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每个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担当。我们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当时的理想就是刻苦学习、奉献祖国，努力成为国家各行各业需要的人。
——樊锦诗
国家荣誉称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在“敦煌女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看来，这些荣誉和成绩的取得要归功于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是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让敦煌研究院实施的莫高窟保护、弘扬、管理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也给我机会为敦煌研究工作做了一些贡献，获得了一些荣誉。”
国家需要 守一不移
“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求学北大。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56年。”樊锦诗说，自己的履历很简单，56年间，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
谈起与敦煌的缘分，她说要从中学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说起。“课文里介绍敦煌是一颗明珠、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从那时起我就念念不忘，憧憬有朝一日去敦煌看看。”后来，机会来了，1962年，她与三位男同学在北大教授宿白的带领下去莫高窟实习，终于一睹敦煌的风采。
“置身在古老而气势恢宏的洞窟里，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彩塑令我震撼，但是走出洞窟，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敦煌文物研究所满目荒凉，处于戈壁沙漠，物质匮乏。”令樊锦诗颇为不解的是，大名鼎鼎的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们竟然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几年、二十年。
在这样的环境中实习，樊锦诗水土不服，身体感到不适，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进洞里工作经常走不动路，不得不提早结束了实习。“虽然离开了敦煌，精美的敦煌艺术却长久地在我脑海里萦绕。但是，敦煌艰苦的生活让我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再去敦煌的想法。”令樊锦诗没想到的是，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偏偏将她和另一位男同学分配到敦煌研究所。父亲知道后，特意给学校和领导写信，希望考虑她的身体状况，重新分配。
“那封信是让我转交的，最终，我没有将家父的信转交给领导。”樊锦诗坦言，那时候，受到雷锋精神的感召，她已经向学校表态服从分配，怎么能出尔反尔？“既然敦煌需要，我就应该听从国家的召唤。在那个时代，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是一代人做出的选择。”就这样，她去了敦煌，一去就是一辈子。
1967年，樊锦诗与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彭金章结婚。丈夫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她在敦煌，两人长期分居两地。“结婚最初几年，我时常想家，想离开敦煌去武汉，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更想家。”
可是，在敦煌的日子越长，樊锦诗对敦煌的感情就越来越深厚，特别是“慢慢看懂了它”。樊锦诗曾无数次问自己，“我难道就这么一走了之吗？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需要我这样学习考古的人留下来做些事儿。”面对两难抉择，她无数次挣扎，直到1986年，彭金章做出决定，离开武汉大学调到敦煌，两人才结束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为了这个家，他放弃了热爱的武汉大学的教学工作以及亲手创建的考古专业。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我是不会安心留在敦煌的。”樊锦诗说。
由此，彭金章从专注考古教学转为专注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洞窟243个，弄清楚了它们的性质，还出土了有价值的文物，在学术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来敦煌以后，老彭从来不抱怨，反而更加理解我、支持我。如果有一些事情我做好了，他也会特别高兴，可惜，他现在走了。这样的丈夫，我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因为组织上的关心帮助，又有老彭的支持，我才能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敦煌事业，竭尽所能做好敦煌石窟的各项工作。”在樊锦诗看来，“半个多世纪围着敦煌转，丝毫不觉得枯燥，因为它是值得的。我相信，只要莫高窟永远存在，就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它继续奉献。”
使命在身 恪尽职守
1998年，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那一年我将近60岁了，本该是退休的年龄，没想到一干就是17年，也没想到增加了这么重的担子。”樊锦诗坦言，直到2015年退休，沉甸甸的感觉还在心里。
“我是管理上的‘门外汉’，不懂得如何对古代石窟艺术和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体系性、综合有效的管理，于是，我边干边学。幸运的是恰逢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交流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利用参加会议等机会，樊锦诗向老专家请教，特别是利用负责编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材料的机会，学习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少文件。“通过学习这些文件，我逐渐懂得保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形成了依法管理的思路。”
在樊锦诗看来，管理从表面上看，好像给了你权力，实际上是赋予你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解决问题的使命，一件一件去解决跟石窟保护有关的问题。“这样一个珍贵稀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遗产交到我手里，要怎么管好呢？我的理解是为莫高窟专设保管机构，管理者要恪尽职守，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人类真实完整地保护、保存并延续敦煌莫高窟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将莫高窟建设成为敦煌艺术的世界级遗产博物馆。”樊锦诗说，国家文物工作贯彻的总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敦煌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严格遵照这16字方针，针对敦煌莫高窟自身的价值与特点，完成好保护、研究、弘扬与管理四大任务。
探索进取 科学保护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甘肃的面貌，改变了文物行业的面貌，也改变了敦煌研究院的面貌。”樊锦诗永远忘不了那几个积极推动敦煌事业发展的“小故事”。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到莫高窟视察，主动询问员工有什么困难，并当场指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不久，财政部拨款300万元，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建了现代的办公室、盖了职工宿舍，职工子女上学问题得到了解决，这给多年坚守在敦煌的同仁们以关心和鼓舞。
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抓住大好机遇，及时扩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300人，增加了部门、汇聚了人才、改善了条件，敦煌研究所缺乏经费、缺乏人才的状况逐渐改变，激发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
1985年，中国申请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被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三件事开启了我和敦煌研究院同志们的改革思维，突破了长期固化的思维，激励我们积极抓住大好机遇探索创新，去做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樊锦诗说，其中就包括建设数字敦煌档案，共享敦煌艺术。
改革开放初期，樊锦诗在带领团队做文化遗产的科学记录档案的过程中，通过对比莫高窟历史档案照片和现实壁画、彩塑实物发现，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迅速褪色，继续发展下去，莫高窟将快速消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技术可以将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永久保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我。”20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到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计算机，知道图像存在计算机里可以不变，“立刻脑洞大开，产生了建立数字敦煌档案的念头，并且马上向甘肃省科委汇报，省科委说这个想法好。”
为了使莫高窟文物的价值与历史信息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在当时计算机和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情况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合作，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方法。而这套方法并不是想做就做得成的，要有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需要大量资金。多年来，通过募款的方式，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了两百多个洞窟的数字采集。
基于丰富的数字资源，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通过敦煌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将莫高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广泛传播，让到不了莫高窟的人也能看到。
旅游开发 创新传承
“说到旅游开发，其实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根本没这个业务，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做。我最初的理解就是拿个手电，让讲解员去讲解。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经过长期探索，成立了专门负责旅游开发的部门；为了让游客看得懂，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知识型、懂外语的讲解队伍。此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敦煌旅游开发与游客管理的制度，推荐和传播敦煌莫高窟的珍贵价值和丰富内涵。
保护和弘扬丰富的文化艺术是敦煌研究院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可敦煌旅游迅速发展，游客数量持续攀升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难题。莫高窟年接待游客最初只有一两万人次，而去年达到了195万人次，今年估计要超过200万人次。但莫高窟洞窟的特点是，洞窟价值特别珍贵，空间普遍狭小、材质异常脆弱、病态经常发生。游客进入洞窟，等于直接进入文物库房，对文物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如果因为开发旅游把它‘看’坏了，敦煌研究院是有严重责任的。可以说，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文物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显然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樊锦诗说，“我承认之间有矛盾，但我不回避这个矛盾，因为只有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矛盾、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我们始终坚持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加强对文物的监测，使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得到平衡发展。”
经过反复思考，敦煌研究院提出要突破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老思路，采取三个措施，即在开放的洞窟里安装传感器，对开放洞窟的游客数量、流量以及游人进去以后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确定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载量；实行预约制度。
现在，来莫高窟的游客可先到游客中心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以及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坐在电影院里就能把历史背景和文物艺术价值弄清楚，为实地洞窟参观做好准备。这样既可以提高游客欣赏艺术的效果，又可以减轻洞窟文物保护的压力，从而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在旺季，对于那些没有提前预约的游客，莫高窟也有安排，为他们开放四个洞参观，门票半价。此外，游客还可以免费参观博物馆、陈列馆、美术馆等。
2010年于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把莫高窟保护管理、旅游开发的经验、典型案例向各国遗产地传播。大会文件中提到，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与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尽管我们的做法得到了各界认可，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总会有矛盾，我们还需要继续再想办法去应对矛盾。总而言之，一定是负责任的旅游，既保护文物，也为游客‘看’得好想办法。”樊锦诗说。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