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河西宝卷：说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河西宝卷民间手抄本

河西宝卷搜集研究专家郑殿有先生

高正刚先生与邢积善老人演唱河西宝卷

民间艺人们在农户家中演唱

农闲时节的河西走廊，晚霞隐去，夜幕降临，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喝茶拉家常，一边恭候宣卷先生。不久，一位长者走来。他屏息静气片刻，神情一振，面向众人，朗声吟诵：“念卷之人坐端正，听卷之人要用心；用心听卷才有功，善恶二字听分明……”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西宝卷宣卷时的情景，也是河西走廊常见的一幕。

唐代变文的历史演变

河西宝卷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如祁连山清澈的泉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间，一直在河西走廊静静地流淌，未能引起外界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河西宝卷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引起学界重视、民众关注。可是，河西宝卷是何种说唱艺术，从何而来，人们还是不甚了了。

关于河西宝卷的渊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河西宝卷是活着的敦煌变文。对此，有人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敦煌变文发现于敦煌；二是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文本格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之间，找不到必然的链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把两者链接起来。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河西宝卷的内容、文本格式和说唱形式来看，河西宝卷同敦煌变文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中国的民间文化发展到唐代，兴起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即说唱艺术。唐代说唱艺术的文本，多由韵文和散文结合而成。这种文本，无一例外都是手抄本，常以“卷”的形式流传民间，因此被后世称为“卷子”。每幅卷子，除了文字，还配有图画，图文并茂，可读可看。这种图画，类似于今天的插图，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变相图”，即文本内容的变相。这种有插图的卷子，又被人称为“变文”。

变文是一种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读物，识字者可以将其作为宣讲的底本，识字少或不识字的人，通过看图也能大致明白卷子的内容。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

“变文”一词，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遗憾的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无缘目睹变文的风采，其原因是传世文献中，未发现唐代变文的卷子。直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大批唐代卷子出世，人们这才看到了唐代变文的真面目。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变文，被人们统称为“敦煌变文”。

变文的内容，原为印度佛经故事。在传播中，变文的内容发生演变，吸收了大量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俗文学的一部分。变文流行于民间，从内容看，有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也有历史故事；从文本创作格式看，韵白相间，大段的念白之间穿插诗词歌赋；从表演形式看，有说有唱，还有乐器伴奏，同如今河西宝卷的文本格式及其说唱形式极其相似。

这说明，河西宝卷的源头，应该是唐代变文；河西宝卷从文学体裁的角度看，由唐代变文发展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唐代变文演变为河西宝卷，是一次文学艺术上的蝶变，是说唱艺术上的华丽转身，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在唐代，变文的主要内容是佛经故事，一般在寺院里由僧人宣讲。宋真宗在位时(998年-1021年)，统治者以变文宣讲蛊惑众生，影响安邦治国为由，明令禁止僧人在寺院宣讲变文。于是，一些僧人走入民间，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宣讲变文。

变文进入瓦子等娱乐场所，很快发生变异。宋代的瓦子，又名“瓦舍”“勾栏”“瓦肆”，类似今天的娱乐城。变文宣讲者为了适应这种娱乐场所的环境，迎合听众的胃口，大量增加了世俗的内容，佛经的内容逐渐减少。同时，一些与寺院毫无关系的人，看到这种宣讲具有商业价值，有利可图，于是也加入了宣讲队伍。

变文在瓦子等场所宣讲的结果，是原有宣讲方式的变化。宣讲队伍中，随着大量民间艺人的加入，当时流行的一些表演形式融入了宣讲活动，宣讲由原来的简单的个人说唱，增加了伴奏和伴唱。唱的部分，有了固定的歌词和曲子，形成了词牌。终于，变文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蜕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流传开来，这就是宝卷。宣讲变文演变为宣讲宝卷，变文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和元代是民间表演艺术最活跃的时期，很多民间艺术诞生于这一时期。变文演变为宝卷，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说明唐代时的河西走廊，变文宣讲十分盛行。安史之乱以后，从五代到整个宋代，河西走廊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割据，大部分时间处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变文宣讲作为汉民族的说唱艺术，渐渐淡出生活。变文演变为宝卷后，宝卷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在河西走廊的兴起是明代以后的事。明代时，丝绸之路中断，河西走廊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匮乏，于是，寓教于乐的宝卷说唱艺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随后，大批地方文化人参与了宝卷的改编和新宝卷的创作活动。就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河西宝卷。

河西宝卷的流传方式有两种：一是文本流传，二是口头流传。

传统的河西宝卷文本，大都是手抄本。人们相互传抄，是河西宝卷文本流传的主要方式。在河西走廊的偏僻乡村，人们认为传抄宝卷是积功德，做善事，部分宝卷文本结尾处，还有劝人传抄的语句或诗词。在河西农村，识字人传抄宝卷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件得人心的事。识字人都愿意抄宝卷，有的人抄了自己欣赏收藏，有的人抄了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也要请人抄宝卷，放在家中，用于镇宅避邪。在河西走廊，素有“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的说法。

口头流传是河西宝卷最基本的传承方式。口头流传，俗称“宣卷”，也叫“念卷”“唱卷”。在河西农村，一年之中，宣卷的时间没有定制，一般在春节前后和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前后，是宣卷的黄金季节。宣卷活动可在村子的公共场所进行，也可在私人家中进行。村子公共场所的宣卷活动，常在学堂、广场、文化室、打麦场、树荫下进行。公共场所的宣卷活动，有时比较庄重，要举行简单的仪式，有时比较随意，类似于说书、讲古，娱乐性较强。

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会在农闲时节主动设局，请先生宣卷。宣卷先生到来之前，主人会把室内外打扫干净，在炕中央放上炕桌，摆上糖果、茶点。夜幕降临，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孩提儿童，陆续来到设局人家听卷。宣卷先生正式宣卷之前，要洗手漱口，然后开始宣卷。听卷者对宣卷先生毕恭毕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宣卷时间久了，宣卷先生要休息一会儿。这时，听卷者方可自由活动。

文本格式与多情说唱

河西宝卷有相对固定的文本格式，也有其独特的说唱形式。

河西宝卷的基本格式，是韵文与散文结合。散文部分一般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和发展过程。韵文部分常常重复散文部分的主要情节。韵文部分的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字句次之，还有五字句、四字句，句子大都押韵。韵文部分较长时，一个韵难押到底，会多次更换韵脚。从文字比重看，一部宝卷中，韵文往往多于散文，也就是说，“唱”和“吟”的部分，多于说的部分。河西宝卷的开头、过渡和结尾，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这种格式，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了。

河西宝卷的开头，俗称开卷。开卷部分，均为韵文，也称开卷词。开卷词有的为四句，有的为八句，最长的有三十句之多。开卷词类似于唐代变文中的“押座文”，一般是七言韵文，同押座文一样，有镇压四座、导入正题、收摄心神之意，目的在于点明要念宝卷的题名，内容以劝人弃恶扬善为主旨，要人们认真聆听宝卷内容，从中吸取教益，多多行善积德。

开卷词之后，紧接着是一段散文，也叫“说白”，通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故事的起因，然后将故事逐步引向高潮。这段过渡文字，常用的格式是“却说……”或“话说……”。如《老鼠宝卷》，开卷词之后，接着是散文：“话说这部《老鼠宝卷》，出在大宋年间。那五鼠闹东京以后，孽种流传，余恶不尽，其子孙们便乘着祖先的遗风，到处横行，苦害百姓，可偏偏就是常常遇到一个天敌——狸猫。”几句话，道出了故事的起因。

一段散文之后，又是韵文。常见的韵文，每句十字，由于是故事的展开部，一般篇幅较长，有的长达三十句。如《老鼠宝卷》展开部的韵文：“小老鼠，在洞门，左窥右巡，四下里，望不见，狸猫身影；使平生，本事儿，躬身出洞，穿堂屋，进厨下，仔细搜寻……”有的宝卷，在此段韵文前，还会有二句或四句感叹诗。如《红灯宝卷》的感叹诗：“天有不测风，人有旦夕福。关门屋里坐，天上掉下祸。”这类感叹诗，类似于唐代变文中的偈语，富有哲理，发人深省。

宝卷结束时，有一段歇卷歌。歇卷歌都是韵文，有归纳总括主题的意思，也有宣卷人自谦的内容。如“念卷之人识字浅，语句不通白字满。今天夜里大家散，下次听我念新卷。”河西宝卷中的歇卷歌，类似于敦煌变文结束时的解座文。

上述河西宝卷的文本格式，只是一个大致的程式。这个程式的形成，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无论是河西宝卷的作者，还是宣卷人，大都遵从了这种程式。但是，这一程式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创作者会根据情节的需要，对程式进行调整。有时，宣卷人也会依照说唱习惯和需要，对程式进行调整。

河西宝卷的说唱形式，包含了说、唱、诵(吟)三种表演形态。其中散文属于说的部分，韵文有的要唱，有的要吟诵。唱的部分，一般要按宝卷的原有词牌曲调唱。由于多数词牌曲调已经失传，宣卷人有时也会用当地民歌曲调代替。唱，讲究唱功，宣卷人的嗓子要好，曲子要唱得准，还要有表情配合，特别是上肢的动作和面部表情，要生动、准确、传神，以增强宝卷的艺术感染力。属于诵的韵文，必须带着感情吟诵，语调讲究抑扬顿挫、起承转合，语速语调，音质音色，要达到绘声绘色的效果。掌握唱和诵的技巧，对一个宣卷人来说至关重要。唱和诵的水平高，会给宣卷人赢来很高的声誉。

宣卷时，听众中会有几个“接卷人”。当宝卷说唱到一定的“接口”时，接卷人就吟唱一声。一部宝卷的“接口”在哪里，宝卷文本一般不作规定。已发现的敦煌变文中，有“接口”标志，大都放在韵文和散文的交接处。《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描写宣宝卷的场面，其中第五十一回写道：“月娘因西门庆不在，要听薛姑子讲说佛法，演颂《金刚科仪》。在明间内安放一张经桌儿，焚下香。薛姑子和王姑子两个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立在两边，接念佛号。”这里的“接念佛号”，就是“接口”。由此可见，宣卷时接口的场面，明代已经有了。

在河西走廊，宣卷时，也会出现听众集体接口的场面。所有听众不约而同地吟唱，甚至朗诵部分韵文，场面热烈感人，常常把宣卷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历史上，河西宝卷配有许多曲调，民间有“大调三十六，小调七十二”之说。这里说的大调小调，并非调式，而是指曲调，指说唱河西宝卷时，配有很多音乐。河西宝卷流传至今，大部分曲调只剩下词牌名称，曲调和唱腔已经失传，没几个人会唱了。河西宝卷常用的词牌有《哭五更》《叫号》《莲花落》《喜调》《西江月》《浪淘沙》《山坡羊》《耍孩儿》《达摩佛》《洒净词儿》《采茶词儿》等十来种。由于原曲调失传，宣卷人只好用当地民歌曲调来代替。据考证，原始的河西宝卷曲调，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大部分由寺院的诵经声调发展衍化而成，另一部分取材于乡间的俚曲小调。

早期的河西宝卷，说唱形态具有仪式化的特征，整个说唱过程，会按一定的仪轨进行。那时，说唱场面十分隆重，说唱时会有乐队伴奏。如今的宝卷说唱，已经很随意了，曲调的使用，由宣卷人根据宝卷内容而灵活选用，伴奏乐器可有可无，有时只用小鼓、简板、碰铃、木鱼等小型乐器伴奏，有时用一两把胡琴、三弦伴奏，有音响效果就可以了。

通俗的生活教科书

据不完全统计，流传各地的传统河西宝卷文本在700种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题名不同，内容重复。除去异文本，存世的河西宝卷至少在100种以上。已发现的流传于民间的河西宝卷文本，大都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木刻本和石印本。这些木刻本和石印本，印制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按内容来划分，河西宝卷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宗教题材卷。河西宝卷的内容极为庞杂，有的一篇作品中，释道等几方面的内容都有。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插入了佛家劝化语。这里所说的宗教题材，是指宝卷中的故事，来源于民间宗教传说。其中很多宝卷，是佛经的俗讲，反映的是民间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据考证，历史上，宗教题材的河西宝卷文本数量很多，民间收藏数量相当可观。

二是神话传说卷。这类宝卷的素材，主要取自神话传说。它同宗教题材类的宝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有根本的区别。宗教题材宝卷的主题，不外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和修道成仙，消极因素较多。神话传说类宝卷，主要是讲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娱乐性更多一些。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讲述沉香劈山救母故事的《沉香救母宝卷》；讲述董永与七仙女传说的《天仙配宝卷》；讲述药王孙思邈故事的《药王救苦忠孝宝卷》，等等。这类宝卷，神话色彩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封闭落后的乡村，人们耳熟能详，又百听不厌。

三是历史故事卷。在河西宝卷中，有大量反映历史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同史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只能作为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看待。其代表作品有《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昭君和北番宝卷》《黄忠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樊梨花征西宝卷》《包公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康熙访江宁宝卷》等。

四是现实生活卷。河西宝卷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百姓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这部分作品，数量多，质量也比较好，代表作品有《烙碗计宝卷》《丁郎寻父宝卷》《蜜蜂计宝卷》《继母狠宝卷》等。这部分宝卷，还可分为三类：一是劝喻人的，如《继母狠宝卷》等；二是反映当地重大事件的，如反映武威大地震的《遭劫宝卷》，反映古浪人民在武威大地震后又遭兵祸旱灾瘟疫的《救劫宝卷》等；三是实用类的，如求子用的《求子宝卷》和《得子宝卷》，祭神用的《祭神宝卷》等。

现实生活类宝卷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当地文人创作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浪县大靖人冯相国创作的《救劫宝卷》。这部作品，反映1927年武威一带遭遇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四处逃难的悲惨生活。这类作品，贴近百姓生活，一经问世，就在当地引起轰动，广为传诵。

五是童话寓言卷。河西宝卷中，有不少属于童话寓言类的宝卷。这类宝卷，通常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同时也深受大人喜爱。其代表作品有《老鼠宝卷》《鹦哥宝卷》《黑骡子告状宝卷》《义犬救主宝卷》等。

童话寓言类宝卷，大都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动物，故事针对性强，富有智力启迪和思想教育意义。如《鹦哥宝卷》，讲述一只美丽的鹦哥，为了给母亲摘一颗梨，飞行5000里，好不容易找到了果园。可是，由于它的美丽，遭到了人们的捕捉。被捕后，它被送到有钱人家，成了有钱人的玩物。孝顺的鹦哥心中想着母亲，不愿做有钱人的玩物，以绝食抗争，最后逃脱樊笼，带着梨回到母亲身边。这部宝卷，通篇宣扬了鹦哥的孝心，给人以教益和启发。再如《老鼠宝卷》，讲述老鼠为害人间，与狸猫为敌，被狸猫吃掉后，去阴间告状。它拔下自己的胡子，做成判官笔，送给判官，打通了关节，来到了阎王面前。最后，老鼠还是打输了官司，阎王判决：“将老鼠重打四十，送还阳间，辈辈给狸猫作食。把狸猫送回阳间，交给百姓，将捕鼠作为天职，以尽鼠害。”这部宝卷，无疑是一首正义战胜邪恶的凯歌，字里行间，充满童趣和幻想，听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河西宝卷内容比较复杂，在杂糅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历代民间宗教思想和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属于民间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产。因此，将河西宝卷分为以上五类，只能说是大致划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河西宝卷作为通俗的生活教科书使用。遇到自然灾害时，人们会念卷，用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遇到不平之事时，人们会念卷，祈求惩恶扬善、伸张正义；遇到儿女不孝、兄弟不和、妯娌龃龉、家事不顺时，人们会念卷，宣扬忠孝仁爱，谴责忤逆，使有错的人受到教育，知错改错。由于河西宝卷具备了这种寓教于乐的作用，它才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河西宝卷是中国说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作为河西走廊群众的精神寄托和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历经数百年而不衰，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受新的文化娱乐方式吸引，河西宝卷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新的形势，河西宝卷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