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文化价值与标本意义

甘肃自然风光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标本意义。其实，敦煌的环境是艰苦的，敦煌的人口是较少的，西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38335人，东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29170人，皆不及与其毗邻的酒泉，西汉时期酒泉的人口是76726人，东汉时期酒泉的人口数史书漏载，只有户数12706户，人口数当为五万多。在古代世界，人就是生产力，敦煌这个人口较少的西北边缘之郡，绝不会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敦煌却造就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无垠的戈壁与绿洲交相辉映，大山之外是大漠，点点绿洲连接起来的道路，就是东西交往的孔道。敦煌就矗立在东西要道的中心点上，再往前就是西域，一片更为神奇的土地，也是汉帝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匈奴对西域的经营，至少要早于汉朝一百年，匈奴骑兵纵横西域诸国，控制着东西交通。张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脱匈奴的羁押前往月氏，而在回来的路上，还是被匈奴擒获，可见广大的西域、河西诸地，都在匈奴的强力控制之下。

汉朝要想走向世界，必须开发西域，把西域从匈奴的手中夺回，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作为汉朝经营西域的窗口的敦煌，重要性无与伦比，也的确赋予了敦煌太守这样的职权，故敦煌虽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经营西域的前线。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失败而归，汉武帝令其屯田敦煌，再谋西伐，在敦煌备战的时间里，敦煌的地位变的更加重要，此时的敦煌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总之，敦煌不是后人眼中的边远小城，而是窗口、前线，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

中古时代，敦煌名人辈出，位至三公亦是常事，即使后来中原发生了战乱，乃至改朝换代，而河西晏然，敦煌稳固，这群扎根西垂的人们，逐渐形成世代之家族。敦煌大族虽多以军功起家，但十分注重儒学修习，经学传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世族。其实，敦煌大族是开风气之先的一群人，他们身处各种异质文化之中，他们最先接触到从西传来的各种异质文化，他们最先完成了异质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升华，当这些拥有异质文化的人们进入中原之时，他们又将早已融合在体内的蛮夷戎狄风气引入中原，而这些所谓的异质文化、蛮夷戎狄之风，恰恰是新鲜空气，恰恰是打破平静湖面的层层涟漪。

敦煌是幸运的，自西汉设郡以来，中原虽然经历了三国纷争，两晋聚合，南北动乱，但是敦煌从未受到大范围的破坏，反而由于远离中原而成为世外桃源，避难而来的人们聚居在河西之地，独享清平，而后是隋唐时代，对于西北的重视与开发，再次提上最高议程，作为西北门户的敦煌之地繁荣依然。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河陇陷于吐蕃，敦煌的汉文化传统被截断。从汉武帝到唐玄宗，一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传承，连接起来的是中华文明最繁盛的汉唐时代，汉唐文明的精华聚汇于此，汉唐文明的根深深扎入敦煌大地，才会造就出无比灿烂的敦煌文化，展现出来的就是石窟艺术的巧夺天工，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还有藏经洞的神秘神奇。文化的繁荣使得敦煌有了底蕴、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群有文化的敦煌人的坚守，如果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延续，敦煌的辉煌灿烂如何创造，没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是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并蓄、辉煌灿烂的文明的。

但是，敦煌绝不是丝绸之路上的唯一明珠，丝绸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组合，如武威、张掖、酒泉、瓜州、龟兹、高昌、于阗、天水、庆阳、平凉等，皆是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世上不是只有一个莫高窟，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马蹄寺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等。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诸多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没有保留下来，而敦煌由于机缘巧合，为全人类保存下如此精美绝伦的瑰宝，故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但也不是唯一。

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六七万件珍贵文献文物，有写卷、绢画、拓本、供养器等，沧海遗珠，无价之宝。敦煌文献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记载了很多历史典籍没有记载或者简略记载的历史事件，是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直接证据。敦煌归义军是一个被史书记载极其简略的藩镇，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藩镇运行的诸多材料，一个可供研究的个案。

安史乱后，敦煌之地先是被吐蕃占据，而后是归义军，无论是张氏归义军，还是曹氏归义军，此时此后的敦煌，皆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甚至曹氏归义军家族本身就是粟特人，其间敦煌又受到回鹘与于阗的强烈影响，再后来是西夏对敦煌的统治时期，诸民族的文化、文献、文物都遗留在了敦煌，故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吐蕃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文物，是研究藏学、粟特学、于阗学、回鹘学、西夏学等学问的重要资料来源。

敦煌之外，丝绸之路沿线亦出土了大量汉文和少数民族文献，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吐鲁番文书、悬泉汉简、黑水城文书、库车文书等，这些文书、简牍与敦煌文献互为补充、互为鉴证，共同描绘出先民们开发西北、开拓边疆的壮丽画卷。吐鲁番地区的开发本身就是从敦煌开始的，敦煌人多迁徙至吐鲁番屯田，故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文献是紧密相联的。悬泉汉简主要是汉晋时代敦煌郡悬泉置的驿站文书，是丝路畅通、中西交流的档案见证。黑水城文书主要是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和印本,是研究此时期丝路文化交流的宝库。库车文书是库木吐喇石窟附近佛塔废墟中挖出的古代梵语、婆罗谜文写本，有印度古代医方选集、骰子占卜文书等，反映的亦是东西文明之间的交流盛况。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

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

讲好敦煌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敦煌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家园，各民族在敦煌长期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粟特人、吐蕃人、于阗人、回鹘人、西夏人的形象，至今还伫立在壁画之中。岁月变迁，时光流转，虔诚的吐蕃王子，繁忙的粟特商人，美艳的回鹘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农夫，嬉闹的儿童，转瞬千年，美丽依旧。

敦煌是诸宗教和平共处的地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曾在这里流行，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汉文景教文书《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景教志安乐经》，还保存有汉字摩尼教经典，即《下部赞》《摩尼光佛法仪略》和《摩尼教残经》，在一个佛教建筑中，在一个佛经为主的藏经洞中，竟然会保存有景教、摩尼教的经典，这种并行不悖，所反映的不正是敦煌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吗？

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和而不同、百花齐放，正是这种推己及人、兼收并蓄的优秀民族品格，中华文明才能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继承和弘扬兼收并蓄的敦煌文化精髓，既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和谐包容，才是处理文明间冲突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才会