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洮河砚!
洮河砚，因洮河而得名，简称洮砚。
与广东端砚、安徽歙砚齐名，并称中国三大石质名砚的洮砚开采始于初唐，距今已1300多年，创造了在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应有地位和灿烂篇章。
而今，一场发端于坊间的“争论战”，有意无意间透视出了自宋朝时就已闻名全国的洮砚当下的尴尬处境……
◇坊间的“口水战”
在卓尼和岷县坊间，洮砚行业里的一场“争论战”已持续几个月了。
和卓尼洮砚乡一样，岷县维新乡武旗村的洮砚雕刻师马胜强、卢景平他们的村子也在洮河九甸峡水利枢纽工程及引洮供水工程中“消失”了，他们和村里的几百户村民一起移民到瓜州。
尽管已经移民，但是马胜强、卢景平他们始终还是被卓尼的同行们称为是“岷县的”。在今年7月之后，这种地域上的划分痕迹在坊间洮砚雕刻行业里似乎显得更加的泾渭分明。
这是有原因的。
最直接的导火线是一个挂牌事件。今年7月24日，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将“中国洮砚之乡”的牌子挂在了岷县。
来自坊间的消息，自从这个牌子挂了之后，卓尼岷县之间存在于网络和现实中的“口水战”就算是正式地打响了。尽管“口水战”激烈异常，但也仅限于民间渠道，无官方色彩。
“你们这些岷县的，怎么就把‘洮砚之乡’的称号弄到你们那里了?”卢景平说，一段时间里，他耳边充斥着这样那样的来自卓尼同行的“指责”。对这样的责问，卢景平说他从网上也看到了，对此，他个人的态度是一笑而过，他不想回应，一个原因是有些网上的东西言辞太过，无异于一种有目标的人身攻击;另一个原因，他认为某种程度上挂牌虽然也只是一个民间协会发起的一种形式，但没有被挂牌的地方是否应该反思一下?
“我觉得牌子挂在哪里不是问题的关键，反思才是问题所在。近年来岷县为进一步挖掘洮砚这一民族瑰宝，不仅加大了对传统洮砚加工老艺人的保护，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培养后继人才，还成立了甘肃承得洮砚文化研究院，从洮砚的文化研究、创意设计、制作技艺和包装等方面提升其品质。而其他地方做了什么?”
甘肃洮砚研究会名誉会长、书法家秋子先生算是我省为数不多的对洮砚在理论上有所研究的专业人士之一，对于挂牌事件，他个人的第一反应是“令人匪夷所思”。
“尽管自古以来，民间关于洮砚之乡的争夺一直就有，但听到挂牌事件之后，多少还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当然，挂牌事件之后在民间产生的争论战就听的更多了。”秋子说，他听到的可靠消息是当时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曾就挂牌事宜分别致函卓尼县和岷县，只不过前者在接到公函之后无甚动作，而后者则积极提供材料。“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不明就里，或可理解，但‘洮砚之乡’跑到了岷县，作为知情的甘肃人有何种感觉?”
因为在秋子看来，不管民间争论如何，一个公认的客观事实是卓尼县喇嘛崖的石材是洮砚最好的石材。但是，现在在他看来，至少挂牌事件否定了这样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是国家级协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秋子说。
除挂牌事件外，还有一件和洮砚有关的事情让秋子同样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这件事是在岷县挂牌之前，同样它是由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主持下进行的一次新中国四大名砚评选活动，最终的结果让人瞠目：洮砚榜上无名。也就是说从唐朝开始就名列中国四大名砚之中的洮砚落选了，取而代之的是宁夏贺兰砚。”秋子说，有时候他更想呼吁民间再不要为洮砚之乡进行争夺战了，而应该关注关注洮砚落选之事，因为不论是民间评选还是什么性质的评选活动，至少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我们的洮砚到底怎么了?现在它究竟还面临着怎样的尴尬境地?
◇“天价”石头
11月初，就在“宋坑”被水彻底淹没一年之后，马胜强又一次来到这里。
淹没于水下的“宋坑”对于36岁的马胜强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学习雕刻洮砚的他就出生在距离“宋坑”所在地——卓尼县洮砚乡不足两公里的岷县维新乡武旗村。初中毕业后就跟着叔叔马文科——一位甘肃制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习洮砚雕刻。马胜强说，几十年来，他眼中手中过了无数出自“宋坑”的洮砚石，“洮砚之名贵除了石质优良外，色彩绚丽更是它独特的优点，‘宋坑’鸭头绿、鸨鹈血、羊肝红、玄璞、瓜皮黄等更是洮砚中的上品。”
作为洮砚雕刻师，马胜强每次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淘石”。尽管每一次来这里，洮河砚石材的价格都会被刷新，但是，这一次，石材价格尤其是那些出自“宋坑”的数量极少的极品石料价格还是涨得惊人。“‘宋坑’中的极品石料价格较前几年上涨了10—20倍，超过30厘米的不再论斤要价，每块按大小卖到1000元至2000元。”马胜强说，石料价格的抬升也让“宋坑”精品洮砚一年一个价。“即使一天一个价，现在要想找一块‘宋坑’石料还是不太可能了，它已经成为洮砚中的绝品了。”
卢景平从17岁开始洮砚雕刻，小时候很顽皮的他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去喇嘛崖一带玩耍，等到开始干洮砚雕刻这一行的时候，像“宋坑”这些出好石料的洮砚开采地他自然是少不了去的。
“古时洮砚石就在喇嘛崖悬崖上紧靠洮河水的一侧开采，这里开采的石料就是宋坑石，俗称‘老坑石’，是雕刻极品洮砚的好材料。”卢景平说，老坑石的开采都是最原始的靠人力手工挖，挖出石料后靠人力背送运输，这里的洞口只容纳一人出入，所以开采实属不易。他曾进到“宋坑”里，在那里就看到过一具采石工的尸体，是被洞内坠落的石头砸死的。
“其实早在10多年前，老坑就基本上挖不出石料了，在被水淹没之前，洞口大多已坍塌。”卢景平说，所以现在市面上的老坑的东西都是出自多年前个人囤积所有，而出售价格被誉为“天价”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宋坑”石料物有所值不仅仅在于坊间，其在历史上也是有说法的。
“洮砚产于洮河流域中游，是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质结构为秦岭古生代的泥盆系，矿代形成于3.5亿年间，矿体分布层平均64厘米。矿产面积约40平方公里，主要开采点有喇嘛崖、水泉湾、卡古直沟等多处，其中以喇嘛崖下层洮砚石料矿代上宋代老坑所产石料‘窝子石’最为名贵。石料特点是：结构细密，滋润滑腻，硬度适中，色泽典雅。因其石料濒临洮河水，由温润之气精养，矿床中水分充足，哈之即出水珠，不易散发，贮墨日久不干，故称雄于砚林。石料以绿石为主，名曰鸭头绿。”《卓尼史话》中的这一段记述清楚地阐述了“宋坑”石料的价值所在。
◇一条走偏了的路?
囤积了近30吨的洮砚石材，让身为甘肃工艺美术大师、洮砚雕刻名家的刘爱军心里稍微觉得踏实了一些。
卢景平和马胜强他们囤积的石材比刘爱军少一些，大概都在二十五六吨。
他们三人一个共同点是囤积的都是卓尼喇嘛崖的石材，其中又以老坑的石材为主。
10多年前，像刘爱军他们这样消息灵通的一批雕刻师就开始着手囤积收藏喇嘛崖老坑的石材。如今，被水淹了的老坑如果还有石材面市，那就是出自像他们这样早年间进行囤积的收藏人之手。事实是，终究像刘爱军他们这样能囤积这个数量的雕刻师少之又少，所以，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民间洮砚雕刻师是以岷县的颗沱石为主。“岷县的石头若作为新型工艺品的原材料是非常好，但作为制砚石材，还得真正的‘宋坑’的石头。”刘爱军这样定位岷县的石材。
“我囤积的材料只用于洮砚研究，绝不用于商业化。”就在行业里关于洮砚之乡进行“口水大战”的时候，刘爱军在广州举行了为期8天的洮砚展览。他说，“口水战”甚至传到了广州，对此，他的态度是“有些可笑”。
“现在是赶紧保护有限资源的时候，而不是争夺什么之乡的时候。目前，洮河砚材最名贵的老坑石仅存30多吨，这意味着极品洮砚不久后将无石可雕!洮河砚自宋代以来，采挖从未中断，资源储藏量已见底，目前在当地艺术品市场‘鸭头绿’洮河砚更是难寻踪影，偶有所得，仅为巴掌大小，十分稀罕。”刘爱军认为自始至终研究洮砚就走了一条偏路，“从未将洮砚的研究纳入到一个高层面的文化之上，尤其是雕刻技艺始终停留在狭隘的传统方式上，而这也是导致了洮砚走不出甘肃的原因所在。”
“救洮砚，到底应该救什么?”刘爱军说，“是该救那些数量正在减少的好石材在经过‘匠人’的‘砖雕’之后而白白地毁了好资源。”
和刘爱军一样，秋子也认为目前市场上一些民间“砚瓦匠”雕制的石劣质次而价格不菲的“洮砚”和假洮砚，已经败坏了洮砚的声誉，以致人们怕上当受骗，不敢购买、收藏洮砚……
卢景平现在更多的时候干的活不是去雕刻，而是毁掉雕刻。他时常收一些已雕刻好的洮砚，然后在不破坏石材的基础上，根据石材自然构造，毁掉之前的雕刻，重新进行设计雕刻。“一些好石材就是因为不相符的雕刻技术而给毁了，这种资源浪费的代价真是太大了。”
“现在就是这样，好的雕刻师太缺乏，好石材被大量的匠人们浪费了，可惜得很。”刘爱军说。
◇也许是最好的保护
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说，卓尼岷县坊间的这场争论，让他想起了一个故事。
“早几年，陕西宜川县和汝阳县为了争夺杜康酒的产地之说，从民间到政府之间争夺战打了好几年，结果如何?劳民伤财，两败俱伤。”
张克复说，不否认如今像这样的争夺战暗藏着耐人寻味的玄机。有人认为是利益之争，还有人认为这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无奈之举，但是无论如何，他个人坚持认为某种文化遗产属于某一县、某一地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更是狭隘的，“它们应该是中华民族先民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文史馆研究员漆子扬博士对于这种“文化财富”的态度是，洮砚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开发比保护更有意义，可以直接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但洮河石料作为资源，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洮砚又有不同，资源过度开采，终有一天会枯竭。所以，洮河石料的保护和适度的开发应该同时并举。
“因九甸峡工程，洮砚石料被淹没，石料越来越少，这倒有利于洮砚价值的增长，从长远来说是件好事，同时也可以保护石料资源不至于在我们现在就开采殆尽。”
也难怪，在坊间持漆子扬博士这一观点的人群很有代表性，认为被水淹了某种程度上而言无异于对老坑的一种最好的保护方式，或许多年以后水落石出，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再度见识到真正的“宝贝”。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