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甘南及青藏东部畜牧业

双耳圈足红陶罐

合作市红土尕庄发掘的犀牛化石

位于合作市的当周草原。

玛曲大草原阿万仓湿地。史言“羌中畜牧甲天下”所指正是现在的以甘南地带为主的青藏东部广大地区。青藏高原的东部，有辽阔的草原,优良的畜种,历史上,畜牧业是青藏东部的重大产业，也是甘南藏区的基础产业，居住在这片草地上的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畜牧业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1 狩猎时代

距今约五千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已在洮河、大夏河、白龙江流域上游繁衍生息，也就是甘南有古人类开始生产生活。在距今5000—4000年的时期，即青铜器时代，4.4万平方公里的甘南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类型的遗迹、遗物。如舟曲的瓜咱坪、掌坪，迭部洛大翠古磨遗址，卓尼洮砚纳儿，临潭总寨庙台子等，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生产工具、长柄有肩铲状器、刮削器以及勾叶圆点陶片、双耳圈足红陶罐、鸟眼圈线弧纹彩陶片等。

从上述遗迹、遗物测定考析，活动在青藏东部土地上的远古先民，他们是靠打猎生存的，猎物也是基本的生活资料。1987年，在合作市红土尕庄发掘的一千万年前的犀牛化石，玛曲县出土的披毛犀和象牙化石等，证明一千万年前，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动物种类。从临潭陈旗吊坪出土的一些石球和各种禽兽骨骼残骸，与陶器上鱼、鹿、牛等动物的图案，也可读出古代人类在甘南的生活轮廓，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在甘南发展的生产生活面貌，说明了狩猎技术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当然，青藏东部广垠的草原、浩瀚的森林及纵横交错的河流，为远古先民们提供了狩猎的优良场所。

在母系氏族晚期，青藏东部地区的人类，虽然改变着“身着树叶、饥食野味、夜宿洞穴、茹毛饮血”的生活，开始逐步走向文明。但那时，还未掌握驯养动物与家畜饲养的经验，狩猎依旧是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仍旧是猎取肉食、乳类和毛皮等。夏朝时，居住在青藏东部的羌氐（由戎演变的民族）部落，生活来源仍以原始的猎取为主，这在《礼记·五制》中所记，羌人过着“披发衣皮，有不食粒者矣”。他们头上散乱地长着长发，身上披着动物皮，不吃五谷粮食。

在《帝王世纪》中所写的远古传说“神农人身牛首，驯养家畜”，这一反映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家畜饲养活动成了人类生活一部分来源的事，是指包括生活在黄土高原的羌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驯养动物的经验；以最早的养猪、牛、羊，逐步发展到养马、养犬、六畜并举。但这不是指青藏高原东部（包括甘南）的牧养生产。

2 畜牧业萌芽期

那么，青藏高原东部的牧养业是从何时开始的？根据《后汉书》《史记》《左传》等权威史典所记，青藏东部的畜牧业生产最早也出现于商周之后或春秋末期。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被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奇为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是说一个羌族名叫无弋爰剑的人，秦厉公时因战争被抓为奴隶。在秦国期间学到了许多耕种牧养的生产技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逃出秦国，秦兵追捕他时，用火烧攻。但他藏在洞内未被烧死。至夜晚月光下，洞口出现光环和老虎等虚像。追兵认为太神奇而放弃。后无弋爰剑逃至青海东部和甘南等地，土著羌民认为很神奇，被推崇为首领。

上述古文还记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文中说到秦厉公（前476年—前447年）时，黄河、湟水、析支河曲（古文中的三河）的这片流域间五谷缺少，飞禽走兽很多。那时，生活在这片青藏高原东部的羌民们，终年以射猎为事务，还没有牲畜饲养的原始畜牧。无弋爰剑进入青藏东部这片辽阔的地域后，将自己在秦国做奴隶时所学的牧养技术，传授给长期靠狩猎而生活的土著羌民们。

由此得出，青藏东部包括甘南的畜牧业生产，最初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初期，开始了牧养牛羊。也就是说春秋战国初，从秦国逃出的无戈爰剑流入青藏高原东部后，给羌部广泛地传授了简单的畜牧业生产技术，青藏东部的羌民们从而将终年以打猎为事务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牧养为主、猎取为辅的生产生活方式。诚然，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有力地促进了青藏高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之，羌人地区“绵延千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业”。这一记述就是青藏东部羌族开展牧业生产的真实画面。

据1976年出土的《敦煌藏史残卷》记载：“乜尺赞布为六牦牛之王，驯马匹，迁移时，可以马代步”。乜尺赞布是西藏的第一个藏王，藏族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也是从他开始的，其时相当于西汉汉宣帝五凤元年即公元前57年。在这一时期，马被驯为家畜，由藏族所牧养。古代藏文献《五部遗教》《嘛尼成绷》中载：“驯服凶猛的野牦牛，曾是古代藏王从事的活动之一”。由此看来，在驯马的同时，牦牛也成为藏族所牧养的家畜了。

各种历史资料说明，青藏东部畜牧生产比中部和西部要早400余年，或者整个大青藏就在春秋战国时已有了牧畜和农事。

3 蓬勃发展的畜牧业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而有羌中之利，北去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之称，说明了秦末汉初时甘南等地的畜牧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东汉时，据《西羌传》载，羌在甘青一带的草原上过着“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生活，生产上以牧畜为主，牧养马、牛、羊、猪等家畜；生活上以猎取为辅。

到三国时(临潭、卓尼属魏国，迭部、舟曲属蜀国，碌、玛、夏、合是羌部)，生活在青藏东部的羌族仍以放牧牛、羊、马等畜为主；当时的三国之争战，也常在甘南等地买马充军士之需。曹魏为了发展畜牧，对羌族实施怀柔政策，在今玛曲县齐哈玛杰力河的摩崖石刻，保留下来的魏晋时游牧民族的岩画上，就有猎人、牧民与牛、鹿等图案，其画面生动地反映了青藏东部先民放牧和狩猎的生活。

根据历史学者谢成侠著的《中国养马史》载：“远在北魏（386年—534年）时有吐谷浑部落，由辽东进入青海、甘南等地区……居留很久”，吐谷浑部落来到甘、青、川交界地即河曲流域，那里地广山小，水草繁茂，适于放牧。又有《北史·吐谷浑》载：“到来春牧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这说明吐谷浑移民来到青藏东部后已掌握了这里的地势、水草及对小马驹发育、成长有一定影响的放牧方法。经过杂交改良培育出了一种驰名南北朝的叫青海骢的良马。

到了唐代，河曲地区牧养的马称吐蕃马或吐谷浑马，甘南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唐朝养马的基地之一。据《新唐书·兵志》载：“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司奏：‘马、牛、羊、驼总605600头匹，牛羊驼遍布各道。’”这时甘南地区牛羊遍野，牧畜兴旺，民间养畜以牛羊为主，羊有绵羊和山羊，牛有牦牛。

据《敦煌吐蕃文书论集》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蕃，带来了黄牛、骡等畜；并由她传授，吐蕃开始制造酥油、干酪和酸奶。那时，牦牛是吐蕃和甘青广大地区的主要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当时，西藏的《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兽医著作已相继传到青藏东部的甘南，对推动甘南等地的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甘南碌、玛、合、夏一带地势宽阔而平坦，是水草鲜美的天然牧场，因而，“‘安史之乱’后，吐蕃陷陇右，夺陇右全部马匹……”徙养在今甘南等地。总之，在唐时，青藏东部尤其是甘南畜牧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4 国家畜牧业基地

到宋元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已有“洮州之马闻天下”的所记。据《宋史·马政》与《宋史·货志》所记：“熙宁七年（1074年）派人入蜀，将茶运到河地搏（换）马。洮马（临潭、碌曲、玛曲、夏河等县年产之马）一月到两月来一次，叠马（今迭部、舟曲等县所产的马）三月或半年来一次，番马（青海、西藏等地产的马）一年才到一次。洮叠两地所产的马皆为良马，其他诸马为劣马，故有‘洮州之马天下闻’之美称。”在宋代，甘南及青藏东部地区民间，除养马换茶满足生活需要之外，还牧牛饲牛、羊、犬、猪等牲畜。至北宋末年，宋金争夺不休，洮河等地时失时得，宋王朝南渡以前，洮州等地的蕃马，皆成上品。

金王朝占领洮西地区（甘南大部分）后，在洮州（今临潭）设置“榷场”，“皆设场官，严历禁，广室字，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手经用焉”。当时贸易项目有十多种，其中有马、牛、羊等畜产品。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甘青地区兴起了一个东吐蕃口角斯罗的地方政权，甘南牧区地方基本上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这阶段持续近一百年之久。口角斯罗的牧民以饲养羊、马、牦牛为主。他们有经营牧业的传统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尤其善养马。此外还有犏牛。元祐元年（1086年）、邈川（今青海东部）大首领温溪心向北宋进贡犏牛，口角斯罗诸部族以牲畜作贡品。在口角斯罗政权时期，甘南及青藏东部牧业经济的繁荣与部族兴衰紧密关联。

公元十二世纪初叶，蒙古族崛起。青藏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皆为元放牧之地，据《元史·马政》载：“……吐蕃一十四道牧地，养牛、羊、马、犬、鸡等畜，设群牧所，隶太府监，甘肃中书省官牧设于夏河甘加等处。”元朝在这里牧政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于汉、唐的牧监制，在牧区采取大群放牧，自由交配的方法。

在明代，甘南地区设洮州茶马司、租界促进交易藏马。据《明实录藏族史料集》洪武十六年（1383年）五月载：“改洮州、河州茶马司为正九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凡上等马可换茶四十斤，中等马换三十斤，下等马换二十斤。据《洮州厅志》记：“洮州卫，火巴藏、思闹日等部，纳马三千五百匹。永乐十一年（1313年）令藏族以马为地赋，实行计地贡法，规定。凡属于三千户者、户贡出马一匹，四千户者、则四户贡马一匹，各土官衙门，秋粮各依原认数目析纳马匹。”这时，甘南藏区及青藏东部牛、羊、猪等畜牧饲养也十分普及。

明代的青藏东部畜牧业发展已具较大规模，据《明实录藏族史料》永乐八年（1410年）十一月记：“……陆续收到河州卫各番族马七千七百一十四匹……已选配牝马一千四百三十四匹，发陕西、甘肃二处苑马寺孳牧。今以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送北京，命太仆寺牧养。”管中窥豹，由此可见，其时的青藏东部南牧业是何等的兴旺。《明实录》正统十三年二月辛酉：“陕西洮州茶马司奏本司额收四川官司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此马多是青海、甘南之地所养之马。

清袭明制，在顺治初年，于洮州等地设五个茶马所，由陕西茶马御史管理，招商转运川陕茶叶交换藏马。那时洮州有马场三处，此外，也交换牛羊和其他畜产品，因甘南地旷人少，当地牧民群众又是逐水草而扎帐居住，所以至鸦片战争时，甘南藏区的牧民们仍以牛羊肉为食，乳为饮，并普遍以乳汁大量制作乳油。在《清实录藏族史料》中有一段青海玉树头人告洮州厅都督李达的材料里说：道光元年（1821年）五月“玉舒鄂纳车楞等去夏贸易回牧，行至玉舒呼喇地方，被四川所管格尔族古萨尔、旺扎勒父子，合伙果洛克瓦喇木滚蕴端等十余人为首纠约千余人，抢去元宝三百六十七锭、驮牛四千五百七十只，马二十三匹……”说他们的财物丢失那么多，告知洮州厅都督李达后，他竟然未管。

上述被四川格尔族古萨尔、旺扎勒父子抢去玉树财物的惊人数据，完全可以推测出，即鸦片战争前的青藏东部畜牧业，确是已有了壮大地发展，至少已是国家的大畜牧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