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徙兰州记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总汇了先秦至清代中期的传世经典文献，堪称“千古巨制”，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至今存世三部半，珍藏在北京、兰州、台湾、杭州。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存放在甘肃榆中县甘草店时，笔者正在20公里外的夏官营，与近在咫尺的稀世国宝相伴10年，却毫不知情，可见其“密”不透风。

　　乾隆出任“总编辑”

1772年11月25日，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下诏求书之机上奏章，建议寻访《永乐大典》佚书。乾隆遂诏令天下，将书籍按“经史子集”重新删定，任命大学士纪昀为总纂官，并亲自担任“总编辑”。次年2月21日乾隆下令建立四库全书馆， “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却不料大半年过去，民间献书寥寥无几。原来乾隆诏书太过笼统，加上时有“文字狱”，藏书者怕招来杀身之祸。乾隆又多次下旨，强调即使献书有“忌讳”或“妄诞”，也不得加罪，且抄录后发还原书，并许愿凡献书500到700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还可挑选精品书籍，由乾隆亲签扉页。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否则问罪。如此重奖严罚，终于调动了各地献书的积极性，朝廷征集到大批书籍，还顺便销毁了15万册不利于清朝的书籍。

1773年5月1日，翰林院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各地献书汇集于此，先由四库馆臣分头审阅，写出内容提要，分出著录与存目。然后由分校官校对、写出初审意见，贴于卷内，再由纂修官朱笔修改，最后经总纂官三审定稿，装潢进呈，进入抄写底本的阶段。书口鱼尾上写“钦定四库全书”，下写书名及页码，每书前冠以该书提要，次写该书内容。经史子集的封面分别用绿红蓝灰代表四季，以便翻阅。

《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耗时15年，共收书3503种、7.9万卷， 229万多页，总字数近10亿。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几乎所有学科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三套半毁于战火

早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为妥善安放，乾隆下令仿照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四座藏书楼， “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清朝肇兴之地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相继竣工。清廷专门在沈阳设立文溯阁衙门，乾隆题写的“文溯阁”匾额高悬阁上。四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后，分别入藏“北四阁”。乾隆当初只想抄写四部，供皇室阅览，因江南文人要求，乾隆复命再抄三部，由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珍藏，俗称“南三阁”，便于江南文人就近阅览。

七部《四库全书》存世200余年，几经战乱，损毁过半。1853年镇江被太平军占领，藏于金山寺的文宗阁《四库全书》被烧毁。1854年扬州被太平军攻克，藏于天宁寺行宫的文汇阁《四库全书》也被烧毁。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只留下刻有《文源阁记》的石碑。至此， 《四库全书》三套被毁。

杭州文澜阁是由圣因寺旁的藏经阁改建的。《四库全书》入藏后，先后十余次搬迁。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文澜阁藏书楼倒塌，文澜阁《四库全书》被搬到上海避难，大量册页散落民间。1863年它回到杭州，藏于尊经阁。1880年重建文澜阁，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将重金收购的8140册藏入，并陆续抄补。民国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归浙江省图书馆，两次组织人力补抄，恢复了大部分内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文澜阁《四库全书》被转运，流离浙江各地。到1938年3月，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组织西迁。7月底， 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连同228箱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的善本图书，历经艰辛辗转5省，运抵贵阳， 1944年又被转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后物归原主，文澜阁《四库全书》经过一年的颠沛流离， 1947年终于回到杭州红楼， 1954年入藏青白山居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其后两出两进， 1988年第三次入藏青白山居后，这半套《四库全书》才总算安定下来。

　　两套完璧分属两岸

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是抄写的第一部正本，为乾隆所珍爱。1933年春，日军占领热河，北平告急，国民政府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历代文物装箱南迁上海，又辗转数千里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1947年运到南京。1948年底，国民政府又从南迁文物中挑出近3000箱经上海运往台湾，首选的文化典籍就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前存放在台北市故宫博物院。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四阁中的最后一部，成书于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3年后，由此补正了讹误、遗漏。据档案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曾由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三校，其编校质量堪称最佳。

1912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指示，把存在承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回北京。1914年1月6日，文津阁《四库全书》被一群骆驼驮进北京，入藏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 1915年移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1931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海西岸元代道观“兴圣宫”开馆，因珍藏文津阁《四库全书》，门前的西安门大街东段更名“文津街”。1987年10月6日，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入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大厅被命名为“文津厅”。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在乾隆年间的128个书架上，原架原函原书，甚至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都保存完好。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四宝之一，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善本四大专藏。在存世的三套半《四库全书》中，唯独文津阁本没有经历多次苦旅，自搬迁北京后再无外出，所以相对保存完整。

　　文溯阁《四库全书》三进沈阳

在三套完整的《四库全书》中，命运最多舛的要数现藏甘肃省图书馆的文溯阁本。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同时，俄军的另20余万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占东北。1903年俄军将奉天(沈阳)文溯阁院落作为马厩和炮兵营房，文溯阁《四库全书》被窃走39卷。1914年，袁世凯梦想称帝，筹办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调奉天皇宫的文物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来到北京，存放在故宫保和殿。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又暴病而亡，文溯阁《四库全书》长时间无人问津。

1922年，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沈兼士教授带领学生进故宫整理清代档案，获知皇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拟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卖给日本，谈好的价格是120万。沈兼士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在舆论的压力下，文溯阁《四库全书》才没有背井离乡。

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与时任弘达学院国文教师的董袖石携手请愿，要求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张学良在董袖石游说下亲自出面，并禀报了张作霖。经过张学良和东北学人的共同努力， 1925年7月20日，段祺瑞执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归还文溯阁《四库全书》。两天后，代农商部长莫德惠给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发去电报，表示文溯阁《四库全书》均有残缺，故由内务部、教育部清理核对，以便抄补。董袖石等怕节外生枝，决定与有关方面协调，立即办理交接手续。7月30日，在故宫保和殿开始交接。董袖石率领弘达学院的30多位东北籍师生，按经史子集分成四组进行清点、造册、装箱。一连忙了好几天，终于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装进810个大木箱中。8月3日完成交接， 8月8日运到了奉天火车站。此时文溯阁还是东北军兵营，残损不堪，所以文溯阁《四库全书》暂存于奉天大东门内文庙的教育会办公地。

1926年文溯阁整修， 1927年初《四库全书》入藏，书阁合一。张学良委派董袖石领衔学者，雇佣20余位抄手，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勘查缺损，历时两年，抄补完整。1931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在文溯阁东面宫墙上刻《四库全书运复记碑》。谁曾想仅仅两个月后， “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东北包括文溯阁《四库全书》都落入日军手中。1932年9月1日，伪奉天省长臧式毅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划归国立奉天图书馆。1935年日军清点《四库全书》，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书库，铁门独院，防火墙，三层窗户，内置钢制组合书架。1937年日军借口文溯阁多年失修，将《四库全书》移进书库。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四库全书》重回中国人手中。

1948年初，辽沈战役打响， “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北平，激起民愤，只好暂缓。7月中旬， 《四库全书》入藏沈阳故宫地下书库。1949年6月，东北图书馆接收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设在沈阳故宫西院，组织人力逐页整理文溯阁《四库全书》，花费半年多的时间，查找错漏。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 10月间文溯阁《四库全书》被转移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城外改成小学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天讷河发水， 《四库全书》又迁徙北安。1954年1月， 《四库全书》第三次复运沈阳，存放在沈阳故宫文溯阁院的新库房里。

　　军队押运迁徙兰州

1964年1月，沈阳故宫博物院提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归还故宫”的申请报告，没有下文。其后形势逆转， 1965年辽宁省图书馆以战备为由，请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调离辽宁。1966年3月7日，国家文化部办公厅作出“基于备战需要，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部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决定，并指示两省直接办理交接。

5月12日，甘肃省图书馆向甘肃省文化局报送《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接收和保管工作计划》，并拟定6人前去接收。没想到几天后“文革”开始，图书馆领导被撤换，直到9月初，才由甘肃省图书馆“文革”领导小组重新指派5人接收。正值红卫兵大串联，列车上拥挤不堪。接收人员兵分两路，终于在9月10日会合沈阳。

9月13日，在沈阳故宫日伪时期建造的二层书库开始点交，为防止意外严格保密。在甘肃来人前的一个月，辽宁省图书馆已经逐函、逐册、逐页清理了书籍，修补破损，并详细记录了水迹、斑点、破损等处。甘肃省图书馆接收人员到场后，又逐函、逐种、逐册翻查了书页，可见当时工作之精细。两个星期后，才完成了点交和装箱工作，共装了两种规格的963个木箱。9月29日，交接双方签订了交接书。

经周恩来批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特别下令，由军队押运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西迁兰州。1966年10月7日，沈阳铁路局安排三个专列车皮，辽宁省图书馆两人与甘肃省图书馆五人共同押运，途经五省市，近3000公里。专列多停靠在远离城市的货站或小站，甚至连吃喝都很困难。10月13日，终于安全抵达兰州土门墩货场。10月14日，兰州军区派出27辆军用卡车，直接开上站台装卸，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安全运到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庙。

　　再搬甘草店

妙因寺庙建于明初，是甘肃省图书馆的战备书库，文溯阁《四库全书》被妥善存放在大经堂内。甘肃省图书馆馆长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一座城市毁了，可以重建，但是《四库全书》毁了，就再也建不起来了。”为保护国宝，加高了围墙，并用钢条、铁网封堵窗户。《四库全书》装在密封木箱里，每箱6函书，一个底座上依次摞着5个书箱，书箱外刷着防火漆和石灰，书箱下面垫了十几厘米的木料。每天开窗通风，检查室内温湿度，以确保安全。

但是鲁土司衙门毕竟是临时战备书库，大经堂及周围建筑均为木质结构，万一失火，后果不堪设想。而库房又挨着大通河，相对潮湿。加上距离兰州170多公里，交通不便。甘肃省文化局决定再建新库，本着国务院指示的“靠山隐蔽，少占土地”原则开始选址。据时任甘肃省图书馆革委会副主任的刘德田回忆，选址既要考虑战争因素，较为隐蔽，还要交通便利。同时也要考虑周围环境，远离城市空气污染，但又不能离兰州太远，还特别强调了政治环境。经过两年多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最后选定距兰州70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项家堡村。

1970年初，甘肃省财政拨专款17.5万修建专库。项家堡村仅20几户人家，有一座海拔1800多米的古洼山，还有一条基本干枯的木林沟，虽然偏僻，但紧临铁路和国道，是丝绸之路甘肃中部的必经之地。气候适中，平均湿度不超过60%，有利于古籍的保存。

1970年底，战备书库在古洼山半山腰建成，内外两个院子，里院两道铁门铁窗，还围着一道铁丝网。库房分地上、地下两层，平时文溯阁《四库全书》存放在地上，战时可用升降机迅速转移地下。既有排洪沟，又有蓄水池，还修筑了一座几十米深的防空洞。

1971年6月，文溯阁《四库全书》在鲁土司衙门存放了4年零8个月后，再次装上27辆军用卡车，由军队秘密押运至榆中县甘草店战备书库。工作人员把房前屋后的荒坡整修成梯田，栽上了果树、蔬菜和花草，一派田园风光。据甘草店木林沟的村民回忆，书库大门紧闭，专人执勤，戒备森严，还养着狼狗，村民都不知道这个神秘大院是干什么用的。

文溯阁《四库全书》在项家堡村存放了34年。起初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开箱验书，夏天则要开窗通风。库房窗户位置很高，铁制门窗又很沉重，开关吃力。窗户没有防护栏，开窗后工作人员不能离开闷热的库房。慢慢地防护设施逐步改善，增加了避雷器、自动报警器、防晒层、窗户护栏等，但最关键的自然通风问题仍然无法解决。随着时间流逝，经费越来越紧张，书库工作人员越来越老。院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静的小山村也不再安静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书库附近建了一个小水泥厂，烧柴油的汽车、拖拉机川流不息，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还挤占和破坏了书库的道路。随着小水泥厂的规模日益扩大，人员越来越复杂，书库没有警卫力量，不可能应付突发事件。1999年，甘肃省领导决心再筹巨资，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建一座现代化的藏书馆。

　　沈阳、兰州之争

自1966年10月送走文溯阁《四库全书》后，沈阳故宫灰墙绿瓦的文溯阁只留下《文溯阁记》碑。沿文溯阁仅容一人的楼梯走上楼，六楹楠木雕花门，原装红木和紫檀木书架一尘不染，却空空如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辽宁省各界以“书阁合璧”为由，向甘肃省表达“物归原主”的心愿。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为此专门修建了现代化库房。2001年，沈阳故宫博物院专门修建的地下书库竣工。

甘肃方面也不甘示弱。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徙兰州多年，早已成为甘肃省的镇省之宝。甘肃方面明确回应，从保护文物角度出发，还是留在甘肃为好。2005年6月，位于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的藏书馆竣工，藏入《四库全书》。

两地为国宝争持不下，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曾专门召开会议协调，但未能达成一致。《四库全书》迁徙、流失、存藏的历史，尤其是文溯阁本的多舛命运，也是中华民族坎坷经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