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篆书削衣
敦煌汉简篆书削衣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篆书削衣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处丝绸之路咽喉地位。西汉在敦煌设郡，从政治上确立了它在西北地区的重镇地位。同时，汉政府在敦煌大量移民屯田，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充分的物资后备。而沿长城的亭障，实际上也是为丝绸之路设立的供应粮食的驿站和军事警卫的哨所，它为确保丝绸之路上来往使者、商贾们的安全和食宿起到重大的作用，为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发展和加强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标志着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和畅通的新阶段。在众多的交往活动中，敦煌始终发挥着与西域联系的桥梁作用。
敦煌是西北重镇，是连通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关系的重要屏障，在中原统治者看来，匈奴等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不可小视的威胁，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西北边地建设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内容。西汉武帝采取积极防御与进取的措施，“列四郡，据两关”，分段修筑长城，以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主动联络西域各国，达到遏制匈奴的目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置，治所在今敦煌县城西党河西岸。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进行屯戍活动，一直到东汉初年。敦煌郡治西界是玉门关和阳关，为两汉魏晋时期西域与中原往来的门户，各种军政命令都从此传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至现在，在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依然能看到大量的城障烽燧遗迹。就是在这些烽燧里埋藏着古代人书写的简牍，记录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社会事务的各种文书档案以及古代书籍等材料。其中以汉代的材料最为丰富，为我们考察两汉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
敦煌汉简的出土情况
古代简牍的发现，已见多次，但大规模发现简牍是20世纪以来的事。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为代表的外国探险者不断进入中国进行探险发掘活动，揭开了简牍大发现的历史。随之而来的如斯文·赫定、贝格曼、橘瑞超等探险家、学者均在河西地区进行了简牍的发掘和整理。与此同时或稍后，中国学者也展开了积极的发掘工作，以黄文弼、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在发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以后，简牍发掘工作开始转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
敦煌汉简的发现最早是在1907年。是年，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汉晋简牍708枚。1913年-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先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获汉简84枚。随后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城障和烽燧遗址中掘得汉简105枚。陈梦家先生将其称为酒泉汉简，但一般在习惯上仍称其为敦煌汉简。考古学史上把在敦煌市汉代敦煌郡烽燧遗址及玉门市、酒泉市汉代酒泉郡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统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发现于20世纪初，后西北科学考察团陆续有发现，1979年又有新的发现，特别是1990年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三危山麓下，汉代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发掘出数万枚汉代简牍。总体而言，汉代敦煌郡范围发现的简牍时间最早、批次和数量最多，“敦煌汉简”这一名称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
敦煌汉简出土的批次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批始于1907年，即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汉晋简牍708枚，其中纪年简166枚，最早者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的是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第二批是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先在疏勒河流域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获汉简84枚。随后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城障和烽燧遗址中掘得汉简105枚。学者断定是“汉代酒泉郡烽燧的简牍”。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第三批是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即小方盘城遗址)外的沙滩中掘得汉晋简牍17枚，所记内容为屯戍事务，且均为残册，具体地点、方位不详。
第四批是1944年，由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对敦煌小方盘城及其以东的汉塞遗址进行考察发掘，共获有字汉简49枚(一说48枚)，现藏台北一研究机构。
第五批是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共91枚。
第六批是1979年7-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西北95公里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了1217枚简牍，绝大多数为木简，竹简极少。纪年最早者为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的是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中汉平帝至王莽时期的简占一半以上。
第七批是1981年3月，敦煌县文化馆得知当地农民在酥油土以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4枚汉简的消息后，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又采集到汉简76枚。这批汉简均为木质，且多以当地所产的胡杨、红柳为材料。内容大致有诏书、律令、檄书、屯戍簿、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信件等，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符、封检、削衣等。只有一枚西汉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的纪年简，但据其他简牍的朔闰干支推算，其下限可至王莽时期。
第八批是1986-1988年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过程中，先后在多个地点陆续采集到汉代木简137枚(一说147枚)，这批汉简是属于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的文书档案，原简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
第九批是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3000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帛书、纸文书和墙壁题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两次发掘居延汉简之后河西地区边塞的又一次重大收获，不仅数量比过去的总和多，内容也丰富了不少，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批文献现正在整理当中。
敦煌汉简的学术价值
简牍作为第一手文史资料，具有多样性、原始性、一定的可靠性的特点。学者们将其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献之四大发现。近代以来，由于简牍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充，研究也走向了规模化、系统化的道路，并日渐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学科——简牍学。简牍学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并日益朝着边缘化、综合性学科的方向发展。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关于简牍书写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出土简牍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学习的重点和热点。“80年代以后书法创作上出现的‘甲骨风’‘汉简风’‘楚简风’则是借鉴出土之古迹进行创新的结果。”今天，书法文化研究也慢慢深入到各种简牍的书写，如何从宏观到微观对简牍书写进行研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河西简牍不仅数量繁多，分布地域广泛，而且其内容也极为丰富，其所涉及的文化学术问题几乎无所不包，诸如经籍、史学、文字、音韵训诂、目录分类、书籍制度、版本校勘、学术流派、真伪之争、师承家法等，为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遗产。可以补充和纠正文献记载的缺漏和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刻写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传世文献都存在一些错误和缺失。利用敦煌简牍材料，有助于校正和订补传世文献的讹误与不足，为某些纠缠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记载提供有力的佐证，具有正史、证史与补史的功用。
第二，利用敦煌汉简，可以了解汉代社会状况。汉代边塞屯戍、防御系统和组织管理、烽燧布局与烽火制度、邮驿机构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邮书传递方式、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等，在敦煌汉简中都有反映，其中有许多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新材料。
第三，敦煌简牍为研究汉代特别是敦煌乃至整个河西的科技文化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敦煌汉简中，有大量历谱、算术、医书和日书等资料，如马圈湾汉简中有九九算术书、医药书、历书、干支表，还有天象、占卜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出土了书写《仓颉篇》《急就篇》的字书简牍，这为了解当时的书写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实物资料。在敦煌悬泉汉简中还发现有葬书。
第四，敦煌简牍为研究汉代简牍制度提供了实例和原型。由于文书的性质和重要性不同，简牍所用的材质、长短、宽窄、书写格式、编连形制等也有别。罗振玉、王国维、劳干、陈梦家、陈直、李均明等众多学者都做了大量探讨。如简牍的刻齿，往往见于与时间和数字有关的文书中，而且都是涉及非常重要或需要保密的事件。敦煌等地所出汉简中提供的大量翔实的材料，为研究解决刻齿形式、内涵、性质和种类等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五，敦煌简牍作为汉晋时期的墨书真迹，为研究汉晋时期字体和书体的渊源流变提供了实物证据。敦煌汉简以丰富多样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一般认为，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隶书为篆书书写之捷，书写追求便利，利于民众，在中下层官吏与普通民众中得以广泛应用。因为人们应用广泛，书写水平也越来越高，规则也愈加完善。经过古隶的过渡，最后形成汉代通行的字体八分，即通常所说的汉隶。在敦煌出土的汉简中，我们看到了篆书、古隶和八分等字体，具体显示了隶变的全过程。通过对书写的微观分析，可以发现隶体在解散篆书过程中用笔、笔形、点画、结构、体势等方面的变化。在隶变发生过程中，还出现了隶书的快写，预示着草书的时代也随之到来。在草书未走向规范之前，呈现出的草隶状态，充分展示了汉人书写随性而为的率真，也看到了字体演变过程中人的书写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隶书形成于草书出现的过程中，由于毛笔性能与手的生理机能等的特点，导致汉字书写一步步走向简捷规范，毛笔转向的硬折、硬钩也在敦煌汉简中初现端倪，部分简牍的书写这种用笔还占有相当的比重，于是，楷书的雏形显现出来。这个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与同时期的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进行对照，证实当时字体发生的内在变化。
另外，敦煌等地所出简牍内容，许多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参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俗体字、通假字和省别字，是研究古文字、古汉语的难得资料，对于研究古音韵学也有可借鉴之处。许多烽燧中出土《仓颉篇》《急就篇》等识字书和练字的杂书简，这些简牍的出土，为文字学研究与汉代官吏制度的考察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通过简牍文字与文献对照比勘，还可纠正文献中的某些错误，并可了解文字的假借替代与书体变化情况。书法研究以墨迹为主，敦煌汉简文字作为最早的墨迹之一，更是研究书法历史和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马建华、徐乐尧在《河西简牍遗墨》中说：“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的感受与认识。”应该说这里所说的书体就是汉字字体。这段话说出了我们研究简牍书法的内容和意义。的确，通过对敦煌汉简的分析，甚至截取其中某一类型、某一批次或是某一字体简牍，都能一斑窥豹，了解到汉字字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尤其通过对具体简牍的微观研究，可以更好地看到字体的细微变化历程。通过对具体简牍书写的研究，也可以从书写的节奏、体势等方面窥见简牍书法之美。这也是我们重点研究的两个方面。
此外，根据敦煌汉简字体、书风以及书写格式，可以对残简进行有效缀合，确定简牍书写内容。胡平生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简牍中的〈仓颉篇〉残片研究》中对于《仓颉篇》残片内容的推断就使用了这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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