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乡村记忆：温暖的土炕

渭河流域的时令最分明,一进入冬季,天气就寒冷起来,住在小镇楼房里的我,就会想起故乡热乎乎的土炕。

在我们老家,土炕也叫火炕,它是用土坯和掺了麦壳的泥砌就,外留炕眼,用于烧炕取暖。

儿时的冬天,天寒地冻,奇冷无比。那时候,没钱买煤炉,家里全凭烧热土炕来取暖。

在农业合作社时,农作物秸秆是牲口越冬的草料,一点不敢浪费。每天炕洞里填的,灶眼里烧的,必须到荒山野洼去拾。每到星期天,我和弟弟就跟着大人到野外去拾柴。在凛冽的寒风中,虽说那些干枯的野蒿野草都是烧炕做饭的好柴火,但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别说野蒿野草,就连浑身长满尖刺牲畜都不敢靠近的野酸枣树,都被人们连根刨来当柴火。

记得一到冬天,我家的院里院外就晒满了酸枣树,那些掉光叶子的酸枣枝上,稀稀落落地挂着一颗颗红红的野酸枣,摘一颗放进嘴里,酸酸的,甜甜的,味道好极了。父亲一闲下来,就伸出粗黑的手,指着一根根像针一样刺在肉里的酸枣刺,叫我给他一一挑出来。那时的我不懂事,每从父亲手上挑出一根酸枣刺,就感觉做了一件最高兴的事,不知道父亲为了我们能够睡上热炕,在寒风刺骨的北风中,挖那些酸枣树的辛苦。

每天早晚,母亲煨炕时,就拿着一个小木叉,挑着晒干的酸枣枝硬往炕洞里塞,随着火焰的不断升腾,用不了多长时间,炕就滚烫滚烫的了。那时没有褥子可铺,破炕席上只有一床旧被子。有一次,我和弟弟拾柴回来,抢着往炕上暖暖的热被窝里钻时,我的手背被弟弟的手指甲划破了一点皮,因那时没有护手霜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过几天就会好,不料变成了冻疮,留下了硬币大的疤痕。

在经济匮乏的年代,燃尽的草木灰,烧了一年的土炕,都是农作物最好的肥料。我还没土炕高时,就学会了做饭、烙馍馍,跟着大人一趟又一趟地往地里背炕土,挣工分。

土炕上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皮实,偶尔有个头疼肚胀的,躺在火炕上睡一觉,出一身汗,病就大好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生病了,感觉生病是最幸福的事。除了能够睡热炕外,还能享受到家里最好的待遇——母亲用长把铁勺炒的柴鸡蛋。平时我们别说吃,就连想都不敢想,那一个个白花花的鸡蛋,换来的是家里的油盐酱醋,是我和弟弟的书和本子。

山里的雪说下就下,才见乌云严严地遮住了屋脊,转眼鹅毛大雪就铺天盖地而来。下雪天,不用拔柴,不做家务活。当大人们坐在热炕上,手里拿着零碎活,一边做活,一边聊天拉家常时,我们小孩子就再也闲不住了,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往往回到家时,别说布鞋,就连棉衣棉裤都湿透了。那时候的孩子,能有一身棉衣棉裤就已经不错了。晚上母亲一边责骂,一边把鞋和衣服压到滚烫的热炕上,到第二天穿时,又温暖如初了。

山村的夜寒冷而漫长。晚饭一吃完,全家人就偎在热炕上,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我和弟弟在旁边写作业。有时,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听着外面寒风呼啸的声音,我和弟弟一时睡不着,就缠着母亲讲“小古今”,其中,有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苦中生得苦,三岁离娘母,要团圆直到凤阳府……”也许就是母亲在土炕上讲的这些没有记住头尾的故事,才使我懂得了做人的大道理,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远离了土炕,但每到寒冬时节或生活出现困苦时,我总会想起儿时家乡温暖的土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