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修订版日前出版。至此，该书已出版15卷，完成了计划卷数的一半。
作为我国敦煌学界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是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为首的团队历经20多年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他们全面整理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将1000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校理原件的错误，尽可能地解决了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
文献原件分散、字形杂，收集整理难度大
“我们对于敦煌文献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了解还很不够，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介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敦煌文献原件大量被海外图书馆收藏，影印件价格昂贵，流传不广；其二，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充斥着大量的俗字、异体字，还有河西方音，难以直接阅读。”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想要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几乎不可能实现。90年代后，国际间合作加强，各地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影印出版，再加之学界积累造就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使得全面整理敦煌文献拥有了条件。
1996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正式启动，国内外一流的敦煌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个工程的研究队伍中。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困难。首先，如果使用整理敦煌文献的通行方法——分类，会难以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易使人们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分类释录本也很难完备，还存在交叉和重复；再者，敦煌文献残件多，双面书写多，同一卷子里常有互不相干的内容，判定这些文书的性质、用途以及书写年代就具有了相当的难度。
创新研究方法，推动敦煌学发展
面对困难，研究队伍选择探索新方法，弥补过去研究的缺陷。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创造性地采用了以馆藏流水号全面整理敦煌文献的方式、以“读书班”整理敦煌文献的形式。
“郝春文教授首创以收藏地点为单位按流水号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法的不足。而‘读书班’是一种成员集体会读、研讨、共同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既利用集体智慧解决疑难问题，又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识、统一体例。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提高项目质量、加快进度和培养人才3个目的。”游自勇介绍。
为了更准确地对文书进行定性、定名、定年，研究团队采用了新的角度和眼光。
“如果仅仅用印本书籍的思维和要求来看待这些文书，往往对于文书的性质理解会出现偏差。因此看待这些文书时，要怀有对古人的敬畏之情，从文书实际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文书性质。其次，要注意用全景式的眼光来把握文书的性质，对正反面以及相关联的文书进行观照。”郝春文解释道。
在这样的认识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对很多敦煌文献的性质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一件文书同时抄写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各内容间毫无联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份文书分割为很多部分，项目组则认为不能割裂，将之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荣新江认为：“敦煌藏经洞发现已过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较散碎，而本书正是敦煌学者献给学界大规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项目研究进行的过程也是新体例、新方法不断创立并完善的过程。”
专家希望，《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不仅能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能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文字上的障碍，从而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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