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汉时代的书法艺术

秦安县出土的秦铜权小篆书

《西狭颂》部分碑文

张芝雕像

张芝草书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 

甘肃秦汉时代的书法艺术，在金石刻、简牍和草书等方面都留下了影响百代、引领书坛的成果，是甘肃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大省的一根支柱。这里主要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简介秦铜权铸金文字、成县鱼窍峡摩崖石刻《西狭颂》、简牍汉隶和“草圣”张芝的书法艺术。

1 秦铜权和《西狭颂》

甘肃秦安县上袁家村秦墓1967年出土的秦两诏铜权，高7厘米，底径5.2厘米，重250余克，为秦一斤。权体为钟形，中空。顶部微弧，有穿孔鼻钮。器表铸成多道觚棱，诏文阴刻在觚棱之间，为小篆，所刻内容为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和秦二世元年诏书。此权保存完好，能较准确地反映秦斤的标准重量和秦小篆书法，是研究秦代衡制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政策，使秦的文字继承西周的传统，在“金文”“籀（zhòu）文”（大篆）的基础上，由李斯改造成为小篆。小篆的艺术特点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斯虽草创，遂造其极。”即笔画刚劲，结字灵动如飞，虽然尚处于创始阶段，但已经美到极致。秦权虽不一定铸成于陇右，但它在秦安出土，也是甘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狭颂》同《石门颂》（原在今陕西汉中市褒河镇古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上，今移存汉中市博物馆）《郙阁颂》（在今陕西略阳县徐家坪镇街口村）合称“汉隶三大石刻”，它又是“三颂”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方摩崖刻石。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高110厘米，宽210厘米，碑额为“惠安西表”四个篆刻字，意为碑主的德政使国家西部边远地方得到安全。正文阴刻12行，385字。记述了东汉武都太守，汉阳郡阿阳县（治所在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李翕的生平、政绩及其率民修通西狭险道，方便了往来交通，造福于民的事迹。石刻字迹清晰，完整美观。字体为汉隶，每字9至10厘米见方，字形结构方整，庄严浑穆。笔力稳健，虽已有波磔笔画，但不少字仍保留着篆书的遗韵，于方整中带圆融。章法雄迈，气魄震撼，具有很高的研究、临摹和鉴赏价值。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书法选》中说它“是我国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碑上阳刻小字题名12行共142字，与正文书写风格一致，都是武都下辨县（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人仇靖撰文书写。仇靖，字汉德，是一位官府小吏，他有如此之高的文学、书法水平，反映了当时陇右深厚的文化底蕴。西狭沟除了《西狭颂》以外，还有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镌刻的《耿勋碑》及宋明以来的摩崖石刻20多处，都佐证了这一点。

《西狭颂》碑文左侧刻正文，右侧刻有“五瑞图”：黄龙、嘉禾、白鹿、木连理和甘露图像，象征李翕主政武都期间，当地政通人和，五谷丰收，天现瑞相的美好情景。它是对碑文抽象文字的形象补充，二者相结合，图文并茂，寓意深刻，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合璧的佳作。

2 简牍书法

20世纪以来，文物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武威、酒泉、张掖等地发现和搜集了数万枚秦汉简牍。它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内容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也对书体、书法的观摩展现出极多不同风格的范本。

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字体篆隶相间，成册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以前，简文书体处于由大篆向秦隶演变的阶段，写法上还存在许多与大篆相同的意蕴，但有许多笔画省减、合并的成分，偏旁又多是草体的写法，并有简短斩截的隶书笔触，显然是隶书初期的形态。秦统一以后的小篆和秦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汉简牍大部分是用隶体书写的。汉隶同它的母体小篆相比较，一是字形由小篆的长方变为扁方，二是字距大于行距，三是笔画的方折、波撇、粗细变化、蚕头燕尾。这些特点使简牍书法显得平稳坚劲，气势昂扬，简练大方，宛如矫健雄毅的陇西良家子，也像不施粉黛的陇上姑娘，给人以天生丽质的自然美感。

不论秦隶还是汉隶，都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由书家改造而成。从艺术形式上看，秦简的椭圆形内向结构，还有小篆封闭型空间构成的痕迹，汉隶的字形结构则是开放式的。就甘肃的汉隶而言，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简和仪礼简，都是很好的范本。王杖简先书后编，字迹清晰。内容是皇帝为70岁以上老人赐予“王杖”的诏书。反映了汉代尊老、养老的政策。仪礼简书写的是儒家经典仪礼的内容。它们在书法艺术上都具备了汉简隶书成熟期的特点，如字形扁平，端庄典雅，工整秀丽，一丝不苟。运笔兼用侧锋，而不像小篆的只用中锋。仪礼简横画左右开张，出锋向右上取势，较多圆起圆收或圆起尖收，较少蚕头燕尾，字距大于行距。而王杖简则正好相反，它也是一简一行，庄重工整，笔画的肥瘦、长短、顿挫，字形的大小时有变化，行距明显大于字距。可能是更多地考虑了简体的容纳量。

除了隶书外，秦汉甘肃简牍中还有用章草书写的。章草是隶书的简化。它是适应西汉中期以后“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即军务繁忙，文书很多，官文书“趋急速耳”，即要求快写速成的现实需要而出现，在实际功能上，它不仅加快了书写速度，满足了行政管理的亟须，而且更有利于表现书写者的个人情感和风格，使书法从单纯反映客观事物，转变成为同时抒发书者主观世界的工具，因而是中国书法艺术由篆变隶以后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和飞跃。

甘肃出土了历代简牍六万余枚，其中很多是用章草书写的，它们虽然都是边塞小吏的实用之作，但书写技巧相当熟练高超。如玉门花海汉简中的《买卖布牍》，居延《纪年简》《甲渠候官五凤二年名籍简》《甲渠郭侯谊简》《丞相御史律令牍》等。玉门花海简《买卖布牍》落笔峻利，使转自如，结体流美，章法天成，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章草书体。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简《公孙君方牍》《建威将军方牍》，以短划及点作为基调，书写纯熟。其他许多章草简牍，有的粗犷率意，有的兼具隶之波磔，篆之圆转，草的急速，显得率意、古朴、典雅、流动、活泼，一体而含众妙，千奇而不厌人。不为艺术而作，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别开生面。

3 “草圣”张芝

简牍章草只是草书的一种，与之相对的还有今草等。今草作为草书的正体又直呼为草书。它是甘肃被誉为“草圣”的东汉书家张芝创制的。

张芝（？—约192年），字伯英，敦煌郡渊泉县（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东）人，祖父张惇，为汉阳郡（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太守。父张奂（104年—181年），字然明，官至太常，文武兼资。张芝以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多次征召他去做官，他都婉拒，故时人称赞地呼他为“张有道”。他爱好书法，未尝少去笔砚，家里的衣帛，他都要先在上面习字。他又常在门前池塘边练字，一池水都被他染黑了。

他书法“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崔是安平（治今河北安平县）人崔瑗，杜是崔瑗的老师，京兆杜陵（治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杜度，二人都是章草的第一流书家。由于张芝超乎常人地刻苦学习，因而不仅章草优于其师，而且推陈出新，创立了引领中夏，饮誉百代，使他获得“草圣”之名的“今草”。

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张芝草书“出诸杜度、崔瑗，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韦仲将（诞）谓之‘草圣’，岂徒言哉……其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张伯英即草书之祖也。”真可谓是慧眼独识，推崇备至。张怀瓘在他的《书断》中，将上古至唐代无数的书法家，近乎严苛地筛选出230人，按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七类，再选出25人为神品。以上七类加古文、八分合为九类，列出98人为妙品，107人为能品。神品25人中，章草八人、草书三人、张芝均名压王羲之、王献之而为第一。行书四人，张芝居王羲之等之后名列第四。妙品中隶书二十五人，张芝又被排为第一。

“书圣”王羲之曾学张芝的书法。他评价张芝的书法说：“吾书比之钟（繇）、张（芝）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1）这是说，王羲之认为自己的书法与钟繇、张芝在同一个档次，或稍“次之”，因而对此二人给予特殊极高的推崇。

唐太宗极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就像王羲之推崇张芝的书法一样。由于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中国从唐朝以后的书法艺术，无论是唐太宗本人，唐初四家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还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四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无一不学王羲之。张芝的书法艺术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影响整个中国古代书坛，至今余韵不衰。

4 甘肃汉代其他的著名书法家

甘肃汉代留名青史的大书法家，还有张芝的季弟张昶等人。张昶，字文舒，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家风不坠，奕叶清华，张怀瓘介绍张昶的书法说：“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至如筋骨天姿，实所未逮。若华实兼美，可以继之……又工极八分，况之蔡（邕）公，长幼差耳……又善隶……文舒章草入妙，隶入能。”（张怀瓘《书断》卷中）这段话充分赞扬了张昶的书法艺术，无需多说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书断》中提到的姜孟颖（名诩）、梁孔达（名宣）被汉代文学家、书法家赵壹称作“余郡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乡。赵壹是汉阳郡（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东）人，姜、梁二人也应是汉阳人。田彦和与姜诩、梁宣、韦诞同为张芝的学生，他也当是陕甘一带人。唐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一还提到赵袭（一作恭），字符嗣，京兆长安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官至敦煌太守，善行、隶、章草，与另一关中人罗晖并与张芝见称于西州。

可见在张芝的带动和影响下，东汉以降，以张芝的朋友、学生和兄弟亲戚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书法群体，他们驰名于陇右，影响着全国的书法艺术。

此外，还有一些出名的书家，如汉敦煌人张越，仕至梁州刺史，“善草书”（张怀瓘《书断》卷下）。东汉安定郡（治所在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皇甫规妻马氏“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人怪其工”（宋·陈思：《书小史》卷2）。前面提到的赵壹，字符叔，汉阳西县（治今甘肃礼县东北）人，“善作草书”（明·陶宗仪撰《书史会要》卷2）。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甘肃有这样多书写载体（金石、简牍、纸帛），这样多著名的书法家，有的还被尊为“草圣”“亚圣”，而更多留名青史，影响深远的书法家都出身低微，称得上是草根书家——简牍未留名书家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不仅撑起了甘肃古代文化的一角，对于今日甘肃庞大的学习书法队伍，也是榜样和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