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期，瑞典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发现齐家文化，紧接着中国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来到甘肃，对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特别是“中华第一镜”等进行技术鉴定和评估分析后，纠正了安特先生对齐家文化的历史定位，认定齐家文化为稍晚于仰韶文化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文化。这一认定意义重大，华夏文明的源头不在传统上的中原地区，而在西北地区中心地带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川。从此，也根本上突破了华夏文明源头“中原中心说”的传统观念。中外大师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对当今中国华夏文明探源工程文化战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正如专家学者们所言，如此重大的事情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迄今尚无一本这方面的专著问世，好像此事又被历史尘封了七八十年，如今提起，无不令国人汗颜！
然而，我们的民族终究是有精神力量的民族，一旦命运到了关键时刻，一切潜能和智慧就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面临机遇和挑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当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化战略之际，大禹故乡的人们觉醒了：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动起来了，临夏回族自治州(即古河州)和广河县的党政领导动起来了，省、州、县文博机关及其专职研究人员和当地文化人士动起来了。他们的行动吸引了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诸方面专家学者的目光。他们不远千万里，来到华夏文明源头——齐家文化遗址所在地一睹究竟，并对出土器物进行多学科立体分析研究，可谓盛况空前。
“多少鱼龙争变化，总归西北会风云”(元进士杨仲弘诗)，对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追根溯源在西北地区，连古人都有清楚的认知。进入本世纪初叶以后的河州学人，不再是坐视“庐山”的旁观者，他们适时抓住机遇，勇敢地挑起文化重担，学习“大禹精神”，磨剑十年，终于将华夏文明源头——广河川齐家文化遗址的地下考古发掘实证资料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文物的识别、鉴定、评价和论著等科研成果，加以参证、梳理、甄别、分析、研究，编著出版展示齐家文化——华夏文明源头的专著《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
这部皇皇巨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王仁湘、叶舒宪、易华等研究员为顾问，《临夏大辞典》主编马志勇编审、广河县文广局唐士乾为主编，原临县州教育局马俊华局长为副主编，已由读者出版集团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了。这部书的面世意义很不一般。它是国家于本世纪初开展华夏文明探源工程，甘肃省开展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以来关于“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专集。它系统介绍了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理论，回答了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等在华夏文明源头的历史和文化定位等重大问题。
1.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禹文化。这是本专集的核心价值观，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文章之视角几乎都集中在这一点上，重点突出，论证充分,说服力强。
2.“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源头文化的DNA”。本专集首席主编马志勇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后记”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大禹文化》主编常松木实地考察了大夏古城、赵家、西坪、禹王庙等夏禹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台湾大爱电视“华夏之源”栏目摄制组实地考察齐家文化、大夏文化，并在齐家文化博物馆、齐家坪遗址等处现场取镜，筹备制作“华夏之源——齐家文化”专题节目，得出了“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源头文化的DNA”等重要论点，这些论点进一步强调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历史渊源，在华夏文明探源工程进程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3.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广河川是大禹故乡，禹生于斯、长于斯。本专集汇集的经史子集等十几万字的夏禹史料，诸多研究文章，几十首诗词歌赋和十几则传说故事等，以雄辩的史实和令人信服的文献史料，力证中国远古时代伟大的治水英雄、中国国家起源的开启者大禹的故乡就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广河川。特别是诗词歌赋这一块，从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名臣王安石，明清大儒和文人学士，以及帝王将相，直到现当代社会贤达和文化人等，他们讴歌了大禹导河治水的丰功伟绩，而连带着字里行间也免不了关涉到大禹的故乡和导河治水的起始之地——古河州、广河川和积石峡等。至于神话传说和故事，其主题几乎都集中在大禹导河治水奇迹发生地——积石。《水经注》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施工发于积石”的记载。《尚书·禹贡》里也有“积石”之名。这个“积石”自然和临夏州的积石山、积石峡密不可分。易华先生说：“他和马志勇先生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并说“齐家文化分布区是夏文化的发源地，在夏文化、夏民族、夏王朝的发源地探寻大禹出生地的思路是正确的。”(见本书马守璞：《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一文)
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川等，在华夏文明起源、阶级社会形成、国家起源、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等历史进程中的地位。2014年9月下旬，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肖学智，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安婷女士，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杨晓能等国内外专家学者近20人实地考察了广河川齐家坪遗址、大夏古城等遗迹后认为，“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文化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研究对于弄清华夏文明的起源、阶级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以及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等问题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5.由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论”到西北地区、甘肃中心论的观念调整和转变。自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以来，中外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将华夏文明的源头定位于中原地区，于是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论”成为思维定式，齐家文化这一事关华夏文明源头的高原明珠竟被历史湮没了七八十年，直到本世纪初叶国家启动华夏文明探源工程文化战略以后，人们的视角方才关注到地处西北地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广河川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源头的关系问题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文化界和新闻媒体等的领军人物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调整自己的观念，亲到华夏文明发祥地古河州广河川齐家文化遗址考察，探究“庐山”真面目。正如民族日报社主任记者马守璞对易华先生专访中所言：
“夏”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三义，但均与中国西北地区密切相关。夏代早期的文明发源于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分布区。临夏广河地处甘肃中部，也在齐家文化分布区中心区域，是齐家文化的命名地，齐家文化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丰富，说广河县为“华夏文明发祥地”是没有问题的。赫连勃勃的大夏、元昊的西夏与大禹父子建立的夏朝有藕断丝连之关系，赫连勃勃和元昊均自认为是夏朝的继承者，追认大禹和轩辕为祖先。三者地区大体重合并非偶然，且正好是齐家文化分布区。(见本书马守璞：《华夏文明发源于齐家文化-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易华》一文)
观念转变是大事。有智者曾言：观念正确能创造奇迹。本专集的研究文章中有诸多篇都表露了和马守璞先生一致的观点，此不一一。这充分说明，21世纪初叶国家启动的华夏文明探源工程进程在目前有了巨大进展：90年前形成的以仰韶文化分布区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源头“中原中心论”已开始向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分布区转变，华夏文明源头“西北中心论”的观念指日可立。
6.禹是羌人。关于禹的族别，与羌戎民族的活动历史关系密切。本专集有诸多研究文章对此都有论述。
第一，从古羌人的生活范围看。“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又称‘云朵上的民族’。羌族是繁衍生息于河、湟、洮、岷间的古老民族。......”
第二，从齐家文化时间上看。研究表明，“古羌人活跃的时期，就是尧舜禹至汉朝时期。汉朝以后就衰落了。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4300-3700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7世纪至22世纪，公元前16世纪至21世纪，正是禹夏王朝时期。因此不管从时间、空间说，都是齐家文化。”
第三，从文化特征看。《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族“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畜牧业在羌族生活中仍居于重要地位。羌族是具有羊图腾的民族。古羌人颈上悬挂羊毛绒模拟羊的形状，今羌族在冠礼和除秽仪式中，还要悬挂羊毛绒，以示与羊一体。羌族的羊图腾在出土的齐家陶器上也有反映。羌族是具有白石崇拜的民族。在羌人习俗中，特别崇拜天神莫比塔。家家房顶供奉有代表天神的白石神，这一习俗沿袭至今。
第四，从体质特征和民族特征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记载，“从体质特征看，黄河上游新石器考古发现，居民一般具有中长的头型，较高的头高，高而狭的面型，中眶、狭鼻以及正颔等。在人种上，与蒙古人种比较相近。”马志勇指出，这正是古羌人的体质特征。从民族特性看，广袤的草原、高山、峡谷，恶劣多变的气候，驰骋游牧的经济生活，使羌人成为“刚强、勇悍、质朴、乐观的民族。”
第五,从著名学者的观点看。现代史学大家顾颉刚和他的两个弟子刘起舒和李文实先生，还有现代考古、地理学家黄文弼和陇上学者冯国瑞，以及古文献中的不少记载等，都支持“禹出西羌”这一观点。《史记·六国表》云：“禹出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长于西羌，西夷人也。”顾颉刚先生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指出：“禹稷伯夷者，向所视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禹之来南，虽不可详，而有关于西羌之说。......甚疑禹本为羌族传说中的人物，羌为西戎，是以古有戎禹之称。”(见本书马志勇：《古羌人是齐家文化缔造者》一文)
从上述五点论证来看，禹乃西羌人氏，言之凿凿。无论实然还是应然，禹的族别问题可以说是基本弄清楚了。
7.关于学问上的舍似求真问题。学问的终极目标是舍似求真。本专集在“研究文章”这一块收进了姬乃军先生论文《关于夏文华发祥地的再思考》和孙华先生论文《夏文化探索中若干问题的思考》，看得出来编著者很有学术民主的风度。学术上能包容不同声音，而不是一面倒，是本专集的亮点之一，值得叫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孙华先生在其论文《夏文华探索中若干问题的思考》中指出：“夏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还是一个人类学文化的概念，这是需要参加夏文化研讨的学者首先明确的。”为此，孙华先生特举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邹衡两位先生为“夏文化”给出的定义为例，说明弄清楚此概念的必要性。
夏鼐先生给出的定义是：“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孙华先生评议说：“该定义包含了时间限度和文化族属这两个方面，而对空间范围和社会性质却未做说明。邹衡先生则认为：夏文化的定义必须包括后两方面的内容。按其意思，夏文化的完整定义应表述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
孙华先生指出：夏、邹二位先生对于夏文化定义的阐述，代表了大多数夏文化研究者对于夏文化的看法。按照这种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的起止时间也就是夏王朝的兴亡时间，即上限为禹启建国，下限为夏桀亡国。然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界限决不会同一个王朝存在年代完全等同，它不会因一个王朝的建立而突然产生，也不会在旧王朝灭亡和新王朝建立那天突然中止。......用夏朝的存在年代来界定夏文化的时间范围，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姬乃军先生曾在《关于夏文华发祥地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夏”最早是地名，“位于西北地区是可信的。而发祥于此地的夏后氏，以地得名，也是必然的。”他在《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再思考》一文(收入本专集)中则提出：“古夏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讲鲧禹时代称为先夏文化时期，也就是夏文化的发祥时期。而关于夏文化的发祥地，则成为其中的重要课题。......”
“当然，所谓‘禹兴于西羌’或‘禹出西羌’、‘禹生西羌’，由此而推断出禹是西羌人之说，就有望文生义之嫌了。因此，我认为‘禹兴于西羌’就是指禹的事业发端于治水首功之处的积石山。也就是说，大禹以西羌之地为出发点，踏上了华夏古国文明史的舞台。”(见本书姬乃军：《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再思考》一文)
两位学者的提醒，不只是对夏文化发祥地、大禹故乡乃至出生地以及禹的族别等问题的是非澄清有意义，而且对目前正在热火朝天进行的华夏文明探源工程，以及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源头的关系这样重大课题研究之深化，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些年一些地方兴起的“老子故乡争夺战”尘埃尚未落定，现在若干地方又兴起了“大禹故乡争夺战”。对此，应作“两点论”分析：一方面，华夏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其范围不仅仅限于学术界专家学者圈内，已扩大到社会公众层面，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应当说是好事，它对人民大众进行祖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文化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识别和保护方面的知识教育都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名人故乡争夺战”的背后难免功利驱动之嫌。这是当前一些地方文化浮躁现象产生的动因。现在我们再回到专家学者们对华夏文明探源工程的科研攻关上来，必然有舍似求真的研究工作在里头，这是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做学问必然面对的挑战。其实，医治“名人故乡争夺战”文化浮躁病最好的良方是舍似求真。这方面，考古学前辈夏鼐先生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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