就有70座洞窟兴建于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战略地位得到巩固，它不再是西南边陲小城，而是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加之武则天下令支持造弥勒佛像，让莫高窟营建步入“黄金时代”。
据说在武则天登基之前，如何为她寻找一个顺应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绞尽脑汁。薛怀义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写道：“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后又作《大云经疏》，称武则天理应“当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则天作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登上历史的舞台，遂下令全国颁布《大云经》和《大云经疏》，在各州县建大云寺，造弥勒佛像。
盛极必衰，敦煌也未能幸免。公元920年，以曹议金为代表的曹氏从张议潮家族接过大权，管辖敦煌长达100多年。虽然曹氏家族不遗余力营建洞窟，但绘制简陋、千篇一律。经过西夏、蒙元时代的苦苦挣扎，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这段关于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宣告结束。
12月6日，成都博物馆，敦煌文物仿制品正在紧张布展。
包罗万象的百科书
什么是敦煌？走进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览特地从敦煌运送来了8个复原石窟，而原窟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目前作为重点保护文物基本未向观众开放。这次送来成都参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复制之外，其余洞窟都按照1:1比例复制，再现敦煌石窟的原貌。
例如第45窟，原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下层，虽无明确的造窟功德记和文献记载，但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看，其营建时间应在盛唐时期，被董华锋赞叹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这个洞窟最大的看点是正壁敞口龛内的塑像，原系九身，龛外两侧力士像已毁，现存七身，是佛国世界里的标准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纵向对称地布置在深敝口龛内，以佛像为中心，按身份等级侍列成对弟子、菩萨、天王，由于身份的不同，每个人物的表情和气质也截然不同。
虽说佛像威严，但并非不可接近。董华锋在窟内演示，参观这个洞窟的要旨在于在塑像前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蹲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塑像都将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这里，冥想之中似乎走进佛国世界与之对话。
第45窟作为莫高窟盛唐时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备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画，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风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洞窟内的壁画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在南壁西侧的《观音经变》图上，其中一难就是“救贼难”，壁画讲述了胡商遇盗的场景。一群运输货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强盗持刀抢劫，驮着货物的骆驼和驴子止步卧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诵观音的名号，观音就赶来营救。图画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并非中原人的衣着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装束。这一特征与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个洞窟里的内容，那敦煌4.5万平方米壁画该有多少浩瀚的内容：帝王将相、民族关系、使者朝会、商旅往来、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婚丧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驾车、屠宰涉猎、洒扫宴饮、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药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更是一座宝贵的历史形象资料陈列馆。
焦点关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难论好坏
长期以来，很多人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敦煌文物是不是“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呢？让莫高窟名闻世界的“导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圆箓，那么如何看待王道士后来的“败家”行为呢？
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遗恨》，讲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前世今生，王圆箓道士的意外发现让人胸闷窝火，却又无可奈何。说王道士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事实上，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6万多件写经、文书和文物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让莫高窟被来自世界的虎视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记。王圆箓的墓志铭对此也有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莫高窟终于引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切，只不过最早一批闻着血腥味匆匆赶来的“强盗”，早已将其视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逐级汇报给县令、肃州道台、甘肃学政，甚至还给“老佛爷”写信，但并未寄出。藏经洞的发现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国内报告石沉大海，西方窃贼接踵而至，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人“见者有份”。
提及这段历史，不少人都认为“藏经洞里的文物大量流失，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董华锋老师对此持否定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散落在外的国宝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作衡量，只能从数量上来讲，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文书、艺术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就连四川博物院也有两件出土自敦煌藏经洞的北宋绢画，非常精美、艺术价值高。
无论是以“历史罪人论”还是“无知黑锅论”来定义王圆箓的盗卖文物行为，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清王朝风雨飘摇，大环境内忧外困，加之经济上捉襟见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夺并非王一人之过。“他处于特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没办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为。当然，他客观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这个毋庸置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流散到国外的敦煌写经、艺术品，也使得敦煌的东西一发现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董华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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