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死金牌”亮相甘肃省博物馆 为全国罕见的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

近日，由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唐蕃古道——八省区文物精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共展出有关唐蕃古道的精品文物245件(组)，其中一件陈列在非常显眼位置的文物引起了记者的兴趣，据省博物馆文化产业处副主任刘光煜介绍，这是“会川伯赵安免死铁券”，是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也是全国极为少见的“丹书铁券”。

什么是“丹书铁券”呢？原来就是在影视作品或民间故事中所说的“免死牌”或“免死金牌”。指的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

省博这件铁券面质如新，薄厚均匀一致，周边齐整，镶嵌精细，券字金光灿然，书法遒劲，字口平整光洁，至今无一字残缺。该铁券颁发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弧长41厘米、直径26厘米、高22.5厘米。两面有错金文字,为楷体直书,正面20行,每行8至13字不等,共计218字。铁券薄厚均匀一致,周边齐正,镶嵌精细,制作精良，反映出明代高超的冶炼技术和镶嵌制作的工艺水平。

据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介绍，会川伯赵安铁券是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赐予会川伯赵安的免死信物。全国像这样的铁券他知道的只有四件。一件存于是旅顺博物馆，一件存于国家博物馆，一件在青海档案局，最后一件就是省博存留的这一件，可谓是稀世珍宝。

记者看到其正文到现在仍然清晰可见，该铁券详述了赵安功绩及褒奖赦封情况。

那么我国从何时开始出现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呢？其实，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著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李永平提到的那一件。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根据爵位的不同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直到清代，“丹书铁券”制度方被废止。

记者发现这件铁券呈瓦片形，且其他的铁券也呈现这种特殊的形状，但是问了很多专家多此都没有定论。我省史志专家邓明指出了一条思路。他说，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为了防止假冒伪劣“铁券”往往还要被分割成两半，一半留于皇宫，另一半由被赐者保管。需要的时候，左右部分进行对接，如果二者相互吻合，即为正品；反之，则为赝品。铁券的形状很可能是因为要看是否契合所以才呈现为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