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对30余汉朝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支,后被称为“居延汉简”,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这批汉简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
自此之后,在历年考古发现中,不断在汉朝烽燧遗址中出土竹简。出土的汉简固然珍贵,比如1981年在甘肃敦煌烽燧遗址中出土的汉简,就有一条特殊法令——《击匈奴降者赏令》,从侧面解读出汉军凶猛的一个原因在于重赏,但这批汉简存在的地点却也非常值得深思。
众所周知,所谓烽燧就是我们熟知的烽火台,往往处于最前线,一般只有数人,军中地位比较低下或者说极为普通。更重要的是,这些应该都是“大老粗”的边塞军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边塞烽燧有汉简,这些军人读得懂吗?
答案非常明确: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不可能100%识字,但识字的的确不在少数!
其实,别说汉朝边塞军人了,即便到了明清之际,很多将军都是大老粗,大字不识一个,近代军队中,就有不少文盲将军。
难道汉朝拥有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显然颠覆了我们传统印象,但却能从另一个冷门角度解释汉朝强大的原因。
根据居延汉简内容,可以看到汉代边塞军人识字率确实不低,汉朝一个边境小型烽燧有9人,可能2-3人识字!
一,居延汉简中有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武器装备的登记《守备器簿》,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等。可见,一个小小边塞烽燧中,至少有一个担任文书职责的军人。
二,这批竹简中还有小学字书《仓颉篇》、《急就章》等。这些竹简的存在,说明边塞军人有学习风气。有迹象表明,汉朝是促使将士们主动去读书识字,以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
三,在一些竹简上,明显可以看到是练习书法,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是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根据出土情况,习字简数量颇多,说明烽燧军人不仅学习,而且还想提高书法。
四,在居延汉简中,还发现了一些个人债务记录、私人信件等。通过分析,学者认为是出自普通军人之手。显然,识字的普通军人也不在少数。
建国之后,在甘肃玉门关市花海乡镇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91枚汉简,内容佐证了这一判断,木简记载有诏书、簿籍、甲子表、书信等,尤其是发现小学字书《仓颉篇》字书,与居延汉简中发现的一样,都属于军人热情学习的证据。
令人奇怪的是,为何汉军识字率会如此之高?其实也很简单,汉承秦制,是以制度治国治军,值班用度行军打仗等等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所以军人想要升官,那么必须要识字,不然无法处理军务,读懂众多规章条例,以及各种军中信件。出土的里耶秦简等,证实秦朝小官文案工作非常多。
就以上述烽燧来说,入库粮食多少、每天用了多少、装备情况、值班排表等,秦汉时期都要求一一记录在案,那么烽燧军事长官虽然未必操劳此事,但肯定要识字,不然根本无法管理烽燧。
管中窥豹,通过一个小小的烽燧,可以看到整个汉军的识字率应该不会低。
不能说汉军识字就一定会比匈奴强,但一支识字的军队,无论军队组织、还是学习及利用装备的能力,往往都会比一支文盲军人更强,尤其领头的还是一只好战的狮子。
因此,从识字率这个冷门角度来看,汉军能够战胜匈奴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必然的因素。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疑问:汉朝识字率有多高?
史书上肯定没有直接答案,但却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汉朝《四民月令》中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农忙时做农活,但冬天闲暇之余却是读书,而且还是“贫子”。
《史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的是汉文帝妻子窦太后弟弟的传奇。窦太后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4、5岁时被人拐走成为奴隶,但20岁时大难不死跑到长安,听到皇后是窦太后,就觉得是自己亲姐姐,于是“上书自陈”是窦太后弟弟。而且史书记载,“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一个四五岁的贫家子,却“识其县名及姓”,而且做奴10多年后还能“上书自陈”,
其实,透过《史记》、《汉书》等,可以频繁看到小人物上书的记载。固然有些可能是找人代笔,但也可能是自己直接书写。
可见,虽然无法准确统计汉朝识字率,但通过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却可以看到汉朝人的识字率可能超出我们想象!
因此,汉朝的强大汉军的犀利,绝非单纯武器装备的先进、战争意志的坚决、战术战略的得当等原因,更有大汉帝国民众的内在素质。
令人遗憾的是,宋朝文武对立之后,武将不识字一下子仿佛成了时尚,如果武将识一点文字,就是“文武双全”。其实在秦汉时代,这只是稀松平常之事,文人上马能打仗,武将提笔下千言,文武没有明显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